国学杏林典籍学堂—若想心如明镜，必当饱读诗书。中医基础知识入门自学书籍下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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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文史通义》原文下载，《文史通义》清·章学诚
文史通义
章学诚是清乾嘉间的学者，他一生穷困交迫，靠教学和帮地方官编方志等过生活。而能力学不倦，终于有成，是值得我们敬仰的。
他的著作很多，最重要的便是《文史通义》，实际上应该包括《校雠通义》和《方志略例》。主要的内容在讨论史学、辞章、整理图书文献的方法及怎样撰写成功的地方史。因为本书所讨论的多是学术方面的原理和方法，很难把他用通俗的文字，做浅近的介绍。
写的方式，既不是选几篇代表性的作品，加以注释，语译，也不是综合性的叙述，而是采折衷的方式。就是某一章节，以一两篇的原著为主，叙述其大意，而参照有关的篇章，加以补充。章氏去今已两百年，这两百年间，受西方文化冲击，学术研究的方法、取材、观念，都有了相当变化，笔者也略加补充和批评。希望能透过这本书，进而读章氏的原著。.
卷一内篇一
或曰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，则既闻命矣。《易》以道阴阳，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。曰：闻诸夫子之言矣。“夫《易》开物成务，自天下之道，”“知来藏往，吉凶与民同患，”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；象天法地，“是兴神物，以前民用，”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。
《周官》太卜掌三《易》之法，夏曰《连山》，殷曰《归藏》，周曰《周易》，各有其象与数，各殊其变与占，不相袭也。然三《易》各有所本，《大传》所谓庖羲、神农与黄帝、尧、舜是也；《归藏》本庖羲，《连山》本神农，《周易》本黄帝。由所本而观之，不特三王不相袭，三皇、五帝亦不相沿矣。盖圣人首出御世，作新视听，神道设教，以弥纶乎礼、乐、刑、政之所不及者，一本天理之自然，非如后世托之诡异妖祥，谶纬术数，以愚天下也。
夫子曰：“我观夏道，杞不足征，吾得夏时焉；我观殷道，宋不足征，吾得坤乾焉。”夫夏时，夏正书也；坤乾，《易》类也。夫子憾夏、商之文献无所征矣，而坤乾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于夏、商之所得；则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，盖与治历明时，同为一代之法宪，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，离事物而特著一书，以谓明道也。夫悬象设教与治历授时，天道也；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与刑、政、教、令，人事也。天与人参，王者治世之大权也。 韩宣子之聘鲁也，观书于太史氏，得见《易》象、《春秋》，以为周礼在鲁。
夫《春秋》乃周公之旧典，谓周礼之在鲁可也。《易》象亦称周礼，其为政教典章，切于民用而非一已空言，自垂昭代而非相沿旧制，则又明矣。夫子曰：“《易》之兴也，其于中古乎？作《易》者，其有忧患乎？”顾氏炎武尝谓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，不名为《易》。太卜所谓三《易》，因《周易》而牵连得名。
今观八卦起于伏羲，《连山》作于夏后，而夫子乃谓《易》兴于中古，作《易》之人独指文王，则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不名为“易”，又其征矣。
或曰：文王拘幽，未尝得位行道，岂得谓之作《易》以垂政典欤？曰：八卦为三《易》所同，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辞，商道之衰，文王与民同其忧患，故反覆于处忧患之道而要于无咎，非创制也。周武既定天下，遂名《周易》，而立一代之典教，非文王初意所计及也。夫子生不得位，不能创制立法，以前民用，因见《周易》之于道法，美善无可复加，惧其久而失传，故作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诸传，以申其义蕴，所谓述而不作，非力有所不能，理势固有所不可也。 后儒拟《易》，则亦妄而不思之甚矣。彼其所谓理与数者，有以出《周易》之外邪？无以出之，而惟变其象数法式，以示与古不相袭焉；此王者宰制天下，作新耳目，殆如汉制所谓色黄数五，事与改正朔而易服色者为一例也。扬雄不知而作，则以九九八十一者，变其八八六十四矣。后代大儒，多称许之，则以其数通于治历，而蓍揲合其吉凶也。夫数乃古今所共，凡明于历学者，皆可推寻，岂必《太玄》而始合哉？蓍揲合其吉凶，则又阴阳自然之至理。诚之所至，探筹钻瓦，皆可以知吉凶，何必支离其文，艰深其字，然后可以知吉凶乎？《元包》妄托《归藏》，不足言也。司马《潜虚》，又以五五更其九九，不免贤者之多事矣。
故六经不可拟也。先儒所论，仅调畏先圣而当知严惮耳。此指扬氏《法言》，王氏《中说》，诚为中其弊矣。若夫六经，皆先王得位行道，经纬世宙之迹，而非托于空言。故以夫子之圣，犹且述而不作。如其不知妄作，不特有拟圣之嫌，抑且蹈于僭窃王章之罪也，可不慎欤！
易教中孔仲达曰：“夫《易》者，变化之总名，改换之殊称。”先儒之释《易》义，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。得其说而进推之，《易》为王者改制之巨典，事与治历明时相表里，其义昭然若揭矣。许叔重释“易”文曰：“蜥易，守宫，象形。秘书说，‘日月为易’，象阴阳也。”《周官》太卜，掌三《易》之法。郑氏注：“易者，揲蓍变易之数可占者也。”朱子以谓：“《易》有交易变易之义。”是皆因文生解，各就一端而言，非当日所以命《易》之旨也。
三《易》之名，虽始于《周官》，而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，可并名《易》，《易）不可附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而称为三连三归者，诚以《易》之为义，实该羲、农以来不相沿袭之法数也。易之初见于文字，则帝典之“平在朔易”也。孔《传》谓岁改易，而周人即取以名揲卦之书，则王者改制更新之大义，显而可知矣。《大传》曰：“生生之谓易。”韩康伯谓“阴阳转易，以成化生”。
此即朱子交易、变易之义所由出也。三《易》之文虽不传，今观《周官》太卜有其法，《左氏》记占有其辞，则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。皆有交易、变易之义。是羲、农以来，《易》之名虽未立，而《易》之意已行乎其中矣。
上古淳质，文字无多，固有具其实而未著其名者。后人因以定其名，则彻前后，而皆以是为主义焉，一着其名之向著者，此亦其一端也。
钦明之为敬也，允塞之为诚也，历象之为历也，历彖之历，作推步解，非历书之名。皆先具其实而后著之名也。《易。革。象》曰：“泽中有火，君子以治历明时。”其《彖》曰：“天地革而四时成，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”历自黄帝以来，代为更变，而夫子乃为取象于泽火，且以天地改时、汤武革命为革之卦义，则《易》之随时废兴，道岂有异乎？《易》始羲、农而备于成周，历始黄帝而递变于后世；上古详天道，而中古以下详人事之大端也。然卦气之说，虽创于汉儒，而卦序卦位，则已具函其终始，则疑大挠未造甲子以前，羲、农即以卦画为历象，所谓天人合于一也。《大传》曰：“古者，庖羲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。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”此黄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创造也。观于羲和分命，则象法文宜，其道无所不备，皆用以为授人时也。是知上古圣人，开天创制，立法以治天下，作《易》之与造历，同出一源，未可强分孰先孰后。
故《易》曰：“开物成务，冒天下之道。”《书》曰：“平秩敬授，作讹成易。”皆一理也。
夫子曰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又曰：“吾学周礼，今用之，吾从周。”学《易》者，所以学周礼也，韩宣子见《易。象》、《春秋》，以为周礼在鲁。夫子学《易》而志《春秋》，所谓学周礼也。夫子语颜渊曰：“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辂，眼周之冕，乐则《韶》舞。”是斟酌百王，损益四代，为万世之圭臬也。历象递变，而夫子独取于夏时；筮占不同，而夫子独取于《周易》。此三代以后，至今循行而不废者也。然三代以后，历显而《易》微；历存于官守，而《易》流于师传；故儒者敢于拟《易》，而不敢造历也。历之薄蚀盈亏，有象可验，而《易》之吉凶悔吝，无迹可拘；是以历官不能穿凿于私智，而《易》师各自为说，不胜纷纷也。故学《易》者，不可以不知天。
易教下《易》之象也，《诗》之兴也，变化而不可方物矣；《礼》之官也，《春秋》之例也，谨严而不可假借矣。夫子曰：“天下同归而殊途，一致而百虑。”君子之于六艺，一以贯之，斯可矣。物相杂而为之文，事得比而有其类。知事物名义之杂出而比处也，非文不足以达之，非类不足以通之，六艺之文，可以一言尽也。夫象欤，兴欤，例欤，官欤，风马牛之不相及也，其辞可谓文矣，其理则不过曰通于类也。故学者之要，贵乎知类。
象之所包广矣，非徒《易》而已，六艺莫不兼之。盖道体之将形而未显者也。雎鸠之于好逑，樛木之于贞淑，甚而熊蛇之于男女，象之通于《诗》也。五行之征五事，箕毕之验雨风，甚而傅岩之人梦赉，象之通于书也。古官之纪云鸟，《周官》之法天地四时，以至龙翟章衣，熊虎志射，象之通于《礼》也；歌阶阴阳，舞分文武，以至磬念封疆，鼓思将帅，象之通于《乐》也；笔削不废灾异，《左氏》遂广妖祥，象之通于《春秋》也。《易》与天地准，故能弥纶天地之道。
万事万物，当其自静而动，形迹未彰而象见矣。
故道不可见，人求道而恍若有见者，皆其象也。
有天地自然之象，有人心营构之象。天地自然之象，《说卦》为天为圜诸条，约略足以尽之。人心营构之象，睽车之载鬼，翰音之登天，意之所至，元不可也。然而心虚用灵，人累于天地之间，不能不受阴阳之消息。心之营构，则情之变易为之也。情之变易，感于人世之接构，而乘于阴阳倚伏为之也。是则人心营构之象，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。 《易》象虽包六艺，与《诗》之比兴，尤为表里。夫《诗》之流别，盛于战国人文，所谓长于讽喻，不学《诗》，则无以言也。然战国之文，深于比兴，即其深于取象者也。《庄》、《列》之寓言也，则触蛮可以立国，蕉鹿可以听讼；《离骚》之抒愤也，则帝阙可上九天，鬼情可察九地。他若纵横驰说之士，飞钳捭阖之流，徒蛇引虎之营谋，桃梗土偶之问答，愈出愈奇，不可恩议。然而指迷从道，固有其功；饰奸售欺，亦受其毒。故人心营构之象，有吉有凶，宜察天她自然之象，而衷之以理，此《易》教之所以范天下也。
诸子百家，不衷大道，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，则以本原所出，皆不外于《周官》之典守。其支离而不合道者，师失官守，未流之学，各以私意恣其说尔，非于先王之道，全无所得，而自树一家之学也。至于佛氏之学，来自西域，毋论彼非世官典守之遗，且亦生于中国，言语不通，没于中国，文字未达也。
然其所言与其文字，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，殆较诸子百家为尤盛。反复审之，而知其本原出于《易》教也。盖其所谓心性理道，名目有殊，推其义指，初不异于圣人之言。其异于圣人者，惟舍事物而别见有所谓道尔。至于丈六金身，庄严色相，以至天堂清明，地狱阴惨，天女散花，夜又披发，种种诡幻，非人所见，儒者斥之为妄，不知彼以象教，不啻《易》之龙血玄黄，张弧载鬼。是以阎摩变相，皆即人心营构之象而言，非彼造作诳诬以惑世也。至于末流失传，凿而实之，夫妇之愚，偶见形于形凭于声者，而附会出之，遂谓光天之下，别有境焉。儒者又不察其本末，攘臂以争，愤若不共戴天、而不知非其实也。令彼所学，与夫文字之所指拟，但切入于人伦之所日用，即圣人之道也。以象为教，非无本也。
《易》象通于《诗》之比兴，《易》辞通于《春秋》之例。严天泽之分，则二多誉，四多惧焉；谨治乱之际，则阳君子，阴小人也。杜微渐之端，垢一阴，而已惕女壮，临二阳，而即虑八月焉。慎名器之假，五戒阴柔，三多危惕焉。至于四德尊，元而无异称，亨有小亨，利贞有小利贞，贞有贞吉、贞凶，吉有元吉，悔有悔亡，咎有无咎，一字出入，谨严甚于《春秋》。盖圣人于天人之际，以谓甚可畏也。《易》以天道而切人事，《春秋》以人事而协天道，其义例之见于文辞，圣人有戒心焉。 书教上《周官》外史，掌三皇、五帝之书。今存虞、夏、商、周之策而已，五帝仅有二，而三皇无闻焉。左氏所谓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，今不可知，未知即是其书否也？以三王之誓、诰、贡、范诸篇，推测三皇诸帝之义例，则上古简质，结绳未远：文字肇兴，书取足以达微隐、通形名而已矣。因事命篇，本无成法，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，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。夫子叙而述之，取其疏通知运，足以垂教矣。世儒不达，以谓史家之初祖，实在《尚书》，因取后代一成之史法，纷纷拟《书》者，皆妄也。
三代以上之为史，与三代以下之为史，其同异之故可知也。三代以上，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，三代以下，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。夫记注无成法，则取材也难；撰述有定名，则成书也易。成书易，则文胜质矣；取材难，则伪乱真矣。伪乱真而文胜质，史学不亡而亡矣。良史之才，间世一出，补偏救弊，惫且不支。非后人学识不如前人，《周官》之法亡，而《尚书》之教绝，其势不得不然也。
《周官》三百六十，具天下之纤析矣。然法具于官，而官守其书。观于六卿联事之义，而知古人之于典籍，不惮繁复周悉，以为记注之备也。即如六典之文，繁委如是，太宰掌之，小宰副之，司会、司书、太史又为各掌其贰，则六曲之文，盖五倍其副贰，而存之于掌故焉。其他篇籍，亦当称是。
是则一官失其守，一典出于水火之不虞，他司皆得藉征于副策，斯非记注之成法详于后世欤？汉至元、成之间，典籍可谓备矣。然刘氏七略，虽溯六典之流别，亦已不能具其官；而律令藏于法曹，章程存于故府，朝仪守于太常者，不闻石渠天禄别储副贰，以备校司之讨论，可谓无成法矣。汉治最为近古，而荒略如此，又何怪乎后世之文章典故，杂乱而无序也哉？
孟子曰：“王者之迹息而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”盖言王化之不行也，推原《春秋》之用也。不知《周官》之法废而《书》亡，《书》亡而后《春秋》作。则言王章之不立也，可识《春秋》之体也。何谓《周官》之法废而《书》亡哉？盖官礼制密，而后记注有成法；记注有成法，而后撰述可以无定名。以谓纤悉委备，有司具有成书，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，笔而著之，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；而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贡、范、官、刑之属，详略去取，惟意所命，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，斯《尚书》之所以经世也。至官礼废，而记注不足备其全；《春秋》比事以属辞，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。与夫百国之宝书，以备其事之始末，其势有然也。马、班以下，演左氏而益畅其支焉。所谓记注无成法，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。故曰：王者迹息而《诗》亡，见《春秋》之用；《周官》法废而《书》亡，见《春秋》之体也。
《记》曰：“左史记言，右史记动。”其职不见于《周官》，其书不传于后世，殆礼家之愆文欤？后儒不察，而以《尚书》分属记言，《春秋》分属记事，则失之甚也。夫《春秋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，则左氏所记之言，不啻千万矣。《尚书》典、谟之篇，记事而言亦具焉；训、诰之篇，记言而事亦见焉。古人事见于言，言以为事，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。刘知几以二典、贡、范诸篇之错出，转讥《尚书》义例之不纯，毋乃因后世之空言，而疑古人之实事乎！《记》曰：“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。”岂曰记言之谓哉？
六艺并立，《乐》亡而入于《诗》、《礼》，《书》亡而入于《春秋》，皆天时人事，不知其然而然也。《春秋》之事，则齐桓、晋文，而宰孔之命齐侯，王子虎之命晋侯，皆训、诰之文也，而左氏附传以翼经；夫子不与《文侯之命》同著于篇，则《书》入《春秋》之明证也。马迁绍法《春秋》，而删润典谟，以入纪传；班固承迁有作，而《禹贡》取冠《地理》，《洪范》特志《五行》，而《书》与《春秋》不得不合为一矣。后儒不察，又谓纪传法《尚书》，而编年法《春秋》，是与左言右事之强分流别，又何以异哉？
书教中《书》无定体，故易失其传；亦惟《书》无定体，故托之者众。周末文胜，官礼失其职守，而百家之学，多争托于三皇、五帝之书矣。艺植托于神农，兵法、医经托于黄帝，好事之徒，传为《三坟》之逸书而《五典》之别传矣。不知书固出于依托，旨亦不尽无所师承，官礼政举而人存，世氏师传之掌故耳。惟“三”、“五”之留遗，多存于《周官》之职守，则外史所掌之书，必其籍之别具，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。左氏之所谓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，或其概而名之，或又别为一说，未可知也。必欲确指如何为三皇之坟，如何为五帝之典，则凿矣。
《逸周书》七十一篇，多官礼之别记与《春秋》之外篇，殆治《尚书》者杂取以备经书之旁证耳。刘、班以谓孔子所论百篇之余，则似逸篇，初与典、谟、训、诰，同为一书，而孔子为之删彼存此耳。毋论其书文气不类，醇驳互见，即如《职方》、《时训》诸解，明用经记之文，《太子晋解》，明取春秋时事，其为外篇别记，不待繁言而决矣。而其中实有典言宝训，识为先王誓、诰之遗者，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，而不可遽为删略之余也。夫子曰：“信而好古。”先王典诰，衰周犹有存者，而夫子删之，岂得为好古哉？
惟《书》无定体，故《春秋》官礼之别记外篇，皆得从而附合之，亦可明《书》教之流别矣。
《书》无定体，故附之者杂。后人妄拟《书》以定体，故守之也拘。古人无空言，安有记言之专书哉？汉儒误信《玉藻》记文，而以《尚书》为记言之专书焉。于是后人削趾以适屦，转取事文之合者，削其事而辑录其文，以为《尚书》之续焉，若孔氏《汉、魏尚书》、王氏《续书》之类皆是也。
无其实，而但貌古人之形似，譬如画饼饵之不可以充饥。况《尚书》本不止于记言，则孔衍、王通之所拟，并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。刘知几尝患史策记事之中，忽间长篇文笔，欲取君上诏诰，臣工奏章，别为一类，编次纪传史中，略如书志之各为篇目，是刘亦知《尚书》折而入《春秋》矣。然事言必分为二，则有事言相贯、质与文宣之际，如别自为篇，则不便省览，如仍然合载，则为例不纯；是以刘氏虽有是说，后人讫莫之行也。至如论事章疏，本同口奏，辨难书牍，不异面论，次于纪传之中，事言无所分析，后史恪遵成法可也。乃若扬、马之辞赋，原非政言，严、徐之上书，亦同献颂，邹阳、枚乘之纵横，杜钦、谷永之附会，本无关于典要，马、班取表国华，削之则文采灭如，存之则纪传猥滥，斯亦无怪刘君之欲议更张也。
杜氏《通典》为卷二百，而《礼典》乃人门之一，已占百卷，盖其书本官礼之遗，宜其于礼事加详也。然叙典章制度，不异诸史之文，而礼文疑似，或事变参差，博士经生，折中详议，或取哉而径行，或中格而未用，人于正文，则繁复难胜，削而去之，则事理未备。杜氏并为采辑其文，附著礼门之后，凡二十余卷，可谓穷天地之际，而通古今之变者矣。史迁之书，盖于《秦纪》之后，存录秦史原文。惜其义例未广，后人亦不复踵行，斯并记言记事之穷，别有变通之法，后之君子所宜参取者也。
滥觞流为江河，事始简而终巨也。东京以还，文胜篇富，史臣不能概见于纪传，则汇次为《文苑》之篇。文人行业无多，但著官阶贯系，略如《文选》人名之注，试榜履历之书，本为丽藻篇名，转觉风华消索；则知一代文章之盛，史文不可得而尽也。萧统《文选》以还，为之者众，今之尤表表者，姚氏之《唐文粹》，吕氏之《宋文鉴》，苏氏之《元文类》，并欲包括全代，与史相辅，此则转有似乎言事分书，其实诸选乃是春华，正史其秋实尔。
四部既分，集林大畅。文人当诰，则内制外制之集，自为编矣。宰相论思，言官白简，卿曹各言职事，阃外料敌善谋，陆贽《奏议》之篇，苏轼进呈之策，又各著于集矣。萃合则有名臣经济、策府议林，连编累牍，可胜数乎！大抵前人著录，不外别集、总集二条，盖以一人文字观也。其实应隶史部，追源当系《尚书》；但训、诰乃《尚书》之一端，不得如汉人之直以记言之史目《尚书》耳。 名臣章奏，隶于《尚书》，以拟训诰，人所易知。撰辑章奏之人，宜知训诰之记言，必叙其事，以备所言之本末，故《尚书》无一空言，有言必措诸事也。
后之辑章奏者，但取议论晓畅，情辞慨切，以为章奏之佳也，不备其事之始末，虽有佳章，将何所用？文人尚华之习见，不可语于经史也。班氏董、贾二传，则以《春秋》之学为《尚书》也，即《尚书》折入《春秋》之证也。其叙贾、董生平行事。无意求详，前后寂寥数言，不过为政事诸疏、天人三策备始末尔。噫！
观史裁者，必知此意，而始可与言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之学各有其至当，不似后世类钞征事，但知方圆求备而已也。
书教下《易》曰：“蓍之德圆而神，卦之德方以智。”间尝窃取其义，以概古今之载籍。撰述欲其圆而神，记注欲其方以智也。夫智以藏往，神以知来，记注欲往事之不忘，撰述欲来者之兴起。故记注藏往似智，而撰述知来拟神也。藏往欲其赅备无遗，故体有一定，而其德为方；知来欲其决择去取，故例不拘常，而其德为圆。《周官》三百六十，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。
然诸史皆掌记注，而未尝有撰述之官；祝史命告，未尝非撰述，然无撰史之人。如《尚书》警诰，自出史职，至于帝典诸篇，并无应撰之官。则传世行远之业，不可拘于职司，必待其人而后行，非圣哲神明，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，不足以与此。此《尚书》之所以无定法也。
《尚韦》、《春秋》，皆圣人之典也。《尚书》无定法。而《春秋》有成例。故《书》之支裔，折入《春秋》。而《书》无嗣音。有成例者易循，而无定法者难继，此人之所知也。然圆神方智，自有载籍以还，二者不偏废也。
不能究六艺之深耳，未有不得其遗意者也。史氏继《春秋》而有作，莫如马、班，马则近于圆而神，班则近于方以智也。
《尚书》一变而为左氏之《春秋》，《尚书》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，以纬经也。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，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，以搜逸也。 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，迁书通变化，而班氏守绳墨，以示包括也。就形貌而言，迁书远异左氏，而班史近同迁书。盖左氏体直，自为编年之祖；而马、班曲备，皆为纪传之祖也。推精微而言，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，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。盖迁书体圆用神，多得《尚书》之遗；班氏体方用智，多得官礼之意也。 迁书纪、表、书、传，本左氏而略示区分，不甚拘拘于题目也。《伯夷列传》乃七十篇之序例，非专为伯夷传也。《屈贾列传》所以恶绛、灌之谗，其叙屈之文，非为屈氏表忠，乃吊贾之赋也。《仓公》录其医案，《货殖》兼书物产，《龟策》但言卜筮，亦有因事命篇之意，初不沾沾为一人具始末也。《张耳陈余》，因此可以见彼耳。《盂子荀卿》，总括游士著书耳。名姓标题、往往不拘义例，仅取名篇，譬如《关雎》、《鹿鸣》，所指乃在嘉宾淑女，而或且讥其位置不伦，如孟子与三邹子。或又摘其重复失检，如子贡已在《弟子传》，又见于《货殖》。不知古人著书之旨，而转以后世拘守之成法，反訾古人之变通，亦知迁书体圆而用神，犹有《尚书》之遗者乎！ 迁《史》不可为定法，固《书》因迁之体，而为一成之义例，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。三代以下，史才不世出，而谨守绳墨，待其人而后行，势之不得不然也。 然而固《书》本撰述而非记注，则于近方近智之中，仍有圆且神者，以为之裁制，是以能成家，而可以传世行远也。后史失班史之意，而以纪、表、志、传，同于科举之程式，官府之簿书，则于记注撰述，两无所似，而古人著书之宗盲。不可复言矣。史不成家，而事文皆晦，而犹拘守成法，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。
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！
历法久则必差，推步后而愈密，前人所以论司天也；而史学亦复类此。
《尚书》变而为《春秋》，则因事命篇，不为常例者，得从比事属辞为稍密矣。《左》、《国》变而为纪传，则年经事纬，不能旁通者，得从类别区分为益密矣。纪传行之千有余年，学者相承，殆如夏葛冬裘，渴饮饥食，无更易矣。然无别识心哉，可以传世行远之具，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，不敢稍变；如治胥吏之簿书，繁不可删。以云方智，则冗复疏舛，难为典据；以云圆神，则芜滥浩瀚，不可诵识。盖族史但知求全于纪、表、志、传之成规，而书为体例所拘，但欲方圆求备，不知纪传原本《春秋》，《春秋》原合《尚书》之初意也。《易》曰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”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，而演习既久，先王之大经大法，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，易可不恩所以变通之道欤？
左氏编年，不能曲分类例，《史》、《汉》纪、表、传、志，所以济类例之穷也。族史转为类例所拘，以致书繁而事晦：亦犹训诂注疏，所以释经，俗师反溺训诂注疏而晦经旨也。夫经为解晦，当求无解之初；史为例拘，当求无例之始。例自《春秋》左氏始也，盍求《尚书》未入《春秋》之初意欤？
神奇化臭腐，臭腐复化为神奇，解《庄》书者，以谓天地自有变化，人则从而奇腐云耳。事屡变而复初，文饰穷而反质，天下自然之理也。《尚书》圆而神，其于史也，可谓天之至矣。非其人不行，故折入左氏，而又合流于马、班，盖自刘知几以还，莫不以谓书教中绝，史官不得衍其绪矣。又自《隋。经籍志》著录，以纪传为正史，编年为古史，历代依之，遂分正附，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。则马、班之史，以支子而嗣《春秋》，荀悦、袁宏，且以左氏大宗，而降为旁庶矣。
司马《通鉴》病纪传之分，而合之以编年。袁枢《纪事本末》又病《通鉴》之合，而分之以事类。按本末之为体也，因事命篇，不为常格；非深知古今大体，天下经纶，不能网罗隐括，无遗无滥。文省于纪传，事豁于编年，决断去取，体圆用神，斯真《尚书》之遗也。在袁氏初无其意，且其学亦未足与此，书亦不尽合于所称。故历代著录诸家，次其书于杂史。自属纂录之家，便观览耳。但即其成法，沉恩冥索，加以神明变化，则古史之原，隐然可见。书有作者甚浅，而观者甚深，此类是也。故曰：神奇化臭腐，而臭腐复化为神奇，本一理耳。
夫史为记事之书。事万变而不齐，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，则必因事命篇，不为常例所拘，而后能起讫自如，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。此《尚书》之所以神明变化，不可方物。降而左氏之传，已不免于以文徇例，理势不得不然也。以上古神圣之制作，而责于晚近之史官，岂不悬绝欤！不知经不可学而能，意固可师而仿也。且《尚书》固有不可尽学者也，即《纪事本末》，不过纂录小书，亦不尽取以为史法，而特以义有所近，不得以辞害意也。斟酌古今之史，而定文质之中，则师《尚书》之意，而以迁《史》义例，通左氏之裁制焉，所以救纪传之极弊，非好为更张也。 纪传虽创于史迁，然亦有所受也。观于《太古年纪》、《夏殷春秋》、《竹书纪年》，则本纪编年之例，自文字以来，即有之矣。《尚书》为史文之别具，如用左氏之例，而合于编年，即传也。以《尚书》之义，为《春秋》之传，则左氏不致以文徇例，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。以《尚书》之义，为迁《史》之传，则八书三十世家，不必分类，皆可仿左氏而统名曰传。或考典章制作，或叙人事终始，或究一人之行，即列传本体。或合同类之事，或录一时之言，训语之类。或著一代之文，因事命篇，以纬本纪。则较之左氏翼经，可无局于年月后先之累；较之迁《史》之分列，可无歧出互见之烦。又省而事益加朋，例简而义益加精，岂非文质之适宜，古今之中道欤？至于人名事类，合于本末之中，难于稽检，则别编为表，以经纬之；天象地形，舆眼仪器，非可本末该之，且亦难以文字著者，别绘为图，以表明之。盖通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之本原，而拯马《史》、班《书》之流弊，其道莫过于此。 至于创立新裁，疏别条目，较古今之述作，定一书之规模，别具《圆通》之篇，此不具言。
邵氏晋涵云：纪传史裁，参仿袁枢，是貌同心异。以之上接《尚书》家言，是貌异心同。是篇所推，于六艺为支子，于史学为大宗；于前史为中流砥柱，于后学为蚕丛开山。
诗教上同衰文弊，六艺道息，而诸子争鸣。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，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，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；故论文于战国，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。战国之文，奇邪错出，而裂于道，人知之；其源皆出于六艺，人不知也。
后世之文，其体皆备于战国，人不知；其源多出于《诗》教，人愈不知也。
知文体备于战国，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；知诸家本于六艺，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；知战国多出于《诗》教，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；可与论六艺之文，而后可与离文而见道；可与离文而见道，而后可与奉道而折诸家之文也。
战国之文，其源皆出于六艺。何谓也？曰：道体无所不该，六艺足以尽之。诸子之为书，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，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，而后乃能恣肆其说，以成一家之言也。所谓一端者，无非六艺之所该，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，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，而出辞必衷于是也。《老子》说本阴阳，《庄》、《列》寓言假象，《易》教也。邹衍侈言天地，关尹推衍五行，《书》教也。管、商法制，义存政典，《礼》教也。申、韩刑名，旨归赏罚，《春秋》教也。其他杨、墨、尹文之言，苏、张、孙、吴之术，辨其源委，挹其旨趣，九流之所分部，《七录》之所叙论，皆于物曲人官，得其一致，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。
战国之文，既源于六艺。又谓多出于《诗》教，何谓也？曰：战国者，纵横之世也。纵横之学，本于古者行人之官。观春秋之辞命，列国大夫，聘问诸侯，出使专对，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。至战国而抵掌揣摩，腾说以取富贵，其辞敷张而扬厉，变其本而加恢奇焉，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。孔子曰：“诵诗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奚为？”是则比兴之旨，讽喻之义，固行人之所肄也。纵横者流，推而衍之，是以能委折而入情，微婉而善讽也。九流之学，承官曲于六典，虽或原于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其质多本于礼教，为其体之有所该也。及其出而用世，必兼纵横，所以文其质也。古之文质合于一，至战国而各具之，质当其用也，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，周衰文弊之效也。故曰：战国者，纵横之世也。
后世之文，其体皆备于战国。何谓也？曰：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，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。文集者，辞章不专家，而萃聚文墨，以为蛇尤之菹也。后贤承而不废者，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。经学不专家，而文集有经义；史学不专家，而文集有传记：立言不专家，即诸子书也。而文集有论辨。后世之文集，舍经义与传记、论辨之三体，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，而辞章实备于战国，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。学者不知，而溯挚虞所裒之《流别》，挚虞有《文章流别传》。甚且以萧梁《文选》，举为辞章之祖也，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。
今即《文选》诸体，以征战国之赅备。挚虞《流别》，孔逭《文苑》，今俱不传，故据《文选》。京都诸赋，苏、张纵横六国，侈陈形势之遗也。
《上林》、《羽猎》，安陵之从田，龙阳之同钧也。《客难》、《解嘲》，屈原之《渔父》、《卜居》，庄周之惠施问难也。韩非《储说》，比事征偶，《连珠》之所肇也。前人已有言及之者。而或以为始于傅毅之徒，非其质矣。
孟子问齐王之大欲，历举轻暖肥甘，声音采色，《七林》之所启也。而或以为刨之枚乘，忘其祖矣。邹阳辨谤于梁王，江淹陈辞于建平，苏秦之自解忠信而获罪也。《过秦》、《王命》、《六代》、《辨亡》诸论，抑扬往复，诗人讽谕之旨，孟、荀所以称述先王，儆时君也。屈原上称帝喾，中述汤、武，下道齐桓，亦是。淮南宾客，梁苑辞人，原、尝、申、陵之盛举也。东方、司马，侍从于西京，徐、陈、应、刘，征逐于邺下，谈天雕龙之奇观也。
遇有升沉，时有得失，畸才汇于末世，利禄萃其性灵，廊庙山林，江湖魏阙，旷世而相感，不知悲喜之何从，文人情深于《诗》、《骚》，古今一也。
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，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，其言信而有征矣。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。何谓也？曰：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，官师守其典章，史臣录其职载。文字之道，百官以之治，而万民以之察，而其用已备矣。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，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，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。
详见外篇《较雠略。著录先明大道论》，道不行而师儒立其教，我夫子之所以功贤尧舜也。然而予欲无言，无行不与，六艺存周公之旧典，夫子未尝著述也。 《论语》记夫子之微言，而曾子、子思，俱有述作以垂训，至孟子而其文然后闳肆焉，著述至战国而始专之明验也。《论语》记曾子之没，吴起尝师《曾子》，则《曾子》没于战国初年而《论语》成于战国之时明矣，春秋之时，管子尝有书矣；《鬻子》、《晏子》，后人所托。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，则犹周公之有《官礼》也。记管子之言行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缉，而非管仲所著述也。或谓管仲之书，不当称桓公之谥，阎氏若璩又谓后人所加，非《管子》之本文。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，皆是后人缀辑，详《诸子》篇，兵家之有《太公阴符》，医家之有《黄帝素问》，农家之《神农》、《野老》，先儒以谓后人伪撰，面依托乎古人。其言似是，而推究其旨，则亦有所未尽也。盖末数小技，造端皆始于圣人，苟无微言要旨之授受，则不能以利用千古也。三代盛时，备守人官物曲之世氏，是以相传以口耳，而孔、孟以前，未尝得见其书也。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，通其学者，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，中或不能无得失，要其所自，不容遽昧也。
以战国之人，而述黄、农之说，是以先儒辨之文辞，而断其伪托也；不知古初无著述。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。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，及四方之志，与孔子所术六艺旧典，皆非著述一类，其说已见于前。实非有所伪托也。然则著述始专于战国，盖亦出于势之不得不然矣。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，而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。
后人无前人之不得已，而惟以好尚逐于文辞焉，然犹自命为著述。是以战国为文章之盛，而衰端亦已兆于战国也。 诗教下或曰：若是乎三代以后，六艺惟《诗》教为至广也。敢问文章之用，莫盛于《诗》乎？曰：岂特三代以后为然哉？三代以前，《诗》教未尝不广也。
夫子曰：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”古无私门之著述，未尝无达衷之言语也。
惟托于声音，而不著于文字，故秦人禁《诗》、《书》，《书》阙有间，而《诗》篇无有散失也。后世竹帛之功，胜于口耳；而古人声音之传，胜于文字；则古今时异，而理势亦殊也。自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，三代文质，出于一也。世之盛也，典章存于官守，《礼》之质也；情志和于声诗，乐之文也。 迨其衰也，典章散而诸子以术鸣。故专门治术，皆为《官礼》之变也。情志荡，而处士以横议，故百家驰说，皆为声《诗》之变也。名、法、兵、农、阴阳之类，主实用者，谓之专门治术，其初各有职掌，故归于官，而为礼之变也。谈天、雕龙、坚白、异同之类，主虚理者，谓之百家驰说。其言不过达其情志，故归于诗，而为乐之变也。战国之文章，先王礼乐之变也。六艺为《官礼》之遗，其说亦详外篇《校雠略》中《著录先明大道论》。然而独谓《诗》教广于战国者，专门之业少，而纵横腾说之言多。后世专门子术之书绝伪体子书，不足言也，而文集繁，虽有醇驳高下之不同，其究不过自抒其情志。故曰：后世之文体，皆备于战国，而《诗》教于斯可谓极广也。学者诚能博览后世之文集，而想见先王礼乐之初焉，庶几有立而能言，学问有主即是立，不尽如朱子所云肌肤筋骸之束而已也。可以与闻学《诗》学《礼》之训矣。
学者惟拘声韵为之诗，而不知言情达志，敷陈讽谕，抑扬涵泳之文，皆本于《诗》教。是以后世文集繁，而纷坛承用之文，相与沿其体，而莫由知其统要也。 至于声韵之文，古人不尽通于《诗》，而后世承用诗赋之属，亦不尽出六义之教也，其故亦备于战国。是故明于战国升降之体势，而后礼乐之分可以明，六艺之教可以别；《七略》九流诸子百家之言，可以导源而浚流；两汉、六朝、唐、宋、元、明之文，可以畦分而塍别；官曲术业，声诗辞说，口耳竹帛之迁变，可坐而定矣。
演畴皇极，训、诰之韵者也，所以便讽诵，志不忘也；六象赞言，《爻》、《系》之韵者也，所以通卜筮，阐幽玄也。六艺非可皆通于《诗》也，而韵言不废，则谐音协律，不得专为《诗》教也。传记如《左》、《国》，著说如《老》、《庄》，文逐声而遂谐，语应节而遽协，岂必合《诗》教之比兴哉？焦贡之《易林》，史游之《急就》，经部韵言之不涉于《诗》也。《黄庭经》之七言，《参同契》之断字，子术韵言之不涉于《诗》也。后世杂艺百家，诵拾名数，率用五言七字，演为歌诀，咸以取便记诵，皆无当于诗人之义也。而文指存乎咏叹，取义近于比兴，多或滔滔万言，少或寥寥片语，不必偕韵和声，而识者雅赏其为《风》、《骚》遗范也。故善论文者，贵求作者之意指，而不可拘于形貌也。
传曰：“不歌而诵谓之赋。”班氏固曰：“赋者古诗之流。”刘氏勰曰：“六艺附庸，蔚为大国。”盖长言咏叹之一变，丽无韵之文可通于诗者，亦于是而益广也。屈氏二十五篇，刘、班著录，以为《屈原赋》也。《渔父》之辞，未尝谐韵，而入于赋，则文体承用之流别，不可不知其渐也，文之敷张而扬厉者，皆赋之变体，不特附庸之为大国，抑亦陈完之后，离去宛丘故都，而大启疆宇于东海之滨也。后世百家杂艺，亦用赋体为拾诵，窦氏《述书赋》，吴氏《事类赋》，医家药性赋，星卜命相术业赋之类。盖与歌诀同出六艺之外矣。然而赋家者流，犹有诸子之遗意，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，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，殊非后世诗赋之流，拘于文而无其质，茫然不可辨其流别也。是以刘、班《诗赋》一略，区分五类；而屈原、陆贾、荀卿，定为三家之学也，说详外篇《校雠略》中《汉志诗赋论》。马、班二史，于相如、扬雄诸家之著赋，俱详若于列传，自刘知儿以还，从而抵排非笑者，盖不胜其纷纷矣，要皆不为知言也。盖为后世文苑之权舆，而文苑必致文来之实迹，以视范史而下，标文苑而止叙文人行略者，为远胜也。然而汉廷之赋，实非苟作；长篇录入于全传，足见其人之极思，殆与贾疏董策，为用不同，而同主于以文传人也。是则赋家者流，纵横之派别，而兼诸子之余风，此其所以异于后世辞章之士也。故论文于战国而下，贵求作者之意指，而不可拘于形貌也。
论文拘形貌之弊，至后世文集而极矣。盖编次者之无识，亦缘不知古人之流别，作者之意指，不得不拘貌而论文也。集文虽始于建安，魏文撰徐、陈、应、刘文为一集，此文集之始。挚虞《流别集》，犹其后也。而实盛于齐、梁之际；古学之不可复，盖至齐梁而后荡然矣。挚虞《流别集》乃是后人集前人。人自为集，自齐之《王文宪集》始，而昭明《文选》又为总集之盛矣，范、陈、晋、宋诸史所载，文人列传，总其撰著，必云诗、赋、碑、箴、颂、诔若干篇而未尝云文集若干卷，则古人文字，散著篇籍，而不强以类分可知也。孙武之书，盖有八十二篇矣，说详外篇《校雠略》中《汉志兵书论》。而阖闾以谓“子之十三篇，吾既得而见”，是始《计》以下十三篇，当日别出独行，而后世始合之明征也。韩非之书，今存五十五篇矣。而秦王见其《五蠹》、《孤愤》，恨不得与同时。
是《五蠹》、《孤愤》，当日别出独行，而后世始合之明征也。《吕氏春秋》自序，以为良人间十二纪，是八览六论，未尝入序次也。董氏《清明》、《玉杯》、《竹林》之篇，班固与《繁露》并纪其篇名，是当日诸篇，未入《繁露》之书也。夫诸子专家之书，指无旁及，而篇次犹不可强绳以类例，况文集所裒，体制非一，命意各殊，不深求其意措之所出，而欲强以篇题形貌相拘哉！ 赋先于诗，骚别于赋。赋有问答发端，误为赋序，前人之议《文选》，犹其显然者也。若夫《封禅》、《美新》、《典引》，皆颂也。称符命以颂功德，而别类其体为“符命”，则王子渊以圣主得贤臣而颂嘉会，亦当别类其体为“主臣”矣。班固次韵，乃《汉书》之自序也。其云“述《高帝纪》第一”、“述《陈项传》第一”者，所以自序撰书之本意，史迁有作于先，故己退居于述尔。今于史论之外，别出一体为史述赞，则迁书自序，所谓作《五帝纪》第一，作《伯夷传》第一者，又当别出一体为史作赞矣。汉武诏策贤良，即策问也。今以出于帝制，遂于策问之外，别名曰诏。然则制策之对，当离诸策而别名为表矣。贾谊《过秦》，盖《贾子》之篇目也。今传《贾氏新书》首列《过秦》上下二篇，此为后人辑定，不足为据。《汉志》，《贾谊》五十八篇，又赋七篇，此外别无论著，则《过秦》乃《贾子》篇目明矣。
因陆机《辨亡》之论，规仿《过秦》，遂援左思“著论准《过秦》”之说，而标体为论矣。左思著论之说，须活看，不可泥。魏文《典论》，盖犹桓子《新论》、王充《论衡》之以论名书耳。《论文》，其篇目也。今与《六代》、《辨亡》诸篇，同次于论，然则昭明《自序》，所谓“老、庄之作，管、孟之流，立意为宗，不以能文为本”，其例不收诸子篇次者，岂以有取斯文，即可裁篇题论，而改子为集乎？《七林》之文，皆设问也。今以枚生发问有七，而遂标为七，则《九歌》、《九章》、《九辨》，亦可标为九乎？《难蜀父老》，亦设问也。今以篇题为难，而别为难体，则《客难》当与同编，而《解嘲》当别为嘲体，《宾戏》当别为戏体矣。《文选》者，辞章之圭臬，集部之准绳，而淆乱芜秽，不可殚诘；则古人流别，作者意指，流览诸集，孰是深窥而有得者乎？集人之文，尚未得其意指，而自裒所著为文集者，何纷纷耶？若夫总集别集之类例，编辑撰次之得失，今古详略之攸宜，录选评钞之当否，别有专篇讨论，不尽述也。
经解上六经不言经，三传不言传，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。依经而有传，对人而有我，是经传人我之名，起于势之不得已，而非其质本尔也。《易》曰：“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百官以治，万民以察。”夫为治为察，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，布政教而齐法度也，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。《易》曰：“云雷屯，君子以经纶。”经纶之言，纲纪世宙之谓也。
郑氏注，谓“论撰书礼乐，施政事。”经之命名，所由昉乎！然犹经纬经纪云尔，未尝明指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为经也，三代之衰，治教既分，夫子生于东周，有德无位，惧先圣王法积道备，至于成周，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，于是取周公之典章，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，独与其徒，相与申而明之。
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，而犹赖有师教也，然夫子之时，犹不名经也。逮夫子既殁，微言绝而大义将乖，于是弟子门人，备以所见、所闻、所传闻者，或取简毕，或授口耳，录其文而起义。左氏《春秋》、子夏《丧服》诸篇，皆名为传，而前代逸文，不出于六艺者，称述皆谓之传，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，是也。则因传而有经之名，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。 至于官师既分，处士横议，诸子纷纷著书立说，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，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。儒家者流，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，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。荀子曰：“夫学始于诵经，终于习礼。”庄子曰：“孔子言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。”又曰：“繙十二经，以见老子。”荀、庄皆出子夏门人，而所言如是，六经之名，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。
然所指专言六经，则以先王政教典章，纲维天下，故《经解》疏别六经，以为入国可知其教也。《论语》述夫子之言行，《尔雅》为群经之训诂，《孝经》则又再传门人之所述，与《缁衣》、《坊》、《表》诸记，相为出入者尔。刘向、班固之徒，序类有九，而称艺为六，则固以三者为传，而附之于经，所谓离经之传，不与附经之传相次也。当时诸子著书，往往自分经传，如撰辑《管子》者之分别经言，《墨子》亦有《经》篇，《韩非》则有《储说》经传，盖亦因时立义，自以其说相经纬尔，非有所拟而僭其名也。经同尊称，其义亦取综要，非如后世之严也。圣如夫子，而不必为经。诸子有经，以贯其传，其义各有攸当也。
后世著录之家，因文字之繁多，不尽关于纲纪，于是取先圣之微言，与群经之羽翼，皆称为经。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孝经》，与夫大小《戴记》之别于《礼》，《左氏》、《公》、《榖》之别于《春秋》，皆题为经，乃有九经、十经、十三、十四诸经，以为专部，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。而儒者著书，始严经名，不敢触犯，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，盖犹三代以后，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。然则今之所谓经，其强半皆古人之所谓传也。古之所谓经，乃三代盛时，典章法度，见于政教行事之实，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。
经解中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，故夫子之述六经，皆取先王典章，未尝离事而著理。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，则亦命其书为经，此事理之当然也。然而以意尊之，则可以意僭之矣。盖自宫师之分也，官有政，贱者必不敢强干之，以有据也。师有教，不肖者辄敢纷纷以自命，以无据也。孟子时，以杨、墨为异端矣。扬氏无书，墨翟之书，初不名经。虽有《经》篇《经说》，未名全书为经。而庄子乃云：“苦获、邓陵之属，皆诵《墨经》，则其徒自相崇奉而称经矣。东汉秦景之使天竺，《四十二章》，皆不名经，佛经皆中国翻译，竺书无经字。其后华言译受，附会称经，则亦文饰之辞矣。《老子》二篇，刘、班著录，初不称经，《隋志》乃依阮《录》，称《老子经》，意者阮《录》出于梁世，梁武崇尚异教，则佛老皆列经科，其所仿也。而加以《道德真经》，与《庄子》之加以《南华真经》，《列子》之加以《冲虚真经》，则开元之玄教设科，附饰文致，又其后而益甚者也。韩退之曰：”道其所道，非吾所谓道。“则名教既殊，又何防于经其所经，非吾所谓经乎？
若夫国家制度，本为经制。李悝《法经》，后世律令之所权舆，唐人以律设科，明祖颁示《大诰》，师儒讲习，以为功令，是即《易》取经给之意，国家训典，臣民尊奉为经，义不背于古也。孟子曰：“行仁政，必自经界始。”地界言经，取经纪之意也。是以地理之书，多以经名，《汉志》有《山海经》，《隋志》乃有《水经》，后代州郡地理，多称图经，义皆本于经界，书亦自存掌故，不与著述同科，其于六艺之文，固无嫌也。
至于术数诸家，均出圣门制作。周公经理垂典，皆守人官物曲，而不失其传。及其官司失守，而道散品亡，则有习其说者，相与讲贯而授受，亦犹孔门传习之出于不得已也。然而口耳之学，不能历久而不差，则著于竹帛，以授之其人，说详《诗教上》篇。亦其理也。是以至战国，而羲、农、黄帝之书一时杂出焉。 其书皆称古圣，如天文之甘、石《星经》，方技之《灵》、《素》、《难经》，其类实繁，则犹匠祭鲁般，兵祭蚩尤，不必著书者之果为圣人，而习是术者，奉为依归，则亦不得不尊以为经言者也。
又如《汉志》以后，杂出春秋战国时书，若师旷《禽经》，伯乐《相马》之经，其类亦繁，不过好事之徒，因其人而附合，或略知其法者，托古人以鸣高，亦犹儒者之传梅氏《尚书》，与子夏之《诗大序》也。他若陆氏《茶经》，张氏《棋经》，酒则有《甘露经》，货则有《相贝经》，是乃以文为谐戏，本无当于著录之指。譬犹毛颖可以为传，蟹之可以为志，琴之可以为史、荔枝牡丹之可以为谱耳。此皆若有若无，不足议也。
盖即数者论之，异教之经，如六国之各王其国，不知周天子也。而《春秋》名分，人具知之，彼亦不能窃而据也。制度之经，时王之法，一道同风、不必皆以经名，而礼时为大，既为当代臣民，固当率由而不越；即服膺六艺，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。术艺之经，则各有其徒，相与守之，固无虞其越畔也。
至谐戏而亦以经名，此赵佗之所谓妄窃帝号，聊以自娱，不妨谐戏置之；六经之道，如日中天，岂以是为病哉！ 经解下异学称经以抗六艺，愚也；儒者僭经以拟六艺，妄也。六经初不为尊称，义取经纶为世法耳，六艺皆周公之政典，故立为经。夫子之圣，非逊周公，而《论语》诸篇不称经者，以其非政典也。后儒因所尊而尊之，分部隶经，以为传固翼经者耳。佛老之书，本为一家之言，非有纲纪政事，其徒欲尊其教，自以一家之言，尊之过于六经，无不可也。强加经名以相拟，何异优伶效楚相哉？亦其愚也。扬雄、刘歆，儒之通经者也。扬雄《法言》，盖云时人有问，用法应之，抑亦可矣。乃云象《论语》者，抑何谬邪？虽然，此犹一家之言，其病小也。其大可异者，作《太玄》以准《易》，人仅知谓僭经尔，不知《易》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，雄盖蹈于僭窃王章之罪，弗思甚也。
详《易教》篇，卫氏之《元庖》，司马之《潜虚》，方且拟《玄》而有作，不知《玄》之拟《易》已非也。刘歆为王莽作《大诰》，其行事之得罪名教，固无可说矣。即拟《尚书》，亦何至此哉？河汾六籍，或谓好事者之缘饰，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。诚使果有其事，则六经奴婢之诮，犹未得其情矣。奴婢未尝不服劳于主人，王氏六经，服劳于孔氏者，又何在乎？
束哲之《补笙诗》，皮日休之《补九夏》，白居易之《补汤征》，以为文人戏谑而不为虐，称为拟作，抑亦可矣；标题曰“补”，则亦何取辞章家言，以缀《诗》、《书》之阙邪？“至《孝经》，虽名为经，其实传也。儒者重夫子之遗言，则附之经部矣。
马融诚有志于劝忠，自以马氏之说，援经征传，纵横反复，极其言之所至可也。必标《忠经》，亦已异矣。乃至分章十八，引《凤》缀《雅》，一一效之，何殊张载之《拟四愁》，《七林》之仿《七发》哉？诚哉非马氏之书，俗儒所依托也。宋氏之《女孝经》，郑氏之《女论语》，以谓女子有才，嘉尚其志可也。 但彼如欲明女教，自以其意立说可矣，假设班氏、惠姬与诸女相问答，则是将以书为训典，而先自托于子虚、亡是之流，使人何所适从？
彼意取其似经传耳，夫经岂可似哉？经求其似，则诨骗有卦，见《辍耕录》。
靴始收声，有《月令》矣。皆谐谑事。
若夫屈原抒愤，有辞二十五篇，刘、班著录，概称之曰《屈原赋》矣。
乃王逸作《注》，《离骚》之篇，已有经名。王氏释经为径，亦不解题为经者，始谁氏也。至宋人注屈，乃云“一本《九歌》以下有传字”，虽不知称名所始，要亦依经而立传名，不当自宋始也。夫屈子之赋，固以《离骚》为重，史迁以下，至取《骚》以名其全书，今犹是也。然诸篇之旨，本无分别，惟因首篇取重，而强分经传，欲同正《雅》为经，变《雅》为传之例；是《孟子》七篇，当分《梁惠王》经，与《公孙》、《滕文》诸传矣。 夫子之作《春秋》，庄生以谓议而不断，盖其义寓于其事其文，不自为赏罚也。汉魏而下，仿《春秋》者，盖亦多矣。其间或得或失，更仆不能悉数。后之论者，至以迁、固而下，拟之《尚书》；诸家编年，拟之《春秋》。
不知迁、固本纪，本为《春秋》家学，书志表传，殆犹《左》、《国》内外之与为终始发明耳。诸家《阳秋》，先后杂出，或用其名而变其体，《十六国春秋》之类。或避其名而拟其实，《通鉴纲目》之类。要皆不知迁、固之书，本绍《春秋》之学，并非取法《尚书》者也。故明于《春秋》之义者，但当较正迁、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，其义固何如耳。若欲萃聚其事，以年分编，则荀悦、袁宏之例具在，未尝不可法也。必欲于纪传编年之外，别为《春秋》，则亦王氏《元经》之续耳。夫异端抗经，不足道也。儒者服习六经，而不知经之不可以拟，则浅之乎为儒者矣。
卷二内篇二
人生有道，人不自知；三人居室，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，饔飧取给于樵汲，既非一身，则必有分任者矣。或各司其事，或番易其班，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，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。又恐交委而互争焉，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，亦不得不然之势也，而长幼尊卑之别形矣。至于什伍千百，部别班分，亦必各长其什伍，而积至于千百，则人众而赖于干济，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，势纷而须于率俾，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，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，而作君、作师。
画野、分州，井田、封建、学校之意著矣。故道者，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，皆其事势自然，渐形渐著，不得已而出之，故曰“天”也。 《易》曰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，”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。继之者善，成之者性。是天著于人，而理附于气，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，皆道之故，而非道也。
道者，万事万物之所以然，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。人可得而见者，则其当然而已矣。人之初主，至于什伍千百，以及作君作师，分州画野，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，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，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。羲、农、轩、颛之制作，初意不过如是尔。法积美备，至唐、虞而尽善焉；殷因夏监，至成周而无憾焉。
譬如滥觞积而渐为江河，培◆积而至于山岳，亦其理势之自然；而非尧、舜之圣，过乎羲、轩，文、武之神，胜于禹、汤也。 后圣法前圣，非法前圣也，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。三皇无为而自化，五帝开物而成务，三王立制而垂法，后人见为治化不同有如是尔。当日圣人创制，则犹暑之必须为葛，寒之必须为裘，而非有所容心，以谓吾必如是而后可以异于圣人，吾必如是而后可以齐名前圣也。此皆一阴一阳往复循环所必至，而非可即是以为一阴一阳之道也。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，犹车轮也；圣人创制，一似暑葛寒裘，犹轨辙也。
道有自然，圣人有不得不然，其事同乎？曰：不同。道无所为而自然，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。圣人有所见，故不得不然；众人无所见，则不知其然而然。
孰为近道？曰：不知其然而然，即道也。非无所见也，不可见也。 不得不然者，圣人所以合乎道，非可即以为道也。圣人求道，道无可见，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，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。故不知其然而然，一阴一阳之迹也。 学于圣人，斯为贤人；学于贤人，斯为君子；学于众人，斯为圣人。
非众可学也，求道必于一阴一阳之迹也。自有天地，而至唐、虞、夏、商，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。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，而适当积古留传、道法大备之时，是以经纶制作，集千古之大成，则亦时会使然，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。盖自古圣人，皆学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，而同公又遍阅于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，而知其然也。周公固天纵生知之圣矣，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，时会使然也。譬如春夏秋冬，各主一时，而冬令告一岁之成，亦其时会使然，而非冬令胜于三时也。故创制显庸之圣，千古所同也。集大成者，周公所独也。时会适当然而然，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。
孟子曰：“孔子之谓集大成。”今言集大成者为周公，毋乃悖于孟子之指欤？曰：集之为言，萃众之所有而一之也。自有天地，而至唐、虞、夏、商，皆圣人而得天子之位，经纶治化，一出于道体之适然。周公成文、武之德，适当帝全王备，殷因夏监，至于无可复加之际，故得藉为制作典章，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，斯乃所谓集大成也。孔子有德无位，即无从得制作之权，不得列于一成，安有大成可集乎？非孔子之圣，逊于周公也，时会使然也。 孟子所谓集大成者，乃对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而言之也。恐学者疑孔子之圣，与三子同，无所取譬，譬于作乐之大成也。故孔子大成之说，可以对三子，而不可以尽孔子也。以之尽孔子，反小孔子矣，何也？周公集羲、轩、尧、舜以来之大成，周公固学于历圣而集之，无历圣之道法，则固无以成其周公也，孔子非集伯夷、尹、惠之大成，孔子固未尝学于伯夷、尹、惠，且无伯夷、尹、惠之行事，岂将无以成其孔子乎？夫孟子之言，各有所当而已矣，岂可以文害意乎？
达巷党人曰：“大哉孔子！博学而无所成名。”今人皆嗤党人不知孔子矣，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？以谓天纵生知之圣，不可言思拟议，而为一定之名也，于是援天与神，以为圣不可知而已矣。斯其所见，何以异于党人乎？
天地之大，可一言尽。孔子虽大，不过天地，独不可以一言尽乎？或问何以一言尽之，则曰：学周公而已矣。周公之外，别无所学乎？曰：非有学而孔子有所不至，周公既集群圣之成，则周公之外，更无所谓学也。周公集群圣之大成，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，斯一言也，足以蔽孔子之全体矣。“祖述尧、舜”，周公之志也。“宪章文、武”，周公之业也。一则曰：“文王既殁，文不在兹。”再则曰：“甚矣吾衰，不复梦见周公。”又曰：“吾学《周礼》，今用之。”又曰：“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哀公问政，则曰：“文、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”或问“仲尼焉学？”子贡以谓“文、武之道，未坠于地”。 “述而不作”，周公之旧典也。“好古敏求”，周公之遗籍也。党人生同时而不知，乃谓无所成名，亦非全无所见矣。后人观载籍，而不知夫子之所学，是不如党人所见矣。而犹嗤党人为不知，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？故自古圣人，其圣虽同，而其所以为圣，不必尽同，时会使然也。惟孔子与周公，俱生法积道备无可复加之后，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，孔子尽其道以明其教，符节匢合，如出于一人，不复更有毫末异同之致也。然则欲尊孔子者，安在援大与神，而为恍惚难凭之说哉？
或曰：孔子既与周公同道矣，周公集大成，而孔子独非大成欤？曰：孔子之大成，亦非盂子所谓也，盖与周公同其集羲、农、轩、顼、唐、虞、三代之成，而非集夷、尹、柳下之成也。盖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，气数之出于天者也。周公集治统之成，而孔子明立教之极，皆事理之不得不然，而非圣人异于前人，此道法之出于天者也。故隋唐以前，学校并祀周、孔，以周公为先圣，孔子为先师，盖言制作之为圣，而立教之为师。故孟子曰：“周公、仲尼之道一也。”然则周公、孔子，以时会而立统宗之极，圣人固藉时会欤？宰我以谓夫子“贤于尧、舜”，子贡以谓“主民未有如夫子”，有若以夫子较古圣人，则谓“出类拔萃”，三子皆舍周公，独尊孔氏。朱子以谓事功有异，是也。然而治见实事，教则垂空言矣。后人因三子之言，而盛推孔子，过于尧、舜，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，于是千圣之经纶，不足当儒生之坐论矣。伊川论禹、稷、颜子，谓禹、稷较颜子为粗。朱子又以二程与颜、孟切比长短。盖门户之见，贤者不免，古今之通患，夫尊夫子者，莫若切近人情。不知其实，而但务推崇，则玄之又玄。圣人一神天之通号耳，世教何补焉？故周、孔不可优劣也，尘垢秕糠，陶铸尧、舜，庄生且谓寓言，曾儒者而袭其说欤？故欲知道者，必先知周、孔之所以为周、孔。 原道中韩退之曰：“由周公而上，上而为君，故其事行；由周公而下，下而为臣，故其说长。”夫说长者，道之所由明，而说长者，亦即道之所由晦也。
夫子明教于万世，夫子未尝自为说也。表章六籍，存周公之旧典，故曰：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”又曰：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”“子所雅言，《诗》、《书》执《礼》”，所谓明先王之道以导之也。非夫子推尊先王，意存谦牧而不自作也，夫子本无可作也。有德无位，即无制作之权。空言不可以教人，所谓无征不信也。教之为事，羲、轩以来，盖已有之。观《易。大传》之所称述，则知圣人即身示法，因事立教，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，别有所谓教法也。虞廷之教，则有专官矣；司徒之所敬敷，典乐之所咨命；以至学校之设，通于四代；司成师保之职，详于周官。然既列于有司，则肄业存于掌故，其所习者，修齐治平之道，而所师者，守官典法之人。治教无二，官师合一，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？儒家者流，尊奉孔子，若将私为儒者之宗师，则亦不知孔子矣。孔子立人道之极，岂有意于立儒道之极耶？儒也者，贤士不遇明良之盛，不得位而大行，于是守先王之道，以待后之学者，出于势之无可如何尔。人道所当为者，广矣，大矣。岂当身皆无所遇，而必出于守先待后，不复涉于人世哉？学《易》原于羲画，不必同其卉服野处也。观《书》始于虞典，不必同其呼天号泣也。以为所处之境，各有不同也。然则学夫子者，岂曰屏弃事功，预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？
《易》曰：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道不离器，犹影不离形。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，以谓六经载道之书，而不知六经皆器也。
《易》之为书，所以开物成务，掌于《春官》太卜，则固有官守而列于掌故矣。《书》在外史，《诗》领大师，《礼》自宗伯，乐有司成，《春秋》各有国史。三代以前，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，未尝不以教人，不如后世尊奉六经，别为儒学一门，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。盖以学者所习，不出官司典守，国家政教；而其为用，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。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，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。 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，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，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。后人不见先王，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。故表章先王政教，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，而不自著为说，以致离器言道也。夫子自述《春秋》之所以作，则云：“我欲托之空言，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。”则政教典章，人伦日用之外，更无别出著述之道，亦已明矣。秦人禁偶语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而云“欲学法令，以吏为师”。夫秦之悖于古者，禁《诗》、《书》耳。至云学法令者，以吏为师，则亦道器合一，而官师治教，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。其后治学既分，不能合一，天也。官司守一时之掌故，经师传授受之章句，亦事之出于不得不然者也。然而历代相传，不废儒业，为其所守先王之道也。而儒家者流，守其六籍，以渭是特载道之书耳。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，离形存影者哉？彼舍天下事物、人伦日用，而守六籍以言道，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。 《易》曰：“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，百姓日用而不知”矣。 然而不知道而道存，见谓道而道亡。大道之隐也，不隐于庸愚，而隐于贤智之伦者纷纷有见也。盖官师治教合，而天下聪明范于一，故即器存道，而人心无越思。官师治教分，而聪明才智，不入于范围，则一阴一阳，入千受性之偏，而各以所见为固然，亦势也。夫礼司乐职，各守专官，虽有离娄之明，师旷之聪，不能不赴范而就律也。今云官守失传，而吾以道德明其教，则人人皆自以为道德矣，故夫子述而不作，而表章六艺，以存周公旧典也，不敢舍器而言道也。而诸子纷纷，则已言道矣。庄生譬之为耳目口鼻，司马谈别之为六家，刘向区之为九流，皆自以为至极，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。由君子观之，皆仁智之见而谓之，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，夫道因器而显，不因人而名也。自人有谓道者，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。仁见谓仁，智见谓智，是也。人自率道而行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。自人各谓其道，而各行其所谓，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。墨者之道，许子之道，其类皆是也。
夫道自形于三人居室，而大备于周公、孔子，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，盖犹一门之内，不自标其姓氏也。至百家杂出而言道，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。一则曰尧、舜之道，再则曰周公、仲尼之道，故韩退之谓“道与德为虚位”也。夫“道与德为虚位”者，道与德之衰也。
原道下人之萃处也，困宾而立主之名；言之庞出也，因非而立是之名。自诸子之纷纷言道，而为道病焉，儒家者流，乃尊尧、舜、周、孔之道，以为吾道矣。道本无吾，而人自吾之，以谓庶几别于非道之道也。而不知各吾其吾，犹三军之众，可称我军，对敌国而我之也；非临敌国，三军又各有其我也。
夫六艺者，圣人郎器而存道；而三家之《易》，四氏之《诗》，攻且习者，不胜其入主而出奴也。不知古人于六艺，被服如衣食，人人习之为固然，未尝专门以名家者也。后儒但即一经之隅曲，而终身殚竭其精力，犹恐不得一当焉，是岂古今人不相及哉？其势有然也。古者道寓于器，官师合一，学士所肄，非国家之典章，即有司之故事，耳目习而无事深求，故其得之易也。 后儒即器求道，有师无官，事出传闻，而非目见，文须训故而非质言，是以得之难也。夫六艺并重，非可止守一经也；经旨闳深，非可限于隅曲也。而诸儒专攻一经之隅曲，必倍古人兼通六经之功能，则去圣久远，于事固无足怪也。但既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，则必于中独见天地之高深，因谓天地之大，人莫我尚也，亦人之情也。而不知待为一经之隅曲，未足窥古人之全体也。
训诂章句，疏解义理，考求名物，皆不足以言道也。取三者而兼用之，则以萃聚之力，补遥溯之功，或可庶几耳。而经师先已不能无牴牾，传其学者，又复各分其门户，不啻儒墨之辨焉。则因宾定主，而又有主中之宾；因非立是，而又有是中之非；门径愈歧，而大道愈隐矣。
“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百官以治，万民以察。”夫文字之用，为治为察，古人未尝取以为著述也；以文字为著述，起于官师之分职，治教之分途也。夫子曰：“予欲无言。”欲无言者，不能不有所言也。
孟子曰：“予岂好辨哉？予不得已也。”后世载笔之士，作为文章，将以信今而传后，其亦尚念欲无言之旨，与夫不得已之情，庶几哉言出于我，而所以为言，初非由我也。夫道备于六经，义蕴之匿于前者，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。事变之出于后者，六经不能言，固贵约六经之旨，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。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，立言与立功相准。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，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，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，而非徒夸声音采色，以为一己之名也。《易》曰：“神以知来，智以藏往。”知来，阳也；藏往，阴也；一阴一阳，道也。文章之用，或以述事，或以明理。事溯已往，阴也；理阐方来，阳也。其至焉者，则述事而理以昭焉，言理而事以范焉，则主适不偏，而文乃衷于道矣。迁、固之史，董、韩之文，庶几哉有所不得已于言者乎？不知其故，而但溺文辞，其人不足道已。即为高论者，以谓文贵明道，何取声情色采以为愉悦，亦非知道之言也。夫无为之治而奏薰风，灵台之功而乐钟鼓，以及弹琴遇文，风雩言志，则帝王致治，贤圣功修，未尝无悦目娱心之适；而谓文章之用，必无咏叹抑扬之致哉？
子贡曰：“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”盖夫子所言，无非性与天道，而未尝表而著之曰，此性此天道也。故不曰性与天道，不可得闻；而曰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闻也。所言无非性与天道，而不明著此性与天道者，恐人舍器而求道也。夏礼能言，殷礼能言，皆曰“无征不信”。
则夫子所言，必取征于事物，而非徒托空言，以为明道也。
曾子真积力久，则曰：“一以贯之。”子贡多学而识，则曰：“一以贯之。”非真积力久，与多学而识，则固无所据为一之贯也。训诂名物，将以求古圣之迹也，而侈记诵者，如货殖之市矣。撰述文辞，欲以阐古圣之心也，而溺光采者，如玩好之弄矣。异端曲学，道其所道，而德其所德，固不足为斯道之得失也。记诵之学，文辞之才，不能不以斯道为宗主，而市且弄者之纷纷忘所自也。宋儒起而争之，以谓是皆溺于器而不知道也。夫溺于器而不知道者，亦即器而示之以道，斯可矣；而其弊也，则欲使人舍器而言道。夫子教人博学于文，而宋儒则曰：“玩物而丧志。”曾子教人辞远鄙倍，而宋儒则曰：“工文则害道。”夫宋儒之言，岂非末流良药石哉？然药石所以攻脏腑之疾耳，宋儒之意，似见疾在脏腑，遂欲并脏腑而去之。将求性天，乃薄记诵而厌辞章，何以异乎？然其析理之精，践履之笃，汉唐之儒，未之闻也。
孟子曰：“义理之悦我心，犹刍豢之悦我口。”义理不可空言也，博学以实之，文章以达之，三者合于一，庶几哉周、孔之道虽远，不啻累译而通矣。
顾经师互诋，文人相轻，而性理诸儒，又有朱、陆之同异，从朱从陆者之交攻，而言学问与文章者，又逐风气而不悟，庄生所谓“百家往而不反，必不合矣”，悲夫！
邵氏晋涵曰：是篇初出，传稿京师，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，谓蹈宋人语录习气，不免陈腐取憎，与其平日为文不类，至有移书相规诫者。余谛审之，谓朱少白名锡庾。曰：“此乃明其《通义》所著一切，创言别论，皆出自然，无矫强耳。语虽浑成，意多精湛，未可议也。”族子廷枫曰：叔父《通义》，平日脍炙人口，岂尽得其心哉？不过清言高论，类多新奇可喜，或资为掌中之谈助耳。不知叔父尝自恨其名隽过多，失古意也。
是篇题目，虽似迂阔，而意义实多创辟。如云道始三人居室，而君师政教，皆出乎天；贤智学于圣人，圣人学于百姓；集大成者，为周公而非孔子，学者不可妄分周孔；学孔子者，不当先以垂教万世为心；孔子之大，学周礼一言，可以蔽其全体；皆乍闻至奇，深思至确，《通义》以前，从未经人道过，岂得谓陈腐耶？ 诸君当日诋为陈腐，恐是读得题目太熟，未尝详察其文字耳。
原学上《易》曰：“成象之谓乾，效法之谓坤。”学也者，效法之谓也；道也者，成象之谓也。夫子曰：“下学而上达。”盖言学于形下之器，而自达于形上之道也。士希贤，贤希圣，圣希天。希贤希圣，则有其理矣。“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”，圣如何而希天哉？盖天之生人，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，天德也；莫不纳之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，天位也。以天德而修天位，虽事物未交隐微之地，已有适当其可，而无过与不及之准焉，所谓成象也。
平日体其象，事至物交，一如其准以赴之，所谓效法也。此圣人之希天也，此圣人之下学上达也。伊尹曰：“天之生斯民也，使先知觉后知，使先觉觉后觉也。”人生禀气不齐，固有不能自知适当其可之准者，则先知先觉之人，从而指示之，所谓教也。教也者，教人自知适当其可之准，非教之舍己而从我也。故士希贤，贤希圣，希其效法于成象，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。然则何以使知适当其可之准欤？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欤？则必观于生民以来，备天德之纯，而造天位之极者，求其前言往行，所以处夫穷变通久者而多识之，而后有以自得所谓成象者，而善其效法也。故效法者，必见于行事。
《诗》、《书》诵读，所以求效法之资，而非可即为效法也。然古人不以行事为学，而以《诗》、《书》诵读为学者，何邪？盖谓不格物而致知，则不可以诚意，行则如其知而出之也。故以诵读为学者，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，非谓此外无学也，子路曰：“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？”夫子斥以为佞者，盖以子羔为宰，不若是说，非谓学必专于诵读也。专于诵读而言学，世儒之陋也。 原学中古人之学，不遗事物，盖亦治教未分，官师合一，而后为之较易也。司徒敷五教，典乐教胄子，以及三代之学校，皆见于制度。彼时从事于学者，入而申其占毕，出而即见政教典章之行事，是以学皆信而有征，而非空言相为授受也。然而其知易入，其行难副，则从古已然矣。尧之斥共工也，则曰：“静言庸违。”夫静而能言，则非不学者也。试之于事而有违，则与效法于成象者异矣。傅说之启高宗也，则曰：“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。”高宗旧学于甘盘，久劳于外，岂不学者哉？未试于事，则恐行之而未孚也。又曰：“人求多闻，时惟建事，学于古训乃有获。”说虽出于古文，其言要必有所受也。
夫求多闻而实之以建事，则所谓学古训者，非徒诵说，亦可见矣。夫治教一而官师未分，求知易而实行已难矣，何况官师分，而学者所肄，皆为前人陈迹哉？
夫子曰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又曰：“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以思，无益，不如学也。”夫思，亦学者之事也；而别思于学，若谓思不可以言学者，盖未必习于事，而后可以言学，此则夫子诲人知行合一之道也。诸子百家之言，起于徒思而不学也。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禀，而不能无敝耳。刘歆所谓某家者流，其源出于古者某官之掌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，其失而为某事之敝。夫某官之掌，即先王之典章法度也。流为某家之学，则官守失传，而各以思之所至，自为流别也。失为某事之敝，则极思而未习于事，虽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。是以三代之隆，学出于一，所谓学者，皆言人之功力也。统言之，“十年曰幼学”是也；析言之，则“十三学乐，二十学礼”是也。国家因人功力之名，而名其制度，则曰“乡学国学”，“学则三代共之”是也。未有以学属乎人，而区为品诣之名者。
官师分而诸子百家之言起，于是学始因人品诣以名矣，所谓某甲家之学，某乙家之学是也。学因人而异名，学斯舛矣；是非行之过而至于此也，出于思之过也。故夫子言学思偏废之弊，即继之曰：“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”夫异端之起，皆思之过，而不习于事者也。
原学下诸子百家之患，起于思而不学：世儒之患，起于学而不思；盖官师分而学不同于古人也。后王以谓儒术不可废，故立博士，置弟子，而设科取士，以为诵法先王者劝焉。盖其始也，以利禄劝儒术；而其究也，以儒术徇利禄；斯固不足言也。而儒宗硕师，由此辈出，则亦不可谓非朝廷风教之所植也。
夫人之情，不能无所歆而动，既已为之，则思力致其实，而求副乎名。中人以上，可以勉而企焉者也。学校科举，奔走千百才俊，岂无什一出于中人以上者哉？去古久远，不能学古人之所学，则既已诵习儒业，即为学之究竟矣。
而攻取之难，势亦倍于古人。故于专门攻习儒业者，苟果有以自见，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几，吾无责焉耳。学博者长于考索，岂非道中之实积，而骛于博者，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，不思博之何所取也？才雄者健于属文，岂非道体之发挥？而擅于文者，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，不思文之何所用也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。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，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。此皆知其然，而不知所以然也。程子曰：“凡事思所以然，天下第一学问。”人亦竟求所以然者思之乎？天下不能无风气，风气不能无循环，一阴一阳之道，见于气数者然也；所贵君子之学术，为能持世而救偏，一阴一阳之道，宜于调剂者然也。风气之开也，必有所以取，学问文辞与义理，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，风气之成也，必有所以敝，人情趋时而好名，徇末而不知本也。是放开者虽不免于偏，必取其精者，为新气之迎；敝者纵名为正，必袭其伪者，为末流之托；此亦自然之势也。而世之言学者，不知持风气，而惟知徇风气，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，则亦弗思而已矣。
博约上沈枫墀以书问学，自愧通人广座，不能与之问答。余报之以学在自立，人所能者，我不必以不能愧也。因取譬于货殖，居布帛者，不必与知粟菽，藏药饵者，不必与闻金珠；患己不能自成家耳。譬市布而或阙于衣材，售药而或欠于方剂，则不可也。或曰：此即苏子瞻之教人读《汉书》法也，今学者多知之矣。余曰：言相似而不同，失之毫厘，则谬以千里矣。或问苏君曰：“公之博赡，亦可学乎？”苏君曰：“可。吾尝读《汉书》矣，凡数过而尽之。如兵、农、礼、乐，每过皆作一意求之，久之而后贯彻。”因取譬于市货，意谓货出无穷，而操贾有尽，不可不知所择云尔。学者多诵苏氏之言，以为良法，不知此特寻常摘句，如近人之纂类策括者尔。问者但求博赡，固无深意。苏氏答之，亦不过经生决科之业，今人稍留意于应举业者，多能为之，未可进言于学问也。而学者以为良法，则知学者鲜矣。夫学必有所专，苏氏之意，将以班书为学欤？则终身不能竟其业也，岂数过可得而尽乎？将以所求之礼、乐、兵、农为学欤？则每类各有高深，又岂一过所能尽一类哉？
就苏氏之所喻，比于操贾求货，则每过作一意求，是欲初出市金珠，再出市布帛，至于米粟药饵，以次类求矣。如欲求而尽其类欤？虽陶朱、猗顿之富，莫能给其贾也。如约略其贾，而每种姑少收之，则是一无所成其居积也。苏氏之言，进退皆无所据，而今学者方奔走苏氏之不暇，则以苏氏之言，以求学问则不足，以务举业则有余也。举业比户皆知诵习，未有能如苏氏之所为者，偶一见之，则固矫矫流俗之中，人亦相与望而畏之；而其人因以自命，以谓是学问，非举业也，而不知其非也。苏氏之学，出于纵横，其所长者，揣摩世务，切实近于有用，而所凭以发挥者，乃策论也。策对必有条目，论锋必援故实，苟非专门夙学，必须按册而稽；诚得如苏氏之所以读《汉书》者尝致力焉，则亦可以应猝备求，无难事矣。韩昌黎曰：“记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钩其玄。”钩玄提要，千古以为美谈；而韩氏所自为玄要之言，不但今不可见，抑且当日绝无流传，亦必寻章摘句，取备临文摭拾者耳。而人乃欲仿钩玄提要之意而为撰述，是亦以苏氏类求，误为学问，可例观也。或曰：如子所言，韩、苏不足法欤？曰：韩、苏用其功力，以为文辞助尔，非以此谓学也。
博约中或曰：举业所以觇人之学问也。举业而与学问科殊，末流之失耳。苟有所备以俟举，即《记》之所谓博学强识以待问也，宁得不谓之学问欤？余曰：博学强识，儒之所有事也；以谓自立之基，不在是矣。学贵博而能约，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。以言陋儒荒俚，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，不得谓专家也。
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。以言俗儒记诵漫漶，至于无极，妄求遍物，而不知尧、舜之知所不能也。博学强识，自可以待问耳，不知约守，而只为待问设焉，则无问者，儒将无学乎？且问者固将闻吾名而求吾实也，名有由立，非专门成学不可也，故未有不专而可成学者也。 或曰：苏氏之类求，韩氏之钧玄提要，皆待问之学也，子谓不足以成家矣。王伯厚氏搜罗摘抉，穷幽极微，其于经、传、子、史，名物制数，贯串旁骛，实能讨先儒所未备。其所纂辑诸书，至今学者资衣被焉，岂可以待问之学而忽之哉？答曰：王伯厚氏，盖因名而求实者也。昔人谓韩昌黎因文而见道，既见道，则超乎文矣。王氏因待问而求学，既知学，则超乎待问矣。
然王氏诸书，谓之纂辑可也；谓之著述则不可也；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，谓之成家之学术，则未可也。今之博雅君子，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，而终身无得于学者，正坐宗仰王氏，而误执求知之功力，以为学即在是尔。学与功力，实相似而不同。学不可以骤几，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。指功力以谓学，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。
夫学有天性焉，读书服古之中，有入识最初，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。 学又有至情焉，读书服古之中，有欣慨会心，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。 功力有余，而性情不足，未可谓学问也。性情自有，而不以功力深之，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。夫子曰：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。”不知孰为功力，熟为柱情。斯固学之究竟，夫子何以致是？则曰：“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”今之俗儒，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《春秋》，又憾戴公得《商颂》，而不存七篇之阙目，以谓高情胜致，至相赞叹。充其僻见，且似夫子删修，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。盖逐于时趋，而误以擘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。幸而生后世也，如生秦火未毁以前，典籍具存，无事补辑，彼将无所用其学矣。
博约下或曰：子言学术，功力必兼性情，为学之方，不立规矩，但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，而施其功力，殆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。夫古者教学，自数与方名，诵诗舞勺，各有一定之程，不问人之资近与否，力能勉否。而子乃谓人各有能有所不能，不相强也，岂古今人有异教与？答曰：今人为学，不能同于古人，非才不相及也，势使然也。自官师分，而教法不合于一，学者各以已之所能私相授受，其不同者一也。且官师既分，则肄习惟资简策，道不著于器物，事不守于职业，其不同者二也。故学失所师承，六书九数，古人幼学，皆已明习，而后世老师宿儒，专门名家，殚毕生精力求之，犹不能尽合于古，其不同者三也。天时人事，今古不可强同，非人智力所能为也。
然而六经大义，昭如日星；三代损益，可推百世。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，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。资之近而力能勉者，人人所有，则人人可自得也，岂可执定格以相强欤？王氏“致良知”之说，即孟子之遗言也。良知曰致，则固不遗功力矣。朱子欲人因所发而遂明，孟子所谓察识其端而扩充之，胥是道也。而世儒言学，辄以良知为讳，无亦惩于末流之失，而谓宗指果异于古所云乎？
或曰：孟子所谓扩充，固得仁、义、礼、智之全体也。子乃欲人自识所长，遂以专其门而名其家，且戒人之旁骛焉，岂所语于通方之道欤？答曰：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。道欲通方，而业须专一，其说并行而不悖也。圣门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，然自颜、曾、赐、商，所由不能一辙；再传而后，荀卿言《礼》，孟子长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或疏或密，途径不同，而同归于道也。
后儒途径所由寄，则或于义理，或于制数，或于文辞，三者其大较矣。三者致其一，不能不缓其二，理势然也。知其所致为道之一端，而不以所缓之二为可忽，则于斯道不远矣。徇于一偏，而谓天下莫能尚，则出奴入主，交相胜负，所谓物而不化者也。是以学必求其心得，业必贵于专精，类必要于扩充，道必抵于全量，性情喻于忧喜愤乐，理势达于穷变通久，博而不杂，约而不漏，庶几学术醇固，而于守先待后之道，如或将见之矣。
言公上古人之言，所以为公也，未尝矜于文辞，而私据为已有也。志期于道，言以明志，文以足言。其道果明于天下，而所志无不申，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。《虞书》曰：“敷奏以言，明试以功。”此以言语观人之始也。必于试功而庸服，则所贵不在言辞也。誓诰之体，言之成文者也；苟足立政而敷治，君臣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。周公曰：“王若曰多方。”诰四国之文也。 说者以为周公将王之命，不知斯言固本于周公，成王允而行之，是即成王之言也。盖圣臣为贤主立言，是谓贤能任圣，是亦圣人之治也。曾氏巩曰：“典谟载尧、舜功绩，并其精微之意而亦载之，是岂寻常所及哉？当时史臣载笔，亦皆圣人之徒也。”由是观之，贤臣为圣主述事，是谓贤能知圣，是亦圣人之言也。
文与道为一贯，言与事为同条，犹八音相须而乐和，不可分属一器之良也；五味相调而鼎和，不可标识一物之甘也。故曰：古人之言，所以为公也，未尝矜于文辞，而私据为已有也。
司马迁曰：“《诗》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所为作也。”是则男女慕悦之辞，思君怀友之所托也；征夫离妇之怨，忠国忧时之所寄也。必泥其辞，而为其人之质言，则《鸱鸮》实鸟之哀音，何怪鲋鱼忿诮于庄周；《苌楚》乐草之无家，何怪雌风慨叹于宋玉哉？夫诗人之旨，温柔而敦厚，主文而谲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戒；舒其所愤懑，而有裨于风教之万一焉，是其所志也。因是以为名，则是争于艺术之工巧，古人无是也。故曰：古人之言，所以为公也，未尝矜于文辞，而私据为己有也。
夫子曰：“述而不作。”六艺皆周公之旧典，夫子无所事作也。《论语》则记夫子之言矣。“不恒其德”，证义巫医，未尝明著《易》文也：“不忮不求”之美季路，“诚不以富”之叹夷齐，未尝言出于《诗》也：“允执厥中”之述尧言，“玄牡昭告”之述汤誓，未尝言出于《书》也。《墨子》引《汤誓》。《论语》记夫子之微言，而《诗》、《书》初无识别，盖亦述作无殊之旨也。王伯厚常据古书出孔子前者，考证《论语》所记夫子之言，多有所本。古书或有伪托，不尽可凭，要之古人引用成说，不甚拘别。夫子之言，见于诸家之称述，诸家不无真伪之参，而子思、孟子之书，所引精粹之言，亦多出于《论语》所不载。而《论语》未尝兼收，盖亦详略互托之旨也。
夫六艺为文字之权舆，《论语》为圣言之荟粹，创新述故，未尝有所庸心，盖取足以明道而立教，而圣作明述，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。故曰：古人之言，所以为公也，未尝矜其文辞，而私据为己有也。
周衰文弊，诸子争鸣，盖在夫子既殁，微言绝而大义之已乖也。然而诸子思以其学易天下，固将以其所谓道者，争天下之莫可加，而语言文字，未尝私其所出也。先民旧章，存录而不为识别者，《幼官》、《弟子》之篇，《月令》、《土方》之训是也。《管子。地圆》，《淮南。地形》，皆土训之遗。辑其言行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，管仲之述其身死后事，韩非之载其李斯《驳议》是也。《庄子。让王》、《渔父》之篇，苏氏谓之伪托；非伪托也，为庄氏之学者所附益尔。《晏子春秋》，柳氏以谓墨者之言。非以晏子为墨，为墨学者述晏子之事，以名其书，犹孟子之《告子》、《万章》名其篇也。《吕氏春秋》，先儒与《淮南鸿烈》之解同称，盖谓集众宾客而为之，不能自命专家，斯固然矣。然吕氏、淮南，未尝以集众为讳，如后世之掩人所长以为己有也。二家固以裁定之权，自命家言，故其宗旨，未尝不约于一律，吕氏将为一代之典要，刘安托于道家之支流，斯又出于宾客之所不与也。诸子之奋起，由于道术既裂，而各以聪明才力之所偏，每有得于大道之一端，而遂欲以之易天下。其持之有故，而言之成理者，故将推衍其学术，而传之其徒焉。苟足显其术而立其宗，而援述于前，与附衍于后者，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。故曰：古人之言，所以为公也，未尝矜其文辞，而私据为己有也。
夫子因鲁史而作《春秋》，孟子曰：“其事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。”孔子自谓窃取其义焉耳。载笔之士，有志《春秋》之业，固将惟义之求，其事与文，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。世之讥史迁者，责其裁裂《尚书》、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之文，以谓割裂而无当，出苏明允《史论》。世之讥班固者，责其孝武以前之袭迁书，以谓盗袭而无耻，出郑渔仲《通志》。此则全不通乎文理之论也。迁史断始五帝，沿及三代、周、秦，使舍《尚书》、《左》、《国》，岂将为凭虚、亡是之作赋乎？必谓《左》、《国》而下，为迁所自撰，则陆贾之《楚汉春秋》，高祖孝文之《传》，皆迁之所采摭，其书后世不传，而徒以所见之《尚书》、《左》、《国》，怪其割裂焉，可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。
固书断自西京一代，使孝武以前，不用迁史，岂将为经生决科之同题而异文乎？必谓孝武以后，为固之自撰，则冯商、扬雄之纪，刘歆、贾护之书，皆固之所原本，其书后人不见，而徒以所见之迁史，怪其盗袭焉，可谓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。以载言为翻空欤？扬、马词赋，尤空而无实者也。马、班不为文苑传，藉是以存风流文采焉，乃述事之大者也。以叙事为征实欤？年表传目，尤实而无文者也。《屈贾》、《孟荀》、《老庄申韩》之标目，《同姓侯王》、《异姓侯王》之分表，初无发明，而仅存题目，褒贬之意，默寓其中，乃立言之大者也。作史贵知其意，非同于掌故，仅求事文之末也。夫子曰：“我欲托之空言，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”此则史氏之宗旨也。苟足取其义而明其志，而事次文篇，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。故曰：古人之言，所以为公也，未尝矜其文辞，而私据为己有也。
汉初经师，抱残守缺，以其毕生之精力，发明前圣之绪言，师授渊源，等于宗支谱系；观弟子之术业，而师承之传授，不啻凫鹄黑白之不可相淆焉，学者不可不尽其心也。公、榖之于《春秋》，后人以谓假设问答以阐其旨尔。
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，而后著之竹帛焉，非如后人作经义，苟欲名家，必以著述为功也。商瞿受《易》于夫子，其后五传而至田何。施、孟、梁邱，皆田何之弟子也。然自田何而上，未尝有书，则三家之《易》，著于《艺文》，皆悉本于田何以上口耳之学也。是知古人不著书，其言未尝不传也。治韩《诗》者，不杂齐、鲁；传伏《书》者，不知孔学；诸学章句训诂，有专书矣。门人弟子，据引称述，杂见传纪章表者，不尽出于所传之书也，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师说。则诸儒著述成书之外，别有微言绪论，口授其徒，而学者神明其意，推衍变化，著于文辞，不复辨为师之所诏与夫徒之所衍也。而人之观之者，亦以其人而定为其家之学，不复辨其孰为师说，孰为徒说也。盖取足以通其经而传其学，而口耳竹帛，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。故曰：古人之言，所以为公也，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。
言公中呜呼！世教之衰也，道不足而争于文，则言可得而私矣；实不充而争于名，则文可得而矜矣。言可得而私，文可得而矜，则争心起而道术裂矣。古人之言，欲以喻世；而后人之言，欲以欺世；非心安于欺世也，有所私而矜焉，不得不如是也。古人之言，欲以淑人；后人之言，欲以炫己；非古人不欲炫，而后人偏欲炫也，有所不足与不充焉，不得不如是也。孟子曰：“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？操术不可不慎也。”古人立言处其易，后人立言处其难。
何以明之哉？古人所欲通者，道也。不得已而有言，譬如喜于中而不得不笑，疾被体而不能不呻，岂有计于工拙敏钝，而勉强为之效法哉？若夫道之所在，学以趋之，学之所在，类以聚之，古人有言，先得我心之同然者，即我之言也。何也？其道同也。传之其人，能得我说而变通者，即我之言也。何也？
其道同也。穷毕生之学问思辨于一定之道，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为之藉，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为之辅，其立言也，不易然哉？惟夫不师之智，务为无实之文，则不喜而强为笑貌，无病而故为呻吟，已不胜其劳困矣。而况挟恐见破之私意，窃据自擅之虚名，前无所藉，后无所援，处世孤危而不可安也，岂不难哉？
夫外饰之言，与中出之言，其难易之数可知也；不欲争名之言，与必欲争名之言，其难易之数，又可知也；通古今前后，而相与公之之言，与私据独得，必欲己出之言，其难易之数，又可知也。立言之士，将有志于道，而从其公而易者欤？抑徒竞于文，而从其私而难者欤？公私难易之间，必有辨矣。呜呼！安得知言之士，而与之勉进于道哉？
古未有窃人之言以为己有者，伯宗梁山之对，既受无后之诮，而且得蔽贤之罪矣；古未有窃人之文以为己有者，屈平属草稿未定，上官大夫见而欲夺，既思欺君，而且以谗友矣。窃人之美，等于窃财之盗，老氏言之断断如也。其弊由于自私其才智，而不知归公于道也。向令伯宗荐辇者之贤，而用缟素哭祠之成说，是即伯宗兴邦之言也，功不止于梁山之事也。上官大夫善屈平而赞助所为宪令焉，是即上官造楚之言也，功不止于宪令之善也。韩琦为相，而欧阳修为翰林学士，或谓韩公无文章，韩谓“琦相而用修为学士，天下文章，孰大于琦？”呜呼！若韩氏者，可谓知古人言公之旨矣。
窃人之所言以为己有者，好名为甚，而争功次之。功欺一时，而名欺千古也。以已之所作伪托古人者，奸利为甚，而好事次之；好事则罪尽于一身，奸利则效尤而蔽风俗矣。齐邱窃《化书》于谭峭，郭象窃《庄》注于向秀，君子以谓儇薄无行矣。作者如有知，但欲其说显白于天下，而不必明之自我也。然而不能不恫心于窃之者，盖穿窬箧箧之智，必有审易更张以就其掩著，而因以失其本指也。刘炫之《连山》，梅赜之《古文尚书》，应诏入献，将以求禄利也。侮圣人之言，而窃比河间、河内之搜讨，君子以为罪不胜诛矣。
夫坟、典既亡，而作伪者之搜辑补苴，如古文之采辑逸书，散见于记传者，几无遗漏。亦未必无什一之存也。然而不能不深恶于作伪者，遗篇逸句，附于阙文，而其义犹存；附会成书，而其义遂亡也。向令易作伪之心力，而以采辑补缀为己功，则功岂下于河间之《礼》，河内之《书》哉？王伯厚之《三家诗考》，吴草庐之《逸礼》，生于宋、元之间，去古浸远，而尚有功于经学。六朝古书不甚散亡，其为功，较之后人，必更易为力，惜乎计不出此，反藉以作伪。郭象《秋水》、《达生》之解义，非无精言名理可以为向之亚也；向令推阐其旨，与秀之所注，相辅而行，观者亦不辨其孰向孰郭也，岂至遽等穿窬之术哉？不知言公之旨，而欲自私自利以为功，大道隐而心术不可复问矣。
学者莫不有志于不朽，而抑知不朽固自有道乎？言公于世，则书有时而亡，其学不至遽绝也。盖学成其家，而流衍者长，观者考求而能识别也。孔氏古文虽亡，而史迁问故于安国；今迁书具存，而孔氏之《书》，未尽亡也。
韩氏之《诗》虽亡，而许慎治《诗》兼韩氏；今《说文》具存，而韩婴之《诗》，未尽亡也。刘向《洪范五行传》，与《七略别录》虽亡，而班固史学出刘歆；歆之《汉记》，《汉书》所本。今《五行》、《艺文》二志具存，而刘氏之学未亡也。亦有后学托之前修者，褚少孙之藉灵于马迁，裴松之之依光于陈寿，非缘附骥，其力不足自存也。又有道同术近，其书不幸亡逸，藉同道以存者，《列子》残阙，半述于庄生，杨朱书亡，多存于《韩子》；盖庄、列同出于道家，而杨朱为我，其术自近名法也。又有才智自骋，未足名家，有道获亲，幸存斧琢之质者，告子杞柳湍水之辨，藉孟子而获传；惠施白马三足之谈，因庄生而遂显；虽为射者之鹄，亦见不羁之才，非同泯泯也。又有琐细之言，初无高论，而幸入会心，竟垂经训。孺子濯足之歌，通于家国；时俗苗硕之谚，证于身心。其喻理者，即浅可深；而获存者，无俗非雅也。
凡若此者，非必古人易而后人难也，古人巧而后人拙也，古人是而后人非也；名实之势殊，公私之情异，而有意于言与无意于言者，不可同日语也。故曰：无意于文而文存，有意于文而文亡。
今有细民之讼，两造具辞，有司受之，必据其辞而赏罚其直枉焉。所具之辞，岂必乡曲细民能自撰哉？而曲直赏罚，不加为之辞者，而加之讼者，重其言之之意，而言固不必计其所出也。墓田陇亩，祠庙宗支，履勘碑碣，不择鄙野，以谓较论曲直，舍是莫由得其要焉。岂无三代钟鼎，秦、汉石刻，款识奇古，文字雅奥，为后世所不可得者哉？取辨其事，虽庸而不可废；无当于事，虽奇而不足争也。然则后之学者，求工于文字之末，而欲据为一己之私者，其亦不足与议于道矣。
或曰：指远辞文，《大传》之训也；辞远鄙倍，贤达之言也。“言之不文，行之不远”，辞之不可以已也。今曰求工于文字之末者非也，其何以为立言之则欤？曰：非此之谓也。《易》曰：“修辞立其诚。”诚不必于圣人至诚之极致，始足当于修辞之立也。学者有事于文辞，毋论辞之如何，其持之必有其故，而初非徒为文具者，皆诚也。有其故，而修辞以副焉，是其求工于是者，所以求达其诚也。“《易》奇而法，《诗》正而葩”，“《易》以道阴阳”，《诗》以道性情也。其所以修而为奇与葩者，则固以谓不如是，则不能以显阴阳之理与性情之发也。故曰：非求工也。无其实而有其文，即六艺之辞，犹无所取，而况其他哉？
文，虚器也；道，实指也。文欲其工，犹弓矢欲其良也。弓矢可以御寇，亦可以为寇，非关弓矢之良与不良也；文可以明道，亦可以叛道，非关文之工与不工也。陈琳为袁绍草檄，声曹操之罪状，辞采未尝不壮烈也；他日见操，自比矢之不得不应弦焉。使为曹操檄袁绍，其工亦必犹是尔。然则徒善文辞，而无当于道，譬彼舟车之良，洵便于乘者矣，适燕与粤，未可知也。
圣人之言，贤人述之，而或失其指；贤人之言，常人述之，而或失其指；人心不同，如其面焉。而曰言托于公，不必尽出于己者，何也？盖谓道同而德合，其究终不至于背驰也。且赋诗断章，不啻若自其口出，而本指有所不拘也。引言互辨，与其言意或相反，而古人并存不废也。前人有言，后人援以取重焉，是同古人于己也；前人有言，后人从而扩充焉，是以己附古人也。
仁者见仁，知者见知，言之从同而异，从异而同者，殆如秋禽之毛，不可遍举也。是以后人述前人，而不废前人之旧也；以为并存于天壤，而是非失得，自听知者之别择，乃其所以为公也。君子恶夫盗人之言，而遽铲去其迹，以遂掩著之私也。若夫前人已失其传，不得已而取裁后人之论述，是乃无可如何，譬失祀者，得其族属而主之，亦可通其魂魄尔。非喻言公之旨，不足以知之。
言公下于是泛滥文林，回翔艺苑；离形得似，弛羁脱韅；上窥作者之指，下挹时流之撰。口耳之学既微，竹帛之功斯显。窟巢托足，遂启璇雕；毛叶御寒，终开组纂。名言忘于太初，流别生于近晚。譬彼◆沸酌于觞窦，斯褰裳以厉津；堤防拯于横流，必方舟而济乱。推言公之宗旨，得吾道之一贯。惟日用而不知，◆炙忘乎飞弹。试一揽夫沿流，蔚春畦之葱茜。 若乃九重高拱，六合同风。王言纶綍，元气寰中。秉钧燮鼎之臣，襄谟殿柏；珥笔执简之士，承旨宸枫。于是西掖挥麻，北门视草。天风四方，渊雷八表。 敷洋溢之德音，述忧勤之怀抱。崇文则山《韶》海《濩》，厉武则泰秣汃驱；敷政则云龙就律，恤灾则鸠鹄回腴。斯并石室金縢，史宬尊藏掌故；而缥函缃轴，学士辑为家书。左史右史之纪，王者无私；内制外制之集，词臣非擅。虽木天清閟，公言自有专官；而竹簟茅檐，存互何妨于外传也。
制诰之公。
至于右文稽古，购典延英。鸾台述史，虎观谈经。议簧校帜，六天、五帝、三统、九畴之论，专家互执；《礼》仇《书》讼，齐言、鲁故、孔壁、梁坟之说，称制以平。《正义》定著乎一家，《晋史》约删以百卷。六百年之解诂章疏，《五经正义》，取两汉六朝专家之说而定于一。十八家之编年纪传。《晋史》一十八家。譬彼漳分江合，济伏河横，淮申沔曲，汩兮朝宗于谷王；翡翠空青，蔚蓝芝紫，水碧砂丹，烂兮章施于采绚。凡以统车书而一视听，齐钧律而抑邪滥，虽统名乎敕定，实举职于儒臣。领袖崇班，表进勒名首简；群公集事，一时姓氏俱湮。盖新庙献功，岂计众匠奔趋，而将作用纪？明禋成礼，何论庖人治俎，而尸祝辞陈！馆局之公。
尔其三台八座，百职庶司，节镇统部，郡县分治。罗群星于秋旻，茁百谷于东菑。簿书稠匝，卷牒纷披。文昌武库，礼司乐署之灿烂，若辐凑由运轴于车轮；甲兵犴讼，钱货农田之条理，若棋置而列枰以方罫，雁行进蓝田之牒，准令式而文行；牛耳招平原之徒，奉故事而画诺。是则命笔为刀，称书曰隶。遣言出自胥徒，得失归乎长吏。盖百官治而万民察，所以易结绳而为书契。昧者徒争于末流，知者乃通其初意。文移之公。
若夫侯王将相，岳牧群公。铃閤启事，戟门治戎。称崇高之富贵，具文武之威风。则有书记翩翩，风流名士，幕府宾客，文学掾史。鹞击海滨，仲连飞书于沙漠；鹰扬河朔，孔璋驰檄于当涂。王粲慷慨而依刘，赋传荆阙；班固倜傥以从窦，铭勒狼居。刍毁涂摧，死魄感惠连之吊；莺啼花发，生魂归希范之书。斯或精诚贯金石之坚，忠烈奋风云之气。输情则青草春生，腾说则黄涛夏沸；感幽则山鬼夜啼，显明则海灵朝霁。并能追杳入冥，传心达志。变化从人，曲屈如意。
盖利禄之途既广，则揣摩之功微至。中晚文人之集，强半捉刀之技。既合驭而和鸾，岂分途而争帜？书记之公。
盖闻富贵愿足，则慕神仙。黄白之术既绌，文章之尚斯专。度生人之不朽，久视弗著名传；既惩愚而显智，遂以后而胜前。则有爵擅七貂，抑或户封十万，当退食之委蛇，或休沐之闲宴，耻汩没于世荣，乃雅羡乎述赞。于是西园集雅，东阁宾儒，列铅置椠，纷墨披朱。求艺林之胜事，遂合力而并图。或抱荆山之璞，或矜隋侯之珠，或宝燕市之石，或滥齐门之竽，皆怀私而自媚，视匠指而奔趋。既取多而用闳，譬峙粮而聚稿。藉大力以赅存，供善学之搜讨。立功固等乎立言，何尝少谢于专家之独造也哉？募集之公。
至如《诗》、《骚》体变，乐府登场。《朱鹭》、《悲翁》，《上邪》、《如张》之篇题，学士无征于诠解；呼豨、瑟二，存吾、几令之音拍，工师惟记乎铿锵。则有拟议形容，敷陈推表，好事者为之说辞，伤心人别有怀抱。 金羁白马，酒市钗楼，年少之乐也；关山杨柳，行李风烟，离别之情也，草茜禽肥，马骄弓逸；游猎之快也；陇水呜咽，塞日昏黄，征戍之行也。或以感愤而申征夫之怨，或以悒郁而抒去妾之悲；或以旷怀而恢游宴之兴，或以古意而托艳冶之词。盖传者未达其旨，遂谓《子夜》乃女子之号，《木兰》为自叙之诗。
苟不背于六艺之比兴，作者岂欲以名姓而自私！乐府之公。
别有辞人点窜，略仿史删。因袭成文，或稍加点窜，惟史家义例有然。
诗文集中，本无此例。间有同此例者，大有神奇臭腐之别，不可不辨，凤困荆墟，悲迷阳于南国；庄子改《凤兮歌》。《鹿鸣》萍野，诵宵《雅》于《东山》。魏武用《小雅》诗。女萝薛荔，陌上演山鬼之辞；绮流黄，狭斜袭妇艳之故。乐府《陌上桑》与《三妇艳》之辞也。梁人改《陇头》之歌，增减古辞为之。
韩公删《月蚀》之句，删改卢仝之诗。岂惟义取断章，不异宾筵奏赋。歌古人诗，见己意也。以至河分冈势，乃联春草青痕；宋诗僧用唐句。
积雨空林，爰入水田白鹭。譬之古方今效，神加减于刀圭；赵壁汉师，变旌旗于节度。艺林自有雅裁，条举难穷其数者也。苟为不然，效出于尤。仿《同谷》之七歌，宋后诗人颇多。拟河间之《四愁》，傅玄、张载，尚且为之，大可骇怪。非由中以出话，如随声而助讴。直是孩提学语，良为有识所羞者矣。点窜之公。
又有诗人流别，怀抱不同，变韵言兮裁文体，拟古事兮达私衷。旨原诸子之寓辞，文人沿袭而成风；后人不得其所自，因疑作伪而相攻。盖伤心故国，斯传塞外之书；李陵《答苏武书》，自刘知几以后，众口一辞，以为伪作。以理推之，伪者何所取乎？当是南北朝时，有南人羁北，而事类李陵，不忍明言者，拟此书以见志耳。灰志功名，乃托河边之喻；世传鬼谷子《与苏秦张仪书》，言河边之树，处非其地，故招剪伐，托喻以招二子归隐，疑亦功高自危之人所托言也。
读者以意逆志，不异骚人之赋。出之本人，其意反浅，出之拟作，其意甚深，同于骚也。其后词科取士，用拟文为掌故。庄严则诏诰章表，威猛则文檄露布。作颂准于王褒，著论裁于贾傅。兹乃为矩为规，亦趋亦步。庶几他有心而予忖，亦足阐幽微而互著。拟文之公。
又如文人假设，变化不拘。《诗》通比兴，《易》拟象初。庄入巫咸之座，屈造詹尹之庐。楚太子疾，有客来吴。乌有、子虚之徒，争谈于较猎；凭虚、安处之属，讲议于京都。《解嘲》、《客难》、《宾戏》之篇衍其绪，镜机、玄微、冲漠之类浚其途。此则寓言十九，诡说万殊者也。乃其因事著称，缘人生义。
譬若酒袭杜康之名，钱用邓通之字。空槐落火，桓温发叹于仲文之迁；庾信《枯树赋》所借用者。其实般仲文迁东阳，在桓温久卒之后。
素月流天，王粲抽毫于应、刘之逝。谢庄《月赋》所借用者，其实王粲卒于应、刘之前。斯则善愁即为宋玉，岂必楚廷？旷达自是刘伶，何论晋世？善读古人之书，尤贵心知其意。愚者介介而争，古人不以为异也已。假设之公。
及夫经生制举，演义为文，虽源出于训故，实解主于餐新。截经书兮命题，制变化兮由人。长或连篇累章，短或片言只字。脱增减兮毫厘，即步移兮影徙。
为圣贤兮立言，或庸愚兮申志。并欲描情摩态，设身处地，或语全而意半，或神到而形未。如云去而尚留，如马跃而未逝。纵收俄顷之间，刻画几希之际。水平剂量，何足喻其充周；历算交躔，曾莫名其微至。《易》奇《诗》正，《礼》节乐和，以至《左》夸《庄》肆，屈幽《史》洁之文理，无所不包；天人性命，经济闳通，以及儒纷墨俭，名◆法深之学术，无乎不备。惟制颁于功令，而义得于师承。严民生之三事，约智力于规绳。守共由之义法，申各尽之精能。体会为言，曾何嫌乎拟圣；因心作则，岂必纵己说而成名。制义之公。 凡此区分类别，鳞次部周。夭华媚春，硕果酣秋。极浅深之殊致，标左右之分流。其匿也几括，其争也寇雠。其同也交誉，其异也互纠。其合也沾沾而自喜，其违也耿耿而孤忧。孰鸿鹄而高举，孰鸿鹊而啁啾？孰梧桐于高冈，孰茅苇于平洲？众自是而人非，喜伐异而党俦。饮齐井而相捽，曾不知伏泉之在幽。由大道而下览夫群言，奚翅激、謞、叱、吸、叫、嚎、袀、咬之殊声，而酝酿于鼻、口、耳、枅、圈、臼、洼、污之异窍。厉风济而为虚，知有据而有者，一土囊之噫啸。能者无所竞其名，黠者无所事其剽。核者无所恃其辨，夸者无所争其耀。识言公之微旨，庶自得于道妙。或疑著述不当入辞赋，不知著述之体，初无避就，荀卿有《赋篇》矣，但无实之辞赋，自不宜溷著述尔。
卷三内篇三
夫是尧、舜而非桀、纣，人皆能言矣。崇王道而斥霸功，又儒者之习故矣。至于善善而恶恶，褒正而嫉邪，凡欲托文辞以不朽者，莫不有是心也。
然而心术不可不虑者，则以天与人参，其端甚微，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恃也。
夫史所载者事也，事必藉文而传；故良史莫不工文，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。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，一有得失是非，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；奋摩不已，而气积焉。事不能无盛衰消息，一有盛衰消息，则往复凭吊主流连矣；流连不已，而情深焉。凡文不足以动人，所以动人者，气也；凡文不足以入人，所以入人者，情也。气积而文昌，情深而文挚；气昌而情挚，天下之至文也。
然而其中有天有人，不可不辨也。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，人丽阴阳之间，不能离焉者也。气合于理，天也；气能违理以自用，人也。情本于性，天也；情能汩性以自恣，人也。史之义出于天，而史之文，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。
人有阴阳之患，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，其所感召者微也。夫文非气不立，而气贵于平。人之气，燕居莫不平也。因事主感，而气失则宕，气失则激，气失则骄，毗于阳矣。夫文非情不深，而情贵于正。人之情，虚置无不正也。
因事生感，而情失则流，情失则溺，情失则偏，毗于阴矣，阴阳伏沴之患，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，其中默运潜移，似公而实逞于私，似无而实蔽于人，发为文辞，至于害义而违道，其人犹不自知也。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。
夫气胜而情偏，犹曰动于夫而参于人也。才艺之士，则又溺于文辞，以为观美之具焉，而不知其不可也。史之赖于文也，犹衣之需乎采，食之需乎味也。采之不能无华朴，味之不能无浓淡，势也。华朴争而不能无邪色，浓淡争而不能无奇味；邪色害目，奇味爽口，起于华朴浓淡之争也。文辞有工拙，而族史方且以是为竞焉，是舍本而逐末矣。以此为文，未有见其至者。
以此为史，岂可与闻古人大体乎？
韩氏愈曰：“仁义之人，其言蔼如。”仁者情之普，义者气之遂也。程子尝谓：“有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之意，而后可以行《周官》之法度。”吾则以谓通六艺比兴之旨，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。盖言心术贵于养也。史迁百三十篇，《报任安书》所谓“究天地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自序以谓“绍名世，正《易传》，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乐之际”，其本旨也。所云“发愤著书”，不过叙述穷愁而假以为辞耳。后人泥于发愤之说，遂谓百三十篇，皆为怨诽所激发，王允亦斥其言为谤书。于是后世论文，以史迁为讥谤之能事，以微文为史职之大权，或从羡慕而仿效为之；是直以乱臣贼子之居心，而妄附《春秋》之笔削，不亦悖乎？今观迁所著书，如《封禅》之惑于鬼神，《平准》之算及商贩，孝武之秕政也。后世观于相如之文，桓宽之论，何尝待史迁而后著哉？《游侠》、《货殖》诸篇，不能无所感慨，贤者好奇，亦洵有之。余皆经纬古今，折衷六艺，何尝敢于讪上哉？朱子尝言，《离骚》不甚怨君，后人附会有过。吾则以谓史迁未敢谤主，读者之心自不平耳。夫以一身坎轲，怨谤及于君父，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，此乃愚不安分，名教中之罪人，天理所诛，又何著述之可传乎？
夫《骚》与《史》，千古之至文也；其文之所以至者，皆抗怀于三代之英，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。所遇皆穷，固不能无感慨：而不学无识者流，且谓诽君谤主，不妨尊为文辞之宗焉，大义何由得明，心术何由得正乎？夫子曰：“《诗》可以兴。”说者以谓兴起好善恶恶之心也。好善恶恶之心，惧其似之而非，故贵平日有所养也。《骚》与《史》，皆深于《诗》者也。言婉多风，皆不背于名教，而梏于文者不辨也。故曰必通六艺比兴之旨，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。
史释或问《周官》府史之史，与内史、外史、太史、小史、御史之史，有异义乎？曰：无异义也。府史之史，庶人在官供书役者，今之所谓书吏是也；五史，则卿、大夫、士为之，所掌图书、纪载、命令、法式之事，今之所谓内阁六科、翰林中书之属是也。官役之分，高下之隔，流别之判，如霄壤矣。 然而无异义者，则皆守掌故，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。
史守掌故而不知择，犹府守库藏而不知计也。先王以谓太宰制国用，司会质岁之成，皆有调剂盈虚、均平秩序之义，非有道德贤能之选，不能任也，放任之以卿士、大夫之重。若夫守库藏者，出纳不敢自专，庶人在官，足以供使而不乏矣。然而卿士、大夫，讨论国计，得其远大；若问库藏之纤悉，必曰府也。 五史之于文字，犹太宰司会之于财货也。典、谟、训、诰，曾氏以谓“唐、虞、三代之盛，载笔而纪，亦皆圣人之徒”，其见可谓卓矣。五史以卿士、大夫之选，推论精微；史则守其文诰、图籍、章程、故事，而不敢自专；然而问掌故之委折，必曰史也。
夫子曰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先王道法，非有二也，卿士、大夫能论其道，而府史仅守其法；人之知识，有可使能与不可使能尔。非府史所守之外，别有先王之道也。夫子曰：“俎豆之事，则尝闻之矣。”曾子乃曰：“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。笾豆之事，则有司存。”非曾子之言异于夫子也，夫子推其道，曾子恐人泥其法也。子贡曰：“文武之道，未坠于地，在人。夫子焉不学，亦问常师之有？”“入太庙，每事问。”则有司贱役，巫祝百工，皆夫子之所师矣。
问礼问官，岂非学于掌故者哉？故道不可以空铨，文不可以空著。三代以前未尝以道名教，而道无不存者，无空理也；三代以前未尝以文为著作，而文为后世不可及者，无空言也。盖自官师治教分，而文字始有私门之著述；于是文章学问，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，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。《易》曰：“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”学者崇奉六经，以谓圣人立言以垂教，不知三代盛时，各守专官之掌故，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。 《传》曰：“礼，时为大。”又曰：“书同文。”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。
学者但诵先圣遗言，而不达时王之制度，是以文为鞶帨绣之玩，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，不复计其实用也。故道隐百难知，士大夫之学问文章，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。法显而易守，书吏所存之掌故，实国家之制度所存，亦即尧、舜以来，因革损益之实迹也。故无志于学则已，君子苟有志于学，则必求当代典章，以切于人、伦日用；必求官司掌故，而通于经术精微；则学为实事，而文非空言，所谓有体必有用也。不知当代而言好古，不通掌故而言经术；则鞶帨之文，射覆之学，虽极精能，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。
孟子曰：“力能举百钧，而不足举一羽。明足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见舆薪。”难其所易，而易其所难，谓失权度之宜也。学者昧今而博古，荒掌故而通经术，是能胜《周官》卿士之所难，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。故舍器而求道，舍今而求古，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，皆不知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者也。
以吏为师，三代之旧法也。秦人之悖于古者，禁《诗》、《书》而仅以法律为师耳。三代盛时，天下之学，无不以吏为师。《周官》三百六十，天人之学备矣。其守官举职，而不坠天工者，皆天下之师资也。东周以还，君师政教不合于一，于是人之学术，不尽出于官司之典守。秦人以吏为师，始复古制。而人乃狃于所习，转以秦人为非耳。秦之悖于古者多矣，犹有合于古者，以吏为师也。
孔子曰：“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，灾及其身者也。”李斯请禁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以谓儒者是古而非今。其言若相近，而其意乃大悖。后之君子，不可不察也。夫三王不袭礼，五帝不沿乐。不知礼时为大，而动言好古，必非真知古制者也。是不守法之乱民也，故夫子恶之。若夫殷因夏礼，百世可知。
损益虽曰随时，未有薄尧、舜而诋斥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而可以为治者。
李斯请禁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君子以谓愚之首也。后世之去唐、虞、三代，则更远矣。要其一朝典制，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，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，得其仿佛者也。故当代典章，官司掌故，未有不可通于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之所垂。而学者昧于知时，动矜博古，譬如考西陵之蚕桑，讲神农之树艺，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。
史注昔夫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笔削既具，复以微言大义，口授其徒；三传之作，因得各据闻见，推阐经蕴，于是《春秋》以明。诸子百家，既著其说，亦有其徒相与守之，然后其说显于天下。至于史事，则古人以业世其家，学者就其家以传业。孔子问礼，必于柱下史。盖以域中三大，非取备于一人之手，程功于翰墨之林者也。史迁著百三十篇，《汉书》为《太史公》，《隋志》始曰《史记》。乃云：“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。”其后外孙杨恽，始布其书。班固《汉书》，自固卒后，一时学者，未能通晓。马融乃伏阁下，从其女弟受业，然后其学始显。夫马、班之书，今人见之悉矣，而当日传之必以其人，受读必有所自者，古人专门之学，必有法外传心，笔削之功所不及，则口授其徒，而相与传习其业，以垂永久也。迁书自裴骃为注，固书自应劭作解，其后为之注者，犹若干家，则皆阐其家学者也。
魏、晋以来，著作纷纷，前无师承，后无从学。且其为文也，体既滥漫，绝无古人笔削谨严之义；旨复浅近，亦无古人隐微难喻之故，自可随其诣力，孤行于世耳。至于史籍之掌，代有其人，而古学失传，史存具体。惟于文诰案牍之类次，月日记注之先后，不胜扰扰，而文亦繁芜复沓，尽失迁、固之旧也。是岂尽作者才力之不逮，抑史无注例，其势不得不日趋于繁富也。古人一书，而传者数家。后代数人，而共成一书。夫传者广，则简尽微显之法存；作者多，则牴牾复沓之弊出。循流而日忘其源，古学如何得复，而史策何从得简乎？是以《唐书》倍汉，《宋史》倍唐，检阅者不胜其劳，传习之业，安得不亡？
夫同闻而异述者，见崎而分道也，源正而流别者，历久而失真也。九师之《易》，四氏之《诗》，师儒林立，传授已不胜其纷纷。士生三古而后，能自得于古人，勒成一家之作，方且徬徨乎两间，孤立无徒，而欲抱此区区之学，待发挥于子长之外孙，孟坚之女弟，必不得之数也。太史《自叙》之作，其自注之权舆乎？明述作之本旨，见去取之从来，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，而特笔以标之。所谓不离古文，乃考信六艺云云者，皆百三十篇之宗旨，或殿卷末，或冠篇端，未尝不反复自明也。班《书》年表十篇，与《地理》、《艺文》二志皆自注，则又大纲细目之规矩也。其陈、范二史，尚有松之、张怀为之注。至席惠明注《秦记》，刘孝标注《世说新语》，则杂史支流，犹有子注，是六朝史学家法未亡之一验也。自后史权既散，纪传浩繁，惟徐氏《五代史注》，亦已简略，尚存饩羊于一线。而唐、宋诸家，则茫乎其不知涯涘焉。宋范冲修《神宗实录》，别为《考异》五卷，以发明其义；是知后无可代之人，而自为之解，当与《通鉴举要》、《考异》之属，同为近代之良法也。
刘氏《史通》，画补注之例为三条，其所谓小书人物之《三辅决录》、《华阳士女》，与所谓史臣自刊之《洛阳伽蓝》、《关东风俗》者，虽名为二品，实则一例。皆近世议史诸家之不可不亟复者也。惟所谓思广异闻之松之《三国》、刘昭《后汉》一条，则史家之旧法，与《索隐》、《正义》之流，大同而小异者也。
夫文史之籍，日以繁滋，一编刊定，则征材所取之书，不数十年，尝失亡其十之五六，宋、元修史之成规，可覆按焉。使自注之例得行，则因援引所及，而得存先世藏书之大概，因以校正艺文著录之得失，是亦史法之一助也。且人心日漓，风气日变，缺文之义不闻，而附会之习，且愈出而愈工焉。 在官修书，惟冀塞责，私门著述，苟饰浮名。或剽窃成书，或因陋就简。使其术稍黠，皆可愚一时之耳目，而著作之道益衰。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，则闻见之广狭，功力之疏密，心术之诚伪，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，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，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。然则考之往代，家法既如彼；揆之后世，系重又如此；夫翰墨省于前，而功效多于旧，孰有加于自注也哉？
传记传记之书，其流已久，盖与六艺先后杂出。古人文无定体，经史亦无分科。《春秋》三家之传，各记所闻，依经起义，虽谓之记可也。经《礼》二戴之记，各传其说，附经而行，虽谓之传可也。其后支分派别，至于近代，始以录人物者，区为之传：叙事迹者，区为之记。盖亦以集部繁兴，人自生其分别，不知其然而然，遂若天经地义之不可移易。此类甚多，学者生于后世，苟无伤于义理，从众可也。然如虞预《妒记》、《襄阳耆旧记》之类，叙人何尝不称记？《龟策》、《西域》诸传，述事何尝不称传？大抵为典为经，皆是有德有位，纲纪人伦之所制作，今之六艺是也。夫子有德无位，则述而不作，故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皆为传而非经，而《易。系》亦止称为《大传》。其后悉列为经，诸儒尊夫子之文，而使之有以别于后儒之传记尔。 周末儒者，及于汉初，皆知著述之事，不可自命经纶，蹈于妄作；又自以立说，当禀圣经以为宗主，遂以所见所闻，各笔于书而为传记。若二《礼》诸记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诸传是也。盖皆依经起义，其实各自为书，与后世笺注自不同也。后世专门学衰，集体日盛，叙人述事、各有散篇，亦取传记为名，附于古人传记专家之义尔。明自嘉靖而后，论文各分门户，其有好为高论者，辄言传乃史职，身非史官，岂可为人作传？世之无定识而强解事者，群焉和之，以谓于古未之前闻。夫后世文字，于古无有，而相率而为之者，集部纷纷，大率皆是。若传则本非史家所创，马、班以前，早有其文。孟子答苑◆汤、武之事，皆曰：“于传有之。”彼时并未有纪传之史，岂史官之文乎！今必以为不居史职，不宜为传，试问传记有何分别？ 不为经师，又岂宜更为记耶？记无所嫌，而传为厉禁，则是重史而轻经也。 文章宗旨，著述体裁，称为例义。今之作家，昧焉而不察者多矣。独于此等无可疑者，辄为无理之拘牵，殆如村俚巫妪，妄说阴阳禁忌，愚民举措为难矣。
明末之人，思而不学，其为瞽说，可胜唾哉！今之论文章者，乃又学而不思，反袭其说，以矜有识，是为吉所愚也。
辨职之言，尤为不明事理。如通行传记，尽人可为，自无论经师与史官矣。必拘拘于正史列传，而始可为传，则虽身居史职，苟非专撰一史，又岂可别自为私传耶？若但为应人之请，便与撰传，无以异于世人所撰。惟他人不居是官，例不得为，己居其官，即可为之，一似官府文书之须印信者然。
是将以史官为胥吏，而以应人之传，为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，说尤不可通矣。 道听之徒，乃谓此言出大兴朱先生，不知此乃明末之矫论，持门户以攻王、李者也。 朱先生尝言：“见生之人，不当作传。”自是正理。但观于古人，则不尽然。按《三国志》庞淯母赵娥，为父报仇杀人，注引皇甫《烈女传》云：“故黄门侍郎安定梁宽为其作传。”是生存之人，古人未尝不为立传。李翱撰《杨烈妇传》，彼时杨尚生存。恐古人似此者不乏。盖包举一生而为之传，《史》、《汉》列传体也；随举一事而为之传，《左氏》传经体也：朱先生言，乃专指列传一体尔。
邵念鲁与家太詹，尝辨古人之撰私传，曰：“子独不闻邓禹之传，范氏固有本欤？”按此不特范氏，陈寿《三国志》，裴注引东京、魏、晋诸家私传相证明者，凡数十家。即见于隋、唐《经籍》、《艺文志》者，如《东方朔传》、《陆先生传》之类，亦不一而足，事固不待辨也。彼挟兔园之册，但见昭明《文选》、唐宋八家鲜入此体，遂谓天下之书，不复可旁证尔。
往者聘撰《湖北通志》，因恃督府深知，遂用别识心裁，勒为三家之学。
人物一门，全用正史列传之例，撰述为篇。而隋、唐以前，史传昭著，无可参互详略施笔削者，则但揭姓名，为《人物表》。说详本篇《序例》。其诸史本传，悉入《文征》，以备案检。所谓三家之学，《文征》以拟《文选》。
其于撰述义例，精而当矣。时有佥人，穷于宦拙，求余荐入书局，无功冒餐给矣。值督府左迁，小人涎利构谗，群刺蜂起，当事惑之，檄委其人校正。
余方恃其由余荐也，而不虞其背德反噬，昧其平昔所服膺者，而作◆张以罔上也。别有专篇辨例。乃曰《文征》例仿《文选》、《文苑》，《文选》、《文苑》本无传体，因举《何蕃》、《李赤》、《毛颖》、《宋清》诸传，出于游戏投赠，不可入正传也。上官乃亟赞其有学识也，而又阴主其说，匿不使余知也。
噫！《文苑英华》有传五卷，盖七百九十有二，至于七百九十有六，其中正传之体，公卿则有兵部尚书梁公李岘，节钺则有东川节度卢坦，皆李华撰传。文学如陈子昂，卢藏用撰传。节操如李绅，沈亚之撰传。贞烈如杨妇、李翱。窦女，杜牧。合于史家正传例者，凡十余篇，而谓《文苑》无正传体，真丧心矣！
宋人编辑《文苑》，类例固有未尽，然非佥人所能知也。即传体之所采，盖有排丽如碑志者，庾信《邱乃敷敦崇传》之类。自述非正体者，《陆文学自传》之类。立言有寄托者，《王承福传》之类。借名存讽刺者，《宋清传》之类。投赠类序引者，《强居士传》之类。俳谐为游戏者，《毛颖传》之类。
亦次于诸正传中；不如李汉集韩氏文，以《何蕃传》入杂著，以《毛颖传》入杂文，义例乃皎然矣。
习固辨论乌乎起？起于是非之心也；是非之心乌乎起？起于嫌介疑似之间也；乌乎极？极于是尧非桀也。世无辨尧、桀之是非，世无辨天地之高卑也。 目力尽于秋毫，耳力穷乎穴蚁；能见泰山，不为明目，能闻雷霆，不为聪耳。
故尧、桀者，是非之名，而非所以辨是非也。嫌介疑似，未若尧、桀之分也。推之而无不若尧、桀之分，起于是非之微，而极于辨论之精也，故尧、桀者，辨论所极；而是非者，隐微之所发端也。
隐微之创见，辨者矜而宝之矣。推之不至乎尧、桀，无为贵创见焉。推之既至乎尧、桀，人亦将与固有之尧、桀而安之也。故创得之是非，终于无所见是非也。
尧、桀无推者也。积古今之是非而安之如尧、桀者，皆积古今人所刨见之隐微而推极之者也。安于推极之是非者，不知是非之所在也。不知是非之所在者，非竟忘是非也，以谓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尔。
触乎其类而动乎其思，于是有见所谓诚然者，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，矜而宝之，以谓隐微之创见也。推而合之，比而同之，致乎其极，乃即向者安于固然之尧、桀也。向也不知所以，而今知其所以，故其所见有以异于向者之所见，而其所云实不异于向者之所云也。故于是非而不致其思者，所矜之创见，皆其平而无足奇者也。
酤家酿酒而酸，大书酒酸减直于门，以冀速售也。有不知书者，入饮其酒而酸，以谓主人未之知也。既去而遗其物，主家追而纳之，又谓主人之厚己也，屏人语曰：“君家之酒酸矣，益减直而急售？”主人闻之而哑然也。
故于是非而不致其思者，所矜之创见，乃告主家之酒酸也。
尧、桀固无庸辨矣。然被尧之仁，必有几，几于不能言尧者，乃真是尧之人也；遇桀之暴，必有几，几于不能数桀者，乃真非桀之人也。千古固然之尧、桀，犹推始于几，几不能言与数者，而后定尧、桀之固然也。故真知是非者，不能遽言是非也；真知是尧非桀者，其学在是非之先，不在是尧非桀也。
是尧而非桀，贵王而贱霸，尊周、孔而斥异端，正程、朱而偏陆、王，吾不谓其不然也；习固然而言之易者，吾知其非真知也。
朱陆天人性命之理，经传备矣。经传非一人之言，而宗旨未尝不一者，其理著于事物，而不托于空言也。师儒释理以示后学，惟著之于事物，则无门户之争矣。
理，譬则水也；事物，譬则器也。器有大小浅深，水如量以注之，无盈缺也。今欲以水注器者，姑置其器，而论水之挹注盈虚与夫量空测实之理。争辨穷年，未有已也，而器固已无用矣。
子夏之门人，问交于子张。治学分而师儒尊知以行闻，自非夫子，其势不能不分也。高明沉潜之殊致，譬则寒暑昼夜，知其意者，交相为功，不知其意，交相为厉也。宋儒有朱、陆，千古不可合之同异，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，末流无识，争相诟詈，与夫勉为解纷，调停两可，皆多事也。然谓朱子偏于道问学，故为陆氏之学者，攻朱氏之近于支离；谓陆氏之偏于尊德性，故为朱氏之学者，攻陆氏之流于虚无；各以所畸重者，争其门户，是亦人情之常也。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，而攻陆、王，必且博学多闻，通经服古，若西山、鹤山、东发、伯厚诸公之勤业，然后充其所见，当以空言德性为虚无也。今攻陆、王之学者，不出博洽之儒，而出荒俚无稽之学究，则其所攻，与其所业相反也。问其何为不学问，则曰支离也；诘其何为守专陋，则曰性命也。是攻陆、王者，未尝得朱之近似，即伪陆、王以攻真陆、王也，是亦可谓不自度矣。
荀子曰：“辨生于末学。”朱、陆本不同，又况后学之晓晓乎？但门户既分，则欲攻朱者，必窃陆、王之形似；欲攻陆、王，必窃朱子之形似。朱子之形似必繁密，陆、王之形似必空灵，一定之理也。而自来门户之交攻，俱是专已守残，束书不观，而高谈性天之流也。则自命陆、王以攻朱者，固伪陆、王；即自命朱氏以攻陆、王者，亦伪陆、王，不得号为伪朱也。同一门户，而陆、王有伪，朱无伪者，空言易而实学难也。黄、蔡、真、魏，皆承朱子而务为实学，则自无暇及于门户异同之见，亦自不致随于消长盛衰之风气也。是则朱子之流别，优于陆、王也。然而伪陆、王之冒于朱学者，犹且引以为同道焉，吾恐朱氏之徒，叱而不受矣。
传言有美疢，亦有药石焉。陆、王之攻朱，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。伪陆、王之自谓学朱而奉朱，朱学之忧也。盖性命、事功、学问、文章，合而为一，朱子之学也。求一贯于多学而识，而约礼于博文，是本末之兼该也。
诸经解义不能无得失，训诂考订不能无疏舛，是向伤于大礼哉？且传其学者，如黄、蔡、真、魏皆通经服古，躬行实践之醇儒，其于朱子有所失，亦不曲从而附会，是亦足以立教矣。乃有崇性命而薄事功，弃置一切学问文章而守一二章句集注之宗旨，因而斥陆讥王，愤若不共戴天，以谓得朱之传授，是以通贯古今、经纬世宙之朱子，而为村陋无闻、傲狠自是之朱子也。且解义不能无得失，考订不能无疏舛，自获麟绝笔以来，未有免焉者也。今得陆、王之伪，而自命学朱者，乃曰：墨守朱子，虽知有毒，犹不可不食。又曰：朱子实兼孔子与颜、曾、孟子之所长。噫！其言之是非，毋庸辨矣。朱子有知，忧当何如邪？
告子曰：“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；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。”不动心者，不求义之所安，此千古墨守之权舆也。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不能充之以义理，而又不受人之善，此墨守之似告子也。然而藉人之是非以为是非，不如告子之自得矣。
藉人之是非以为是非，如佣力佐斗，知争胜而不知所以争也。故攻人则不遗余力，而诘其所奉者之得失为何如，则未能悉也。故曰：明知有毒，而不可不服也。
末流失其本，朱子之流别，以为优于陆、王矣。然则承朱氏之俎豆，必无失者乎？曰：奚为而无也。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，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。其与朱氏为难，学百倍于陆、王之末流，思更深于朱门之从学，充其所极，朱子不免先贤之畏后生矣。然究其承学，实自朱子数传之后起也，其人亦不自知也。而世之号为通人达士者，亦几几乎褰裳以从矣；有识者观之，齐人之饮井相◆也。性命之说，易入虚无。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，寓约礼于博文，其事繁而密，其功实而难；虽朱子之所求，未敢必谓无失也。然沿其学者，一传而为免斋、九峰，再传而为西山、鹤山、东发、厚斋，三传而为仁山、白云，四传而为潜溪、义乌，五传而为宁人、百诗，则皆服古通经，学求其是，而非专己守残，空言性命之流也。自是以外，文则入于辞章，学则流于博雅，求其宗旨之所在，或有不自知者矣。生乎今世，因闻宁人、百诗之风，上溯古今作述，有以心知其意，此则通经服古之绪，又嗣其音矣。
无如其人慧过于识而气荡乎志，反为朱子诟病焉，则亦忘其所自矣。 夫实学求是，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，考古易差，解经易失，如天象之难以一端尽也。历象之学，后人必胜前人，势使然也。因后人之密而贬羲、和，不知即羲、和之遗法也。今承朱氏数传之后，所见出于前人，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，是以后历而贬羲、和也。盖其所见，能过前人者，慧有余也。抑亦后起之智虑所应尔也，不知即是前人遗蕴者，识不足也。其初意未必遂然，其言足以慑一世之通人达士，而从其井捽者，气所荡也。其后亦遂居之不疑者，志为气所动也。攻陆、王者出伪陆、王，其学猥陋，不足为陆、王病也。
贬朱者之即出朱学，其力深沉，不以源流互质，言行交推；世有好学而无真识者，鲜不从风而靡矣。
古人著于竹帛，皆其宣于口耳之言也。言一成而人之观者，千百其意焉，故不免于有向而有背。今之黠者则不然，以其所长，有以动天下之知者矣。
知其所短，不可以欺也，则似有不屑焉。徙泽之蛇，且以小者神君焉。其遇可以知，而不必且为知者，则略其所长，以为未可与言也；而又饰所短，以为无所不能也。雷电以神之，鬼神以幽之，键箧以固之，标帜以市之，于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矣。天下知者少，而不必且为知者之多也；知者一定不易，而不必且为知者之千变无穷也。故以笔信知者，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，天下由是靡然相从矣。夫略所短而取其长，遗书具存，强半皆当遵从而不废者也。天下靡然从之，何足忌哉！不知其口舌遗厉，深入似知非知之人心，去取古人，任惼衷而害于道也。语云：“其父杀人报仇，其子必且行劫。”
其人于朱子盖已饮水而忘源，及笔之于书，仅有微辞隐见耳，未敢居然斥之也，此其所以不见恶于真知者也。而不必深知者，习闻口舌之间，肆然排诋而无忌惮，以谓是人而有是言，则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。故趋其风者，未有不以攻朱为能事也；非有恶于朱也，惧其不类于是人，即不得为通人也。夫朱子之授人口实，强半出于《语录》。《语录》出于弟子门人杂记，未必无失初旨也。然而大旨实与所著之书相表里，则朱子之著于竹帛，即其宣于口耳之言。是表里如一者，古人之学也。即以是义责其人，亦可知其不如朱子远矣，又何争于文字语言之末也哉？ 附录书朱陆篇后（据刘刻《遗书》卷二）
戴君学问，深见古人大体，不愧一代巨儒，而心术未醇，颇为近日学者之患，故余作《朱陆》篇正之。戴君下世今十余年，同时有横肆骂詈者，固不足为戴君累；而尊奉太过，至有称谓孟子后之一人，则亦不免为戴所愚。
身后恩怨俱平，理宜公论出矣，而至今无人能定戴氏品者，则知德者鲜也。 凡戴君所学，深通训诂，究于名物制度，而得其所以然，将以明道也。时人方贵博雅考订，见其训诂名物，有合时好，以谓戴之绝诣在此。及戴著《论性》、《原善》诸篇，于天人理气，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，时人则谓空说义理，可以无作，是固不知戴学者矣。戴见时人之识如此，遂离奇其说曰：“余于训诂、声韵、天象、地理四者，如肩舆之隶也；余所明道，则乘舆之大人也。当世号为通人，仅堪与余舆隶通寒温耳。”言虽不为无因，毕竟有伤雅道，然犹激于世无真知己者，因不免于已甚耳，尚未害于义也。其自尊所业，以谓学者不究于此，无由闻道。不知训诂名物，亦一端耳。古人学于文辞，求于义理，不由其说，如韩、欧、程、张诸儒，竞不许以闻道，则亦过矣。
然此犹自道所见，欲人惟己是从，于说尚未有欺也。
其于史学义例、古文法度，实无所解，而久游江湖，耻其有所不知，往往强为解事，应人之求，又不安于习故，妄矜独断。如修《汾州府志》，乃谓僧僚不可列之人类，因取旧志名僧入于古迹。又谓修志贵考沿革，其他皆可任意，此则识解渐入庸妄；然不过自欺，尚未有心于欺人也。余尝遇戴君于宁波道署，居停代州冯君廷丞，冯既名家子，夙重戴名，一时冯氏诸昆从，又皆循谨敬学，钦戴君言，若奉神明。戴君则故为高论，出入天渊，使人不可测识。人询班、马二史优劣，则全袭郑樵讥班之言，以谓己之创见。又有请学古文辞者，则曰：“古文可以无学而能。余生平不解古文辞，后忽欲为之而不知其道，乃取古人之文，反覆思之，忘寝食者数日，一夕忽有所司，翼日取所欲为文者，振笔而书，不假思索而成，其文即远出《左》、《国》、《史》、《汉》之上。”虽诸冯敬信有素，闻此亦颇疑之。盖其意初不过闻大兴朱先生辈论为文辞不可有意求工，而实未尝其甘苦。又觉朱先生言平淡无奇，遂恢怪出之，冀耸人听，而不知妄诞至此，见由自欺而至于欺人，心已忍矣。然未得罪于名教也。
戴君学术，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，故戒人以凿空言理，其说深探本原，不可易矣。顾以训诂名义，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，因而丑贬朱子，至斥以悖谬，诋以妄作，且云：“自戴氏出，而朱子侥幸为世所宗，已五百年，其运亦当渐替。”此则谬妄甚矣！戴君笔于书者，其于朱子有所异同，措辞与顾氏宁人、阎氏百诗相似，未敢有所讥刺，固承朱学之家法也。其异于顾、阎诸君，则于朱子间有微辞，亦未敢公然显非之也。而口谈之谬，乃至此极，害义伤教，岂浅鲜哉。
或谓言出于口而无踪，其身既殁，书又无大牴牾，何为必欲摘之以伤厚道？不知诵戴遗书而兴起者尚未有人，听戴口说而加厉者滔滔未已。至今徽、歙之间，自命通经服古之流，不薄朱子，则不得为通人。
而诽圣排贤，毫无顾忌，流风大可惧也。向在维扬，曾进其说于沈既堂先生曰：“戴君立身行己，何如朱子，至于学问文章，互争不释，姑缓定焉可乎？”此言似粗而实精，似浅而实深也。
戴东原云：“凡人口谈倾倒一席，身后书传，或反不如期期不能自达之人。”此说虽不尽然，要亦情理所必有者。然戴氏既知此理，而生平口舌求胜，或致愤争伤雅，则知及而仁不能守之为累欤？大约戴氏生平口谈，约有三种：与中朝显官负重望者，则多依违其说，间出己意，必度其人所可解者，略见锋颖，不肯竟其辞也；与及门之士，则授业解惑，实有资益；与钦风慕名，而未能遽受教者，则多为慌惚无据，玄之又玄，使人无可捉摸，而疑天疑命，终莫能定。故其身后，缙绅达者咸曰：“戴君与我同道，我尝定其某书某文字矣。”或曰：“戴君某事质成于我，我赞而彼允遵者也。”而不知戴君当日特以依违其言，而其所以自立，不在此也。及门之士，其英绝者，往往或过乎戴。戴君于其逼近己也，转不甚许可之，然戴君固深知其人者也。
后学向慕，而闻其恍惚玄渺之言，则疑不敢决，至今未能定戴为何如人，而信之过者，遂有超汉、唐、宋儒为孟子后一人之说，则皆不为知戴者也。
文德凡言义理，有前人疏而后人加密者，不可不致其恩也。古人论文，惟论文辞而已矣。刘勰氏出，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；苏辙氏出，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；可谓愈推而愈精矣。未见有论文德者，学者所宜深省也。夫子尝言“有德必有言”，又言“修辞立其诚”；孟子尝论“知言”“养气”，本乎集义；韩子亦言，“仁义之途”，“《诗》、《书》之源”；皆言德也。
今云未见论文德者，以古人所言，皆兼本末，包内外，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，未尝就文辞之中言其有才，有学，有识，又有文之德也。凡为古文辞者，必敬以恕。临文必敬，非修德之谓也。论古必恕，非宽容之谓也。敬非修德之谓者，气摄而不纵，纵必不能中节也。恕非宽仁之谓者，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。嗟乎！
知德者鲜，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，则知文德矣。
昔者陈寿《三国志》，纪魏而传吴、蜀，习凿齿为《汉晋春秋》，正其统矣。司马《通鉴》仍陈氏之说，朱子《纲目》又起而正之。“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”不应陈氏误于先，而司马再误于其后，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，偏居于优也。而古今之讥《国志》与《通鉴》者，殆于肆口而骂詈，则不知起古人于九原，肯吾心服否邪？陈氏生于西晋，司马生于北宋，苟黜曹魏之禅让，将置君父于何地？而习与朱子，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，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。此说前人已言。诸贤易地则皆然，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。是则不知古人之世，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；知其世矣，不知古人之身处，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。身之所处，固有荣辱隐显，屈伸忧乐之不齐，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，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，况生千古以后乎？圣门之论恕也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其道大矣。今则第为文人，论古必先设身，以是为文德之恕而已尔。
韩氏论文，“迎而拒之，平心察之”。喻气于水，言为浮物。柳氏之论文也，“不敢轻心掉之”，“怠心易之”，“矜气作之”，“昏气出之”。
夫诸贤论心论气，未即孔、孟之旨，及乎天人、性命之微也。然文繁而不可杀，语变而各有当。要其大旨则临文主敬，一言以蔽之矣。主敬则心平，而气有所摄，自能变化从容以合度也。夫史有三长，才、学、识也；古文辞而不由史出，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。夫识生于心也，才出于气也；学也者，凝心以养气，炼识而成其才者也。心虚难恃，气浮易弛。主敬者，随时检摄于心气之间，而谨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。夫缉熙敬止，圣人所以成始而成终也，其为义也广矣。今为临文，检其心气，以是为文德之敬而已尔。
文理偶于良宇案间，见《史记》录本，取观之，乃用五色圈点，各为段落。 反覆审之，不解所谓；询之良宇，哑然失笑，以谓己亦厌观之矣。其书云出前明归震川氏，五色标识，各为义例，不相混乱。若者为全篇结构，若者为逐段精彩，若者为意度波澜，若者为精神气魄，以例分类，便于拳服揣摩，号为古文秘传。前辈言古文者，所为珍重授受，而不轻以示人者也。又云：“此如五祖传灯，灵素受箓，由此出者，乃是正宗；不由此出，纵有非常著作，释子所讥为野狐禅也。余幼学于是，及游京师，闻见稍广，乃知文章一道，初不由此。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，故不遽弃，非珍之也。”余曰：文章一道，自元以前，衰而且病，尚未亡也。明人初承宋、元之遗，粗存规矩。至嘉靖、隆庆之间，晦蒙否塞，而文几绝矣。归震川氏生于是时，力不能抗王、李之徒，而心知其非，故斥凤洲以为庸妄，谓其创为秦、汉伪体，至并官名地名，而改用古称，使人不辨作何许语，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，非妄言也。
然归氏之文，气体清矣，而按其中之所碍，则亦不可强索。
故余尝书识其后，以为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，特以文从字顺，不汩没于流俗；而于古人所谓闳中肆外，言以声其心之所得，则未之闻尔。然亦不得不称为彼时之豪杰矣。但归氏之于制艺，则犹汉之子长、唐之退之，百世不祧之大宗也。故近代时文家之言古文者，多宗归氏。唐、宋八家之选，人几等于《五经》四子所由来矣。惟归、唐之集，其论说文字皆以《史记》为宗，而其所以得力于《史记》者，乃颇怪其不类。盖《史记》体本苍质，而司马才大，故运之以轻灵。今归、唐之所谓疏宕顿挫，其中无物，遂不免于浮滑，而开后人以描摩浅陋之习。故疑归、唐诸子，得力于《史记》者，特其皮毛，而于古人深际，未之有见。今观诸君所传五色订本，然后知归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，正坐此也。
夫立言之要，在于有物。古人著为文章，皆本于中之所见，初非好为炳炳烺烺，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。富贵公子，虽醉梦中，不能作寒酸求乞语；疾痛患难之人，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，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。此声之所以肖其心，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，各自成家者也。今舍己之所求，而摩古人之形似，是杞梁之妻，善哭其夫，而西家偕老之妇，亦学其悲号；屈子自沉汨罗，而同心一德之朝，其臣亦宜作楚怨也；不亦乐乎？至于文字，古人未尝不欲其工。孟子曰：“持其志，无暴其气。”学问为立言之主，犹之志也；文章为明道之具，犹之气也。求自得于学问，固为文之根本。求无病于文章，亦为学之发挥。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辞，伊川先生谓工文则害道，明道先主谓记诵为玩物丧志。虽为忘本而逐末者言之，然推二先生之立意，则持其志者，不必无暴其气，而出辞气之远于鄙倍，辞之欲求其达，孔、曾皆为不闻道矣。但文字之佳胜，正贵读者之自得。如饮食甘旨，衣服轻暖，衣且食者之领受，各自知之，而难以告人。如欲告人衣食之道，当指脍炙而令其自尝，可得旨甘；指狐貉而令其自被，可得轻暖，则有是道矣。必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，搂人之身而置怀以授之暖，则无是理也。 韩退之曰：“记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钩其玄。”其所谓钩玄提要之书，不特后世不可得而闻，虽当世籍、湜之徒，亦未闻其有所见，果何物哉？ 盖亦不过寻章摘句，以为撰文之资助耳。此等识记，古人当必有之。如左思十稔而赋《三都》，门庭藩溷，皆著纸笔，得即书之。今观其赋，并无奇思妙想，动心駴魄，当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。其所谓得即书者，亦必标书志义，先掇古人菁英，而后足以供驱遣尔。然观书有得，存乎其人，各不相涉也。
故古人论文，多言读书养气之功，博古通经之要，亲师近友之益，取材求助之方，则其道矣。至于论及文辞工拙，则举隅反三，称情比类。如陆机《文赋》，刘勰《文心雕龙》，钟嵘《诗品》，或偶举精字善句，或品评全篇得失，今观之者得意文中，会心言外，其于文辞思过半矣。至于不得已而摘记为书，标识为类，是乃一时心之所会，未必出于其书之本然。比如怀人见月而思，月岂必主远怀？久客听雨而悲，雨岂必有愁况？然而月下之怀，雨中之感，岂非天地至文？而欲以此感此怀，藏为秘密，或欲嘉惠后学，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，必须用此悲感方可领略，则适当良友乍逢，及新昏宴尔之人，必不信矣。是以学文之事，可授受者规矩方圆，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。
至于纂类摘比之书，标识评点之册，本为文之末务，不可揭以告人，只可用以自志，父不得而与子，师不得以传弟。盖恐以古人无穷之书，而拘于一时有限之心手也。
律诗当知平仄，古诗宜知音节。顾平仄显而易知，音节隐而难察，能熟千古诗，当自得之。执古诗而定人之音节，则音节变化，殊非一成之诗所能限也。赵伸符氏取古人诗为《声调谱》，通人讥之，余不能为赵氏解矣。然为不知音节之人言，未尝不可生其启悟，特不当举为天下之式法尔。时文当知法度，古文亦当知有法度。时文法度显而易言，古文法度隐而难喻，能熟于古文，当自得之。执古文而示人以法度，则文章变化，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。归震川氏取《史记》之文，五色标识，以示义法；今之通人，如闻其事必窃笑之，余不能为归氏解也。然为不知法度之人言，未尝不可资其领会，特不足据为传授之秘尔。据为传授之秘，则是郢人宝燕石矣。夫书之难以一端尽也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诗之音节，文之法度，君子以谓可不学而能，如啼笑之有收纵，歌哭之有抑扬，必欲揭以示人，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。然使一己之见，不事穿凿过求，而偶然浏览，有会于心，笔而志之，以自省识，未尝不可资修辞之助也。乃因一己所见，而谓天下之人，皆当范我之心手焉，后人或我从矣，起古人而问之，乃曰：“余之所命，不在是矣！”毋乃冤欤？
文集集之兴也，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？古者朝有典谟，官存法令，风诗采之闾里，敷奏登之庙堂，未有人自为书，家存一说者也。刘向校书，叙录诸子百家，皆云出于古老某官某氏之掌，是古无私门著述之征也。余详外篇。自治学分途，百家风起，周、秦诸子之学，不胜纷纷，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。 然专门传家之业，未尝欲以文名，苟足显其业，而可以传授于其徒，诸子俱有学徒传授，《管》、《晏》二子书，多记其身后事，《庄子》亦记其将死之言，《韩非。存韩》之终以李斯驳议，皆非本人所撰。盖为其学者，各据闻见而附益之尔。则其说亦遂止于是，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。两汉文章渐富，为著作之始衰。然贾生奏议，编入《新书》；即《贾子书》。唐《集贤书目》始有《新书》之名。相如词赋，但记篇目；《艺文志》《司马相如赋》二十九篇，次《屈原赋》二十五篇之后，而叙录总云，诗赋一百六家，一千三百一十八篇。盖各为一家言，与《离骚》等。皆成一家之言，与诸子未甚相远，初未尝有汇次诸体，裒焉而为文集者也。自东京以降，讫乎建安、黄初之间，文章繁矣。然范、陈二史，《文苑传》始于《后汉书》。所次文士诸传，识其文笔，皆云所著诗、赋、碑、箴、颂、诔若干篇，而不云文集若干卷，则文集之实已具，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。《隋志》：“别集之名，《东京》所创。”盖未深考。自挚虞创为《文章流别》，学者便之，于是别聚古人之作，标为别集。则文集之名，实仿于晋代。陈寿定《诸葛亮集》二十四篇，本云《诸葛亮故事》，其篇目载《三国志》，亦子书之体。而《晋书。陈寿传》云，定《诸葛集》，寿于目录标题，亦称《诸葛氏集》，盖俗误云。而后世应酬牵率之作，决科俳优之文，亦泛滥横裂，而争附别集之名，是诚刘《略》所不能收，班《志》所无可附；而所为之文，亦矜情饰貌，矛盾参差，非复专门名家之语无旁出也。夫治学分而诸子出，公私之交也；言行殊而文集兴，诚伪之判也。势屡变则屡卑，文愈繁则愈乱。苟有好学深思之士，因文以求立言之质，因散而求会同之归，则三变而古学可兴，惜乎循流者忘源，而溺名者丧实，二缶犹且以钟惑，况滔滔之靡有底极者！
昔者向、歆父子之条别，其《周官》之遗法乎？聚古今文字而别其家，合天下学术而守于官，非历代相传有定式，则西汉之末，无由直溯周、秦之源也。《艺文志》有录无书者，亦归其类，则刘向以前必有传授矣。且《七略》分家，亦未有确据，当是刘氏失其传。班《志》而后，纷纷著录者，或合或离，不知宗要；其书既不尽传，则其部次之得失，叙录之善否，亦无从而悉考也。苟勖《中经》有四部，诗赋图赞，与汲冢之书归丁部。王俭《七志》，以诗赋为文翰志，而介于诸子军书之间，则集部之渐日开，而尚未居然列专目也。至阮孝绪撰《七录》，惟技术、佛、道分三类，而经典、纪传、子兵、文集之四录，已全为唐人经、史、子、集之权舆；是集部著录，实仿于萧梁，而古学源流，至此为一变，亦其时势为之也。呜呼！著作衰而有文集，典故穷而有类书。学者贪于简阅之易，而不知实学之衰；狃于易成之名，而不知大道之散。江河日下，豪杰之士，从狂澜既倒之后，而欲障百川于东流，其不为举世所非笑，而指目牵引为言词，何可得耶？
且名者，实之宾也；类者，例所起也。古人有专家之学，而后有专门之书；有专门之书，而后有专门之授受。郑樵盖尝云尔。即类求书，因流溯源，部次之法明，虽三坟五典，可坐而致也。自校雠失传，而文集类书之学起，一编之中，先自不胜其庞杂；后之兴者，何从而窥古人之大体哉？夫《楚词》，屈原一家之书也，自《七录》初收于集部，《隋志》特表《楚词》类，因并总集别集为三类，遂为著录诸家之成法。充其义例，则相如之赋，苏、李之五言，枚生之《七发》，亦当别标一目，而为赋类、五言类、《七发》类矣。
总集别集之称，何足以配之？其源之滥，实始词赋不列专家，而文人有别集也。《文心雕龙》，刘勰专门之书也。自《集贤书目》收为总集，《隋志》已然。
《唐志》乃并《史通》、《文章龟鉴》、《史汉异义》为一类，遂为郑略、马《考》诸子之通规。《郑志》以《史通》入通史类，以《雕龙》入《文集》类。夫渔仲校雠，义例最精，犹舛误若此，则俗学之传习已久也。 充其义例，则魏文《典论》，葛洪《史钞》，张骘《文士传》，《典论。论文》如《雕龙》，《史钞》如《史汉异义》，《文士传》如《文章龟鉴》，类皆相似。亦当混合而入总集矣，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？《典论》，子类也；《史钞》、《文士传》，史类也。其例之混实由文集难定专门，而似者可乱真也。
著录既无源流，作者标题，遂无定法。郎蔚之《诸州图经集》，则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；《隋志》所收。王方庆《宝章集》，则经部小学而有集名矣；《唐志》所收。玄觉《永嘉集》，则子部释家而有集名矣。《唐志》所收。百家杂艺之末流，识既庸暗，文复鄙俚，或抄撮古人，或自明小数，本非集类，而纷纷称集者，何足胜道？虽曾氏《隆平集》，亦从流俗，当改为传志，乃为相称。然则三集既兴，九流必混，学术之迷，岂特黎丘有鬼，歧路亡羊而已耶？
篇卷《易》曰：“艮其辅，言有序。”《诗》曰：“出言有章。”古人之于言，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。著之于书，则有简策。标其起讫，是曰篇章。孟子曰：“吾于《武城》，取二三策而已矣。”是连策为篇之证也。《易。大传》曰：“二篇之册，万有一千五百二十。”是首尾为篇之证也。左氏引《诗》，举其篇名，而次第引之，则曰某章云云。是篇为大成，而章为分阕之评也。
要在文以足言，成章有序，取其行远可达而已。篇章简策，非所计也。后世文字繁多，爰有校雠之学。而向、歆著录，多以篇卷为计。大约篇从竹简，卷从缣素，因物定名，无他义也。而缣素为书，后于竹简，故周、秦称篇，入汉始有卷也。第彼时竹素并行，而名篇必有起讫；卷无起讫之称，往往因篇以为之卷。
故《汉志》所著几篇，即为后世几卷，其大较也。然《诗经》为篇三百，而为卷不过二十有八；《尚书》、《礼经》，亦皆卷少篇多，则又知彼时书入缣素，亦称为篇。篇之为名，专主文义起讫，而卷则系乎缀帛短长；此无他义，盖取篇之名书，古于卷也。故异篇可以同卷，而分卷不闻用以标起讫。至班氏《五行》之志，《元后》之传，篇长卷短，则分子卷。
是篇不可易，而卷可分合也。嗣是以后，讫于隋、唐，书之计卷者多，计篇者少。著述诸家所谓一卷，往往即古人之所谓一篇，则事随时变，人亦出于不自知也。惟司马彪《续后汉志》，八篇之书，分卷三十，割篇徇卷，大变班书子卷之法，作俑唐、宋史传，失古人之义矣。《史》、《汉》之书，十二本纪、七十列传、八书、十志之类，但举篇数，全书自了然也。《五行志》分子卷五，《王莽传》分子卷三，而篇目仍合为一，总卷之数，仍与相符。
是以篇之起讫为主，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。自司马彪以八志为三十卷，遂开割篇徇卷之例。篇卷混淆，而名实亦不正矣。欧阳《唐志》五十，其实十三志也；年表十五，其实止四表也。《宋史》列传二百五十有五，《后妃》以一为二，《宗室》以一为四，李纲一人传分二卷；再并《道学》、《儒林》，以至《外国》、《蛮夷》之同名异卷，凡五十余卷；其实不过一百九十余卷耳。
至于其间名小异而实不异者，道书称◆，即卷之别名也，元人《说郛》用之；蒯通《隽永》称首，则章之别名也，梁人《文选》用之。此则标新著异，名实故无伤也。唐、宋以来，卷轴之书，又变而为纸册，则成书之易，较之古人，盖不啻倍蓰已也。古人所谓简帙繁重，不可合为一篇者，分上中下之类。今则再倍其书，而不难载之同册矣。故自唐以前，分卷甚短。六朝及唐人文集，所为十卷，今人不过三四卷也。自宋以来，分卷遂长。以古人卷从卷轴，势自不能过长；后人纸册为书，亦不过存卷之名，则随其意之所至，不难巨册以载也。以纸册存缣素为卷之名，亦犹汉人以缣素而存竹简为篇之名，理本同也。然篇既用以计文之起讫矣，是终古不可改易，虽谓不从竹简起义可也；卷则限于轴之长短，而并无一定起讫之例。今既不用缣素而用纸册，自当量纸删之能胜而为之界。其好古而标卷为名，从质而标册为名，自无不可，不当又取卷数与册本，故作参差，使人因卷寻篇，又复使人挟册求卷，徒滋扰也。夫文之繁省起讫，不可执定；而方策之重，今又不行；古人寂寥短篇，亦可自为一书，孤行于世。盖方策休重，不如后世片纸，难为一书也。则篇自不能孤立，必依卷以连编，势也。卷非一定而不可易，既欲包篇以合之，又欲破册而分之，使人多一检索于离合之外，又无关于义例焉，不亦扰扰多事乎？故著书但当论篇，不当计卷；卷不关于文之本数，篇则因文计数者也。故以篇为计，自不忧其有阙卷，以卷为计，不能保其无阙篇也。
必欲计卷，听其量册短长，而为铨配可也。不计所载之册，而铢铢分卷，以为题签署录之美观，皆是泥古而忘实者也。《崇文》、《宋志》，间有著册而不详卷者。明代《文渊阁目》，则但计册而无卷矣。是虽著录之阙典，然使卷册苟无参差，何至有此弊也？古人已成之书，自不宜强改。
天喻天下浑然而无名者也。三垣、七曜、二十八宿、一十二次、三百六十五度、黄道、赤道、历家强名之以纪数尔。古今以来，合之为文质损益，分之为学业事功，文章性命。当其始也，但有见于当然，而为乎其所不得不为，浑然无定名也。其分条别类，而名文名质，名为学业事功，文章性命，而不可合并者，皆因偏救弊，有所举而诏示于人，不得已而强为之名，定趋向尔。
后人不察其故而徇于其名，以谓是可自命其流品，而纷纷有入主出奴之势焉。
汉学宋学之交讥，训诂辞章之互诋，德性学问之纷争，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。 学业将以经世也，如治历者，尽人功以求合于天行而已矣，初不自为意必也。其前人所略而后人详之，前人所无而后人创之，前人所习而后人更之，譬若《月令》中星不可同于《尧典》，太初历法不可同于《月令》，要于适当其宜而可矣。周公承文、武之后，而身为冢宰，故制作礼乐，为一代成宪。 孔子生于衰世，有德无位，故述而不作，以明先王之大道。孟子当处士横议之时，故力距杨、墨，以尊孔子之传述。韩子当佛老炽盛之时，故推明圣道，以正天下之学术。程、朱当末学忘本之会，故辨明性理，以挽流俗之人心。 其事与功，皆不相袭，而皆以言乎经世也。故学业者，所以辟风气也。风气未开，学业有以开之；风气既弊，学业有以挽之。人心风俗，不能历久而无弊，犹羲和、保章之法，不能历久而不差也。因其弊而施补救，犹历家之因其差而议更改也。历法之差，非过则不及；风气之弊，非偏重则偏轻也。重轻过不及之偏，非因其极而反之，不能得中正之宜也。好名之士，方且趋风气而为学业，是以火救火，而水救水也。
天定胜人，人定亦能胜天。二十八宿，十二次舍，以环天度数，尽春秋中国都邑。夫中国在大地中，东南之一隅耳。而周天之星度，属之占验，未尝不应，此殆不可以理推测，盖人定之胜于天也。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时，皆以六十甲子，分配五行五克。夫年月与时，并不以甲子为纪，古人未尝有是言也。而后人既定其法，则亦推衍休咎而无不应，岂非人定之胜天乎？
《易》曰“先天而天弗违”，盖以此也。学问亦有人定胜天之理。理分无极太极，数分先天后天，图有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，性分义理气质，圣人之意，后贤以意测之，遂若圣人不妨如是解也。率由其说，亦可以希圣，亦可以希天，岂非人定之胜天乎？尊信太过，以谓真得圣人之意固非；即辨驳太过，以为诸儒诉詈，亦岂有当哉？
师说韩退之曰：“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。”又曰：“师不必贤于弟子，弟子不必不如师。”“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。”又曰：“巫医百工之人，不耻相师。”而因怪当时之人，以相师为耻，而曾巫医百工之不如。韩氏盖为当时之敝俗而言之也，未及师之究竟也。《记》曰：“民生有三，事之如一，君、亲、师也。”此为传道言之也。授业解惑，则有差等矣。业有精粗，惑亦有大小，授且解者之为师，固然矣，然与传道有间矣。巫医百工之相师，亦不可以概视也。
盖有可易之师，与不可易之师，其相去也，不可同日语矣。知师之说者，其知天乎？盖人皆听命于天者也，天无声臭，而俾君治之；人皆无所生也，天不物物而生，而亲则生之；人皆学于天者也，天不谆谆而诲，而师则教之。然则君子而思事天也，亦在谨事三者而已矣。
人失其道，则失所以为人，犹无其身，则无所以为生也。故父母生而师教，其理本无殊异。此七十子之服孔子，所以可与之死，可与之生，东西南北，不敢自有其身，非情亲也，理势不得不然也。若夫授业解惑，则有差等矣。经师授受，章句训诂；史学渊源，笔削义例；皆为道体所该。古人“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”。
竹帛之外，别有心传，口耳转受，必明所自，不啻宗支谱系不可乱也。此则必从其人而后受，苟非其人，即已无所受也，是不可易之师也。学问专家，文章经世，其中疾徐甘苦，可以意喻，不可言传。此亦至道所寓，必从其人而后受，不从其人，即已无所受也，是不可易之师也。
苟如是者，生则服勤，左右无方；没则尸祝俎豆，如七十子之于孔子可也。 至于讲习经传，旨无取于别裁；斧正文辞，义未见其独立；人所共知共能，彼偶得而教我；从甲不终，不妨去而就乙；甲不我告，乙亦可询。此则不究于道，即可易之师也。虽学问文章，亦末艺耳。其所取法，无异梓人之基琢雕，红女之传絺绣，以为一日之长，拜而礼之，随行隅坐，爱敬有加可也。 必欲严昭事之三，而等生身之义，则责者罔，而施者亦不由衷矣。 巫医百工之师，固不得比于君子之道，然亦有说焉。技术之精，古人专业名家，亦有隐微独喻，得其人而传，非其人而不传者，是亦不可易之师，亦当生则服勤，而没则尸祝者也。古人饮食，必祭始为饮食之人，不忘本也：况成我道德术艺，而我固无从他受者乎？至于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，则观所得为何如耳。所争在道，则技曲艺业之长，又问沾沾而较如不如哉？ 嗟夫！师道失传久矣。有志之士，求之天下，不见不可易之师；而观于古今，中有怦怦动者，不觉冁然而笑，索焉不知涕之何从，是亦我之师也。
不见其人，而于我乎隐相授受，譬则孤子见亡父于影像，虽无人告之，梦寐必将有警焉。而或者乃谓古人行事，不尽可法，不必以是为尸祝也。夫禹必祭鲧，尊所出也；兵祭蚩尤，宗创制也。若必选人而宗之，周、孔乃无遗憾矣。人子事其亲，固有论功德，而祧祢以奉大父者耶？
假年客有论学者，以谓书籍至后世而繁，人寿不能增加于前古，是以人才不古若也。今所有书，如能五百年生，学者可无遗憾矣。计千年后，书必数倍于今，则亦当以千年之寿副之，或传以为名言也。余谓此愚不知学之言也。
必若所言，造物虽假之以五千年，而犹不达者也。
学问之于身心，犹饥寒之于衣食也；不以饱暖慊其终身，而欲假年以穷天下之衣食，非愚则罔也。传曰：“至诚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。”人之异于物者，仁义道德之粹，明物察伦之具，参天赞地之能，非物所得而全耳。若夫知觉运动，心知血气之禀于天者，与物岂有殊哉？夫质大者所用不得小，质小者所资不待大，物各有极也。人亦一物也。鲲鹏之寿十亿，虽千年其犹稚也；蟪蛄不知春秋，期月其大耋也。人于天地之间，百年为期之物也。心知血气，足以周百年之给欲，而不可强致者也。 夫子十五志学，“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圣人，人道之极也。人之学为圣者，但有十倍百倍之功，未闻待十倍百倍之年也。一得之能，一技之长，亦有志学之始，与不逾矩之究竟也。其不能至于圣也，质之所限也，非年之所促也。颜子三十而夭，夫子曰：“惜乎！吾见其进也，未见其止也。”盖痛其不足尽百年之究竟也。又曰：“后生可畏，四十五十而无闻焉，斯不足畏。”人生固有八十九十至百年者，今不待终其天年，而于四十五十，谓其不足畏者，亦约之以百年之生，度其心知血气之用，固可意计而得也。五十无闻，虽使更千百年，亦犹是也。 神仙长生之说，诚渺茫矣。同类殊能，则亦理之所有。故列仙洞灵之说，或有千百中之十一，不尽诬也。然而千岁之神仙，不闻有能胜于百岁之通儒，则假年不足懋学之明征也。禹惜分阴，孔子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。”又曰：“假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。”盖惧不足尽百年之能事，以谓人力可至者，而吾有不至焉，则负吾生也。蟪蛄纵得鲲鹏之寿，其能止于啾啾之鸣也。盖年可假，而质性不可变。是以圣贤爱日力，而不能憾百年之期蹙，所以谓之尽性也。世有童年早慧，诵读兼人之倍蓰而犹不止焉者，宜大异于常人矣；及其成也，较量愚柔百倍之加功，不能遽胜也。则敏钝虽殊，要皆尽千百年之能事，而心知血气，可以理约之明征也。今不知为已，而骛博以炫人，天下闻见不可尽，而入之好尚不可同。以有尽之生，而逐无穷之闻见；以一人之身，而逐无端之好尚，尧、舜有所不能也。孟子曰：“尧舜之智，而不遍物；尧舜之仁，不遍爱人。”今以凡猥之资，而欲穷尧、舜之所不遍，且欲假天年于五百焉；幸而不可能也，如其能之，是妖孽而已矣。“族子廷枫曰：“叔父每见学者，自言苦无记性，书卷过目辄忘，因自解其不学。叔父辄曰：”君自不善学耳。果其善学，记性断无不足用之理。书卷浩如烟海，虽圣人犹不能尽。古人所以贵博者，正谓业必能专，而后可与言博耳。盖专则成家，成家则已立矣。宇宙名物，有切己者，虽锱铢不遗；不切己者，虽泰山不顾。如此用心，虽极钝之资，未有不能记也。不知专业名家，而泛然求圣人之所不能尽，此愚公移山之智，而同斗筲之见也。‘此篇盖有为而发，是亦为夸多斗靡者下一针砭。
故其辞亦庄亦谐，令人自发深省。与向来所语，学者足相证也。“感遇古者官师政教出于一，秀民不艺其百亩，则饩于庠序，不有恒业，谓学业。必有恒产，无旷置也。周衰官失，道行私习于师儒，于是始有失职之士，孟子所谓尚志者也。进不得禄享其恒业，退不得耕获其恒产，处世孤危，所由来也。士与会卿大夫，皆谓爵秩，未有不农不秀之间，可称尚志者也。孟子所言，正指为官失师分，方有此等品目。圣贤有志斯世，则有际可公养之仕，三就三去之道，遇合之际，盖难言也。夫子将之荆，先之以子夏，申之以冉有。泄柳、申详，无人乎缪公之侧，则不能安其身。孟子去齐，时子致矜式之言，有客进留行之说。相需之殷，而相遇之疏，则有介绍旁通，维持调护，时势之出于不得不然者也。 圣贤进也以礼，退也以义，无所撄于外，故自得者全也。士无恒产，学也禄在其中；非畏其耕之馁，势有不暇及也。 虽然，三月无君，则死无庙祭，生无宴乐，霜露怛心，凄凉相吊，圣贤岂必远于人情哉！君子固穷，枉尺直寻，羞同诡御，非争礼节，盖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。古之不遇时者，隐居下位；后世下位，不可以幸致也。古之不为仕者，躬耕乐道；后世耕地，不可以幸求也。古人廉退之境，后世竭贪幸之术而求之，犹不得也。故责古之君子，但欲其明进退之节，不苟慕夫荣利而已。
责后之君子，必具志士沟壑、勇士丧元之守而后可；圣人处遇，固无所谓难易也；大贤以下，必尽责其丧元沟壑而后可，亦人情之难者也。
商鞅浮尝以帝道，贾生详对于鬼神，或致隐几之倦，或逢前席之迎，意各有所为也。然而或有遇不遇者，商因孝公之所欲，而贾操文帝之所难也。 韩非致慨于《说难》，曼倩托言于谐隐，盖知非学之难，而所以申其学者难也。然而韩非卒死于说，而曼倩尚畜于俳，何也？一则露锷而遭忌，一则韬锋而幸全也。故君子不难以学术用天下，而难于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。古今时异势殊，不可不辨也。古之学术简而易，问其当否而已矣；后之学术曲而难，学术虽当，犹未能用，必有用其学术之学术，而其中又有工拙焉。身世之遭遇，未责其当否，先责其工拙。学术当而趋避不工，见摈于当时；工于遇而执持不当，见讥于后世。沟壑之患逼于前，而工拙之效驱于后。呜呼！
士之修明学术，欲求寡过，而能全其所自得，岂不难哉！
且显晦时也，穷通命也。才之生于天者有所独，而学之成于人者有所优。
一时缓急之用，与一代风尚所趋，不必适相合者，亦势也。刘歆经术而不遇孝武，李广飞将而不遇高皇，千古以为惜矣。周人学武，而世主尚文，改而学文，主又重武；方少而主好用老，既老而主好用少，白首泣涂，固其宜也。
若夫下之所具，即为上之所求，相须綦亟，而相遇终疏者，则又不可胜道也。
孝文拊髀而思颇、牧，而魏尚不免于罚作；理宗端拱而表程、朱，而真、魏不免于疏远；则非学术之为难，而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，良哉其难也。望远山者，高秀可挹，入其中而不觉也；追往事者，哀乐无端，处其境而不知也。
汉武读相如之赋，叹其飘飘凌云，恨不得与同时矣；及其既见相如，未闻加于一时侍从诸巨之右也。人固有爱其人而不知其学者，亦有爱其文而不知其人者。
唐有牛、李之党，恶白居易者，缄置白氏之作，以谓见则使人生爱，恐变初心。是于一人之文行殊爱憎也。郑畋之女，讽咏罗隐之诗，至欲委身事之；后见罗隐貌寝，因之绝口不道。是于一人之才貌分去取也。文行殊爱憎，自出于党私；才貌分去取，则是妇人女子之见也。然而世以学术相贵，读古人书，常有生不并时之叹；脱有遇焉，则又牵于党援异同之见，甚而效郑畋女子之别择于容貌焉；则士之修明学术，欲求寡过，而能全其所自得，岂不难哉？
淳于量饮于斗石，无鬼论相于狗马，所谓赋《关雎》而兴淑女之思，咏《鹿鸣》而致嘉宾之意也。有所托以起兴，将以浅而入深，不特诗人微婉之风，实亦世士羔雁之质；欲行其学者，不得不度时人之所喻以渐入也。然而世之观人者，闻《关雎》而索河洲，言《鹿鸣》而求苹野，淑女嘉宾，则弃置而弗道也。中人之情，乐易而畏难，喜同而恶异，听其言而不察其言之所谓者，十常八九也。有贱丈夫者，知其遇合若是之难也，则又舍其所长，而强其所短，力趋风尚，不必求惬于心，风尚岂尽无所取哉？其开之者，尝有所为；而趋之者，但袭其伪也。夫雅乐不亡于下里，而亡于郑声，郑声工也；良苗不坏于蒿莱，而坏于莠草，莠草似也；学术不丧于流俗，而丧于伪学，伪学巧也。天下不知学术，未尝不虚其心以有待也。伪学出，而天下不复知有自得之真学焉。此孔子之所以恶乡愿，而孟子之所为深嫉似是而非也。然而为是伪者，自谓所以用其学术耳。昔者夫子未尝不猎较，而簿正之法卒不废，兆不足行而后去也。然则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，圣贤不废也。学术不能随风尚之变，则又不必圣贤，虽梓匠轮舆，亦如是也。是以君子假兆以行学，而遇与不遇听乎天。昔扬子云早以雕虫获荐，而晚年草玄寂寞；刘知几先以词赋知名，而后因述史减誉。诚知其不可奈何，而安之着命也。
辨似人藏其心，不可测度也。言者心之声，善观人者，观其所言而已矣。人不必皆善，而所言未有不托于善也。善观人者，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。夫子曰：“始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信其行；今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行。”恐其所言不出于意之所谓诚然也。夫言不由中，如无情之讼，辞穷而情易见，非君子之所患也。
学术之患，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，同一有为言之也，求其所以为言者，咫尺之间，而有霄壤之判焉，似之而非也。 天下之言，本无多也。言有千变万化，宗旨不过数端可尽，故曰言本无多。人则万变不齐者也。以万变不齐之人，而发为无多之言，宜其迹异而言则不得不同矣。譬如城止四门，城内之人千万，出门面有攸往，必不止四途，而所从出者，止四门也。然则趋向虽不同，而当其发轫不得不同也。非有意以相袭也，非投东而伪西也，势使然也。
树艺五谷，所以为烝民粒食计也。仪狄曰：“五谷不可不熟也。”问其何为而祈熟，则曰：“不熟无以为酒浆也。”教民蚕桑，所以为老者衣帛计也。蚩尤曰：“蚕桑不可不植也。”诘其何为而欲植，则曰：“不植无以为旌旗也。”夫仪狄、蚩尤，岂不诚然须粟帛哉？然而斯民衣食，不可得而赖矣。 《易》曰：“阴阳不测之谓神。”又曰：“神也者，妙万物而为言者也。”孟子曰：“大而化之之谓圣，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。”此神化神妙之说所由来也。夫阴阳不测，不离乎阴阳也。妙万物而为言，不离乎万物也。圣不可知，不离乎充实光辉也。然而曰圣曰神曰妙者，使人不滞于迹，即所知见以想见所不可知见也。学术文章，有神妙之境焉。末学肤受，泥迹以求之。其真知者，以谓中有神妙，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者也。不学无识者，窒于心而无所入，穷于辨而无所出，亦曰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也。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。
伯昏瞀人谓列御寇曰：“人将保汝矣，非汝能使人保也，乃汝不能使人毋汝保也。”然则不能使人保者下也，能使人毋保者上也，中则为人所保矣。
故天下惟中境易别，上出乎中而下不及中，恒相似也。学问之始，未能记诵，博涉既深，将超记诵。故记诵者，学问之舟车也。人有所适也，必资乎舟车；至其地，则舍舟车矣。一步不行者，则亦不用舟车矣。不用舟车之人，乃托舍舟车者为同调焉。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。程子见谢上蔡多识经传，便谓玩物丧志，毕竟与孔门“一贯”不似。
理之初见，毋论智愚与贤不肖，不甚远也；再思之，则恍惚而不可恃矣；三思之，则眩惑而若夺之矣。非再三之力，转不如初也。初见立乎其外，故神全，再三则入乎其中，而身已从其旋折也。必尽其旋折，而后复得初见之至境焉。故学问不可以惮烦也。然当身从旋折之际，神无初见之全，必时时忆其初见，以为恍惚眩惑之指南焉，庶几哉有以复其初也。吾见今之好学者，初非有所见而为也，后亦无所期于至也，发愤攻苦，以谓吾学可以加人而已矣。泛焉不系之舟，虽日驰千里，何适于用乎？乃曰学问不可以惮烦。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。
夫言所以明理，而文辞则所以载之之器也。虚车徒饰，而主者无闻，故溺于文辞者，不足与言文也。《易》曰：“物相杂，故曰文。”又曰：“其旨远，其辞文。”《书》曰：“政贵有恒，词尚体要。”《诗》曰：“辞之辑矣，民之洽矣。”《记》曰：“毋剿说，毋雷同，则古昔，称先王。”传曰：“辞达而已矣。”曾子曰：“出辞气，斯远鄙倍矣。”经传圣贤之言，未尝不以文为贵也。盖文固所以载理，文不备则理不明也。且文亦自有其理。
妍媸好丑，人见之者，不约而有同然之情，又不关于所载之理者，即文之理也。故文之至者，文辞非其所重尔，非无文辞也。而陋儒不学，猥曰“工文则害道”。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。
陆士衡曰：“虽杼轴于予怀，怵他人之我先；敬伤廉而愆义，亦虽爱而必捐。”盖言文章之士，极其心之所得，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；苟果与古人同，便为伤廉愆义，虽可爱之甚，必割之也。韩退之曰：“惟古于文必己出，降而不能乃剿袭。”亦此意也。立言之士，以意为宗，盖与辞章家流不同科也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宇宙辽扩，故籍纷揉，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耶？此无伤者一也。人心又有不同，如其面焉。苟无意而偶同，则其委曲轻重，必有不尽同者，人自得而辨之。此无伤者二也。著书宗旨无多，其言则万千而未有已也，偶与古人相同，不过一二，所不同者，足以概其偶同。
此无伤者三也。吾见今之立言者，本无所谓宗旨，引古人言而申明之，申明之旨，则皆古人所已具也。虽然，此则才弱者之所为，人一望而知之，终归覆瓿，于事固无所伤也。乃有黠者，易古人之貌，而袭其意焉。同时之人有创论者，申其意而讳所自焉。或闻人言其所得，未笔于书，而遽窃其意以为己有，他日其人自著为书，乃反出其后焉。且其私智小慧，足以弥缝其隙，而更张其端，使人懵然莫辨其底蕴焉。自非为所窃者觌面质之，且穷其所未至，其欺未易败也。又或同其道者，亦尝究心反覆，勘其本末，其隐始可攻也。然而盗名欺世，已非一日之厉矣。而当时之人，且曰某甲之学，不下某氏，某甲之业，胜某氏焉，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。
万世取信者，夫子一人而已。夫子之言不一端，而贤者各得其所长，不肖者各误于所似。“诲人不倦”，非渎蒙也：“予欲无言”，非绝教也：“好古敏求”，非务博也：“”一以贯之“，非遗物也。盖一言而可以无所不包，虽夫子之圣，亦不能也。得其一言，不求是而求似，贤与不肖，存乎其人，夫子之所无如何也。
孟子善学孔子者也，夫子言仁知，而孟子言仁义；夫子为东周，而孟子王齐、梁；夫子“信而好古”，孟子乃曰：“尽信书，则不如无书。”而求孔子者，必自孟子也。故得其是者，不求似也；求得似者，必非其是者也。然而天下之误于其似者，皆曰吾得其是矣。
卷四内篇四
聪明才力，分于形气之私者也。天者何？中正平直，本于自然之公者也。故曰道公而学私。
道同而术异者，韩非有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之书，《列子》有《杨朱》之篇，墨者述晏婴之事；作用不同，而理有相通者也。述同而趣异者，子张难子夏之交，荀卿非孟子之说，张仪破苏秦之从。宗旨不殊，而所主互异者也。
渥洼之驹，可以负百钧而致千里；合两渥洼之力，终不可致二千里。言乎绝学孤诣，性灵独至，纵有偏阙，非人所得而助也。两渥洼驹，不可致二千里；合两渥洼之力，未始不可负二百钧而各致千里。言乎鸿裁绝业，各效所长，纵有牴牾，非人所得而私据也。
文辞非古人所重，草刨讨论，修饰润色，固已合众力而为辞矣：朔于尽善，不期于矜私也。丁敬礼使曹子建润色其文，以谓“后世谁知定吾文者”，是有意于欺世也。存其文而兼存与定之善否，是使后世读一人之文，而获两善之益焉，所补岂不大乎？
司马迁袭《尚书》、《左》、《国》之文。非好同也，理势之不得不然也。司马迁点窜《尚书》、《左》、《国》之文，班固点窜司马迁之文，非好异也，理势之不得不然也。有事于此，询人端末，岂必责其亲闻见哉？张甲述所闻于李乙，岂盗袭哉？人心不同，如其面也。张甲述李乙之言，而声容笑貌，不能尽为李乙，岂矫异哉？
孔子学周公，周公监二代，二代本唐、虞，唐、虞法前。故曰“道之大原出于天。”盖尝观于山下出泉，沙石隐显，流注曲直，因微渐著，而知江河舟楫之原始也；观于孩提呕哑，有声无言，形揣意求，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。
有一代之史，有一国之史，有一家之史，有一人之史。整齐故事，与专门家学之义不明，详《释通》、《答客问》。而一代之史，鲜有知之者矣；州县方志，与列国史记之义不明，详《方志》篇。而一国之史，鲜有知之者矣；谱牒不受史官成法，详《家史》篇。而一家之史，鲜有知之者矣；诸子体例不明，文集各私撰著，而一人之史，鲜有知之者矣。
展喜受命于展禽，则却齐之辞，谓出展禽可也，谓出展喜可也。弟子承师说而著书，友生因咨访而立解，后人援古义而敷言，不必讳其所出，亦自无愧于立言者也。
子建好人讥诃其文，有不善者，应时改定；讥诃之言可存也，改定之文亦可存也。意卓而辞踬者，润丹青于妙笔；辞丰而学疏者，资卷轴于腹笥。
要有不朽之实，取资无足讳也！
陈琳为曹洪作书上魏太子，言破贼之利害，此意诚出曹洪，明取陈琳之辞，收入曹洪之集可也。今云：“欲令陈琳为书，琳顷多事，故竭老夫之恩。”又云：“怪乃轻其家丘，谓为倩人。”此掩著之丑也，不可入曹洪之集矣。
譬彼禽鸟，志识其身，文辞其羽翼也。有大鹏千里之身，而后可以运垂天之翼。鷃雀假雕鹗之翼，势未举而先踬矣，况鹏翼乎？故修辞不忌夫暂假，而贵有载辞之志识，与己力之能胜而已矣。噫！此难与溺文辞之末者言也！ 诸子一家之宗旨，文体峻洁，而可参他人之辞。文集，杂撰之统汇，体制兼该，而不敢入他人之笔。其故何耶？盖非文采辞致，不如诸子；而志识卓然，有其离文字而自立于不朽者，不敢望诸子也。果有卓然成家之文集，虽入他人之代言，何伤乎！
庄周《让王》、《渔父》诸篇，辨其为真为赝；屈原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之赋，争其为玉为鷃.固矣夫！文士之见也！ 醴泉，水之似醴者也。天下莫不饮醴，而独恨不得饮醴泉。甚矣！世之贵夫似是而非者也！
著作之体，援引古义，袭用成文，不标所出，非为掠美，体势有所不暇及也。亦必视其志识之足以自立，而无所藉重于所引之言；且所引者，并悬天壤，而吾不病其重见焉，乃可语于著作之事也。考证之体，一字片言，必标所出。所出之书，或不一二而足，则必标最初者。譬如马、班并有，用马而不用班。最初之书既亡，则必标所引者。譬如刘向《七略》既亡，而部次见于《汉。艺文志》；阮孝绪《七录》既亡，而◆目见于《隋。经籍志》注。
则引《七略》、《七录》之文，必云《汉志》、《隋注》。乃是慎言其余之定法也。书有并见，而不数其初，陋矣；引用逸书而不标所出，使人观其所引，一似逸书犹存。罔矣。以考证之体，而妄援著作之义，以自文其剽窃之私焉，谬矣。
文辞，犹三军也；志识，其将帅也。李广入程不识之军，而旌旗壁垒一新焉，固未尝物物而变，事事而更之也。知此意者，可以袭用成文，而不必己出者矣。
文辞，犹舟车也；志识，其乘者也。轮欲其固，帆欲其捷，凡用舟车，莫不然也；东西南北，存乎其乘者矣。知此义者，可以以我用文，而不致以文役我者矣。
文辞，犹品物也；志识，其工师也。橙橘楂梅，庖人得之，选甘脆以供笾实也；医师取之，备药毒以疗疾疢也。知此义者，可以同文异取，同取异用，而不滞其迹者矣。古书断章取义，各有所用，拘儒不达，介介而争。
文辞，犹金石也；志识，其炉锤也。神奇可化臭腐，臭腐可化神奇。知此义者，可以不执一成之说矣。有所得者即神奇，无所得者即臭腐。
文辞，犹财货也；志识，其良贾也。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，则贾术通于神明。知此义者，可以斟酌风尚而立言矣。风尚偏趋，贵有识者持之。
文辞，犹药毒也；志识，其医工也。疗寒以热，热过而厉甚于寒；疗热以寒，寒过而厉甚于热。良医当实甚，而已有反虚之忧，故治偏不激，而后无余患也。
知此义者，可以拯弊而处中矣。
转桔槔之机者，必周上下前后而运之。上推下挽，力所及也；正前正后，力不及也。倍其推，则前如坠；倍其挽，则后如跃；倍其力之所及，以为不及之地也。人之聪明知识，必有力所不及者，不可不知所倍以为之地也。
五味之调，八音之奏，贵同用也。先后尝之，先后听之，不成味与声矣。
邮传之达，刻漏之宜，贵接续也。并驰同止，并直同休，不成邮与漏矣。书有数人共成者，历先后之传而益精，获同时之助而愈疏也。先后无争心，而同时有胜气也；先后可授受，而同时难互喻也；先后有补救，而同时鲜整暇也。
人之有能有不能者，无论凡庶圣贤，有所不免者也。以其所能而易其不能，则所求者，可以无弗得也。主义理者拙于辞章，能文辞者疏于征实，三者交讥而未见有已也。义理存乎识，辞章存乎才，征实存乎学，刘子玄所以有三长难兼之论也。一人不能兼，而咨访以为功，未见古人绝业不可复绍也。
私心据之，惟恐名之不自我擅焉，则三者不相为功，而且以相病矣。 所谓好古者，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，正以今不殊古，而于因革异同，求其折衷也。古之糟魄，可以为今之精华。非贵糟魄而直以为精华也，因糟魄之存，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。如类书本无深意，古类书尤不如后世类书之详备；然援引古书，为后世所不可得者，藉是以存，亦可贵宝矣。古之疵病，可以为后世之典型；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，因疵病之存，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。如《论衡》最为偏驳，然所称说，有后世失其传者，未尝不藉以存。是则学之贵于考征者，将以明其义理尔。
出辞气，斯远鄙悖矣。悖者修辞之罪人，鄙则何以必远也？不文则不辞，辞不足以存，而将并所以辞者亦亡也。诸子百家，悖于理而传者有之矣，未有鄙于辞而传者也。理不悖而鄙于辞，力不能胜；辞不鄙而悖于理，所谓五谷不熟，不如荑稗也。理重而辞轻，天下古今之通义也。然而鄙辞不能夺悖理，则妍媸好恶之公心，亦未尝不出于理故也。 波者水之风，风者空之波，梦者心之华，文者道之私。止水无波，静空无风，至人无梦，至文无私。
演口技者，能于一时并作人畜、水火、男妇、老稚千万声态，非真一口能作千万态也。千万声态，齐于人耳，势必有所止也。取其齐于耳者以为止，故操约而致声多也。工绘事者，能于尺幅并见远近、浅深、正侧、回互千万形状，非真尺幅可具千万状也。千万形状齐于人目，势亦有所止也。取其齐于目者以为止，故笔简而著形众也。夫声色齐于耳目，义理齐于人心，等也。
诚得义理之所齐，而文辞以是为止焉，可以与言著作矣。
天下有可为其半，而不可为其全者。偏枯之药，可以治偏枯；倍其偏枯之药，不可以起死人也。此说见《吕氏春秋》。天下有可为其全，而不可为其半者。 樵夫担薪两钧，捷步以趋，去其半而不能行；非力不足，势不便也。 风尚所趋，必有其弊，君子立言以救弊，归之中正而已矣。惧其不足夺时趋也，而矫之或过，则是倍用偏枯之药而思起死人也。仅取救弊，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，则是担薪去半，而欲恤樵夫之力也。
十寸为尺，八尺曰寻。度八十尺而可得十寻，度八百寸而不可得十寻者，积小易差也。一夫之力，可耕百亩，合八夫之力而可耕九百亩者，集长易举也。学问之事，能集所长，而不泥小数，善矣。
风会所趋，庸人亦能勉赴；风会所去，豪杰有所不能振也。汉廷重经术，卒史亦能通六书，吏民上书，讹误辄举劾。后世文学之士，不习六书之义者多矣。
义之俗书，见讥韩氏。韩氏又云：“为文宜略识字。”岂后世文学之士，聪明智力不如汉廷卒史之良哉？风会使然也。越人相矜以燕语，能为燕语者，必其熟游都会，长于阅历，而口舌又自调利过人者也。及至燕，则庸奴贱婢，稚女髫童，皆燕语矣。以是矜越语之丈夫，岂通论哉？仲尼之门，五尺童子羞称五霸。必谓五尺童子，其才识过于管仲、狐、赵诸贤焉，夫子之所不许也。五谷之与稊稗，其贵贱之品，有一定矣。然而不熟之五谷，犹逊有秋之稊稗焉。而托一时风会所趋者，诩然自矜其途辙，以谓吾得寸木，实胜彼之岑楼焉，其亦可谓不达而已矣。尊汉学，尚郑、许，今之风尚如此；此乃学古，非即古学也。居然唾弃一切，若隐有所恃。 王公之仆圉，未必贵于士大夫之亲介也。而是仆圉也，出入朱门甲第，诩然负异而骄士大夫曰：“吾门大。”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系之，以请治于王公，王公亦必挞而楚之，以谢闲家之不饬也。学问不求有得，而矜所托以为高，王公仆圉之类也。
“丧欲速贫，死欲速朽”，有子以谓非君子之言。然则有为之言，不同正义，圣人有所不能免也。今之泥文辞者，不察立言之所谓，而遽断其是非，是欲责人才过孔子也。
《春秋》讥佞人。《公羊传》。夫子尝曰：“恶佞口之覆邦家者。”是佞为邪僻之名矣。或人以为“雍也仁而不佞”。或人虽甚愚，何至惜仁人以不能为邪僻？且古人自谦称不佞，岂以不能邪僻为谦哉？是则佞又聪明才辨之通称也。荀子著《性恶》，以谓圣人为之“化性而起伪”。伪于六书，人为之正名也。荀卿之意，盖言天质不可恃，而学问必藉于人为，非谓虚诳欺罔之伪也。而世之罪荀卿者，以谓诬圣为欺诳，是不察古人之所谓，而遽断其是非也。 古者文字无多，转注通用，义每相兼。诸子著书，承用文字，各有主义，如军中之令，官司之式，自为律例；其所立之解，不必彼此相通也。屈平之灵修，庄周之因是，韩非之参伍，鬼谷之捭阖，苏张之纵衡，皆移置他人之书而莫知其所谓者也。佛家之根、尘、法、相，法律家之以、准、皆、各、及、其、即、若，皆是也。
冯煖问孟尝君，收责反命，何市而归？则曰：“视吾家所寡有者。”学问经世，文章垂训，如医师之药石偏枯，亦视世之寡有者而已矣。以学问文章，徇世之所尚，是犹既饱而进粱肉，既暖而增狐貉也。非其所长，而强以徇焉，是犹方饱粱肉，而进以糠秕；方拥狐貉，而进以裋褐也。其有暑资裘而寒资葛者，吾见亦罕矣。
宝明珠者，必集鱼目；尚美玉者，必竞碔砆.是以身有一影，而罔两居二三也。罔两乃影旁微影，见《庄子》注。然而鱼碔砆之易售，较之明珠美玉为倍捷也。珠玉无心，而碔砆有意，有意易投也。珠玉难变，而碔砆能随，能随易合也。珠玉自用，而碔砆听用，听用易惬也。珠玉操三难之势而无一定之价，碔砆乘三易之资而求价也廉，碔砆安得不售，而珠玉安得不弃乎？ 鸩之毒也，犀可解之；瘴之厉也，槟榔苏之。有鸩之地，必有犀焉；瘴厉之乡，必有槟榔。天地生物之仁，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。汉儒传经贵专门，专门则渊源不紊也。其弊专己守残，而失之陋。刘歆《七略》，论次诸家流别，而推《官礼》之遗焉，所以解专陋之瘴厉也。唐世修书置馆局，馆局则各效所长也。
其弊则漫无统纪，而失之乱。刘知几《史通》，扬榷古今利病，而立法度之准焉，所以治散乱之瘴厉也。学问文章，随其风尚所趋，而瘴厉时作者，不可不知槟榔犀角之用也。
所虑夫药者，为其偏于治病，病者服之可愈，常人服之，或反致于病也。
夫天下无全功，圣人无全用。五谷至良贵矣，食之过乎其节，未尝不可以杀人也。是故知养生者，百物皆可服。知体道者，诸家皆可存。六经三史，学术之渊源也。吾见不善治者之瘴厉矣。
学问文章，聪明才辨，不足以持世；所以持世者，存乎识也。所贵乎识者，非特能持风尚之偏而已也，知其所偏之中，亦有不得而废者焉。非特能用独擅之长而已也，知己所擅之长，亦有不足以该者焉。不得而废者，严于去伪，风尚所趋，不过一偏，惟伪托者，并其偏得亦为所害。而慎于治偏，真有得者，但治其偏足矣。则可以无弊矣。不足以该者，阙所不知，而善推能者；无有其人，则自明所短，而悬以待之，人各有能有不能，充类至尽，圣人有所不能，庸何伤乎？
今之伪趋逐势者，无足责矣。其间有所得者，遇非己之所长，则强不知为知，否则大言欺人，以谓此外皆不足道。夫道大如天，彼不几天者，曾何足论。己处门内，偶然见天，而谓门外之天皆不足道，有是理乎？曾见其人，未暇数责。亦可以无欺于世矣。夫道公而我独私之，不仁也；风尚所趋，循环往复，不可力胜，乃我不能持道之平，亦入循环往复之中，而思以力胜，不智也。不仁不智，不足以言学也。不足言学，而嚣嚣言学者乃纷纷也。
知难为之难乎哉？知之难乎哉？夫人之所以谓知者，非知其姓与名也，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；读其书，知其言，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。读其书者，天下比比矣；知其言者，千不得百焉。知其言者，天下寥寥矣；知其所以为言者，百不得一焉。然而天下皆曰：我能读其书，知其所以为言矣。此知之难也。人知《易》为卜筮之书矣，夫子读之，而知作者有忧患，是圣人之知圣人也；人知《离骚》为词赋之祖矣，司马迁读之，丽悲其志，是贤人之知贤人也。夫不具司马迁之志，而欲知屈原之志，不具夫子之忧，而欲知文王之忧，则几乎罔矣。然则古之人，有其忧与其志，不幸不得后之人有能忧其忧、志其志，而因以湮没不章者，盖不少矣。
刘彦和曰：“《储说》始出，《子虚》初成，秦皇、汉武恨不同时；既同时矣，韩囚马轻。”盖悲同时之知音不足恃也。夫李斯之严畏韩非，孝武之俳优司马，乃知之深，处之当，而出于势之不得不然，所谓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。贾生远谪长沙，其后召对宣室，文帝至云：“久不见生，自谓过之”，见之乃知不及。
君臣之际，可谓遇矣；然不知其治安之秦，而知其鬼神之对，所谓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。刘知几负绝世之学，见轻时流，及其三为史臣，再入东观，可谓遇矣；然而语史才则千里降追，议史事则一言不合，所谓迹相知而心不知也。夫迹相知者，非如贾之知而不用，即如刘之用而不信矣。
心相知者，非如马之狎而见轻，即如韩之谗而遭戮矣。丈夫求知于世，得如韩、马、贾、刘，亦云盛矣；然而其得如彼，其失如此。若可恃，若不可恃；若可知，若不可知；此遇合之知所以难言也。
庄子曰：“天下之治方术者，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。”夫“耳目口鼻，皆有所明，而不能相通”。而皆以己之所治，为不可加，是不自知之过也。
天下鲜自知之人，故相知者少也。凡封己护前不服善者，皆不甚自知者也。
世传萧颖士能识李华《古战场文》，以谓文章有真赏。夫言根于心，其不同也如面。颖士不能一见而决其为华，而漫云华足以及此，是未得谓之真知也。
而世之能具萧氏之识者，已万不得一；若夫人之学业，固有不止于李华者，于世奚赖焉？凡受成形者，不能无殊致也；凡禀血气者，不能无争心也。有殊致，则入主出奴，党同伐异之弊出矣。有争心，则挟恐见破，嫉忌诋毁之端开矣，惠子曰：“奔者东走，追者亦东走；东走虽同，其东走之心则异。”今同走者众矣，亦能知同走之心欤？若可恃，若不可恃；若可知，若不可知；此同道之知所以难言也。
欧阳修尝慨《七略》四部，目存书亡，以谓其人之不幸。盖伤文章之不足恃也。然自获麟以来，著作之业，得如马迁、班固，斯为盛矣。迁则藏之名山，而传之其人，固则女弟卒业，而马融伏阁以受其书，于今犹日月也。
然读《史》、《汉》之书，而察徐广、裴駰、服虔、应劭诸家之诂释，其间不得迁、固之意者，十常三四焉。以专门之攻习，犹未达古人之精微，况泛览所及，爱憎由己耶？夫不传者，有部目空存之慨；其传者，又有推求失旨之病，与爱憎不齐之数。若可恃，著不可恃；若可知，若不可知；此身后之知所以难言也。
人之所以异于木石者，情也。情之所以可贵者，相悦以解也。贤者不得达而相与行其志，亦将穷而有与乐其道；不得生而隆遇合于当时，亦将殁而俟知己于后世。然而有其理者，不必有其事；接以迹者，不必接以心。若可恃，若不可恃；若可知，若不可知。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嗟乎！此伯牙之所以绝弦不鼓，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号者也。夫鷃鹊啁啾，和者多也。 茅苇黄白，靡者众也。凤高翔于千仞，桐孤生于百寻，知其寡和无偶，而不能屈折以从众者，亦势也。是以君子发愤忘食，暗然自修，不知老之将至，所以求适吾事而已；安能以有涯之生，而逐无涯之毁誉哉？
释通《易》曰：“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。”说者谓君子以文明为德，同人之时，能达天下之志也。《书》曰：“乃命重、黎，绝地天通。”说者谓人神不扰，各得其序也。夫先王惧人有匿志，于是乎以文明出治，通明伦类，而广同人之量焉；先王惧世有梦治，于是乎以人官分职，绝不为通，而严畔援之防焉。自六卿分典，五史治书，内史、外史、太史、小史、御史。学专其师，官守其法，是绝地天通之义也。数会于九，书要于六，杂物撰德，同文共轨，是达天下志之义也。
夫子没而微言绝，七十子丧而大义乖。汉氏之初，《春秋》分为五，《诗》分为四；然而治《公羊》者，不议《左》、《谷》；业韩《诗》者，不杂齐、鲁，专门之业，斯其盛也。自后师法渐衰，学者聪明旁溢，异论纷起。于是深识远览之士，惧《尔雅》训诂之篇，不足以尽绝代离辞，同实殊号，而缀学之徒，无由汇其指归也；于是总《五经》之要，辨六艺之文，石渠《杂议》之属，班固《艺文志》《五经杂议》十八篇。始离经而别自为书，则通之为义所由仿也。刘向总校《五经》，编录三礼，其于戴氏诸记，标分品目，以类相从，而义非专一；若《檀弓》、《礼运》诸篇，俱题通论，则通之定名所由著也。《隋志》有《五经通义》八卷，注，梁有九卷，不著撰人。《唐志》有刘向《五经通义》九卷，然唐以前，记传无考。
班固承建初之诏，作《白虎通义》；《儒林传》称《通义》，固本传称《通德论》，后人去义字，称《白虎通》，非是。应劭愍时流之失，作《风俗通义》。
盖章句训诂，末流浸失，而经解论议家言，起而救之。二子为书，是后世标通之权舆也。自是依经起义，则有集解、杜预《左传》、范宁《谷梁》、何晏《论语》。集注、荀爽《九家易》、崔灵恩《毛诗》、孔伦裴松之《丧服经传》。异同、许慎（五经异义》、贺玚《五经异同评》。然否何休《公羊墨守》、郑玄《驳议》、谯周《五经然否论》。诸名；离经为书，则有六艺、郑玄论。圣证、王肃论。匡谬、唐颜师古《匡谬正俗》。兼明宋邱光庭《兼明书》。诸目。其书虽不标通，而体实存通之义，经部流别，不可不辨也。若夫尧、舜之典，统名《夏书》；《左传》称《虞书》为《夏书》。
马融、郑玄、王肃三家，首篇皆题《虞夏书》。伏生《大传》，首篇亦题《虞夏传》。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，不从周记；《太史》百三十篇，自名一子；本名《太史公书》，不名《史记》也。班固《五行》、《地理》，上溯夏、周。《地理》始《禹贡》，《五行》合《春秋》，补司马迁之阙略，不必以汉为断也。
古人一家之言，文成法立，离合铨配，推理是视，固未尝别为标题，分其部次也。梁武帝以迁、固而下，断代为书，于是上起三皇，下讫梁代，撰为《通史》一编，欲以包罗众史。史籍标通，此滥觞也。嗣是而后，源流渐别。总古今之学术，而纪传一规乎史迁，郑樵《通志》作焉；《通志》精要，在乎义例。盖一家之言，诸子之学识，而寓于诸史之规矩，原不以考据见长也。后人议其疏陋，非也。统前史之书志，而撰述取法乎官《礼》，杜佑《通典》作焉；《通典》本刘秩《政典》。合纪传之互文，纪传之文，互为详略。而编次总括乎荀、袁，荀悦《汉纪》三十卷，袁宏《后汉纪》三十卷，皆易纪传为编年。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作焉；汇公私之述作，而铨录略仿乎孔、萧，孔◆《文苑》百卷、昭明太子萧统《文选》三十卷。裴◆《太和通选》作焉。此四子者，或存正史之规，《通志》是也。自《隋志》以后，皆以纪传一类为正史。或正编年之的，《通鉴》。或以典故为纪纲，《通典》。
或以词章存文献，《通选》。史部之通，于斯为极盛也。大部总达，意存掌故者，当隶史部，与论文家言不一例。至于高氏《小史》、唐元和中，高峻及子迥。姚氏《统史》唐姚康复。之属，则撙节繁文，自就隐括者也。罗氏《路史》、宋罗泌。邓氏《函史》明邓元锡，之属，则自具别裁，成其家言者也。谯周《古史考》、苏辙《古史》、马◆《绎史》之属，皆采摭经传之书，与通史异。范氏《五代通录》，宋范质以编年体，纪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事实。熊氏《九朝通略》，宋熊克合吕夷简《三朝国史》、王伟《两朝国史》、李焘洪迈等《四朝国史》，以编年体为九朝书。标通而限以朝代者也；易姓为代，传统为朝，李氏《南、北史》，李延寿。薛欧《五代史》，薛居正、欧阳修俱有《五代史》。断代而仍行通法者也。已上二类，虽通数代，终有限断，非如梁武帝之《通史》，统合古今。其余纪传故事之流，补缉纂录之策，纷然杂起。虽不能一律以绳，要皆仿萧梁《通史》之义，而取便耳日，史部流别，不可不知也。夫师法失传，而人情怯于复古，末流浸失，而学者囿于见闻。训诂流而为经解，一变而入于子部儒家，应劭《风俗通义》、蔡邕《独断》之类。再变而入于俗儒语录，程、朱语录，记者有未别择处，及至再传而后浸失，故曰俗儒。三变而入于庸师讲章。蒙存浅达之类，支离蔓衍，甚于语录。不知者习而安焉，知者鄙而斥焉，而不知出于经解之通，而失其本旨者也。载笔汇而有通史，一变而流为史钞，小史统史之类，但节正史，并无别裁，当入史钞。向来著录，入于通史，非是。史部有史钞，始于《宋史》。再变而流为策士之括类，《文献通考》之类，虽仿《通典》，而分析次比，实为类书之学。书无别识通裁，便于对策敷陈之用。三变而流为兔园之摘比。《纲鉴合纂》及《时务策括》之类。不知者习而安焉，知者鄙而斥焉，而不知出于史部之通，而亡其大原者也。且《七略》流而为四部，类例显明，无复深求古人家法矣。然以语录讲章之混合，则经不为经，子不成子也；策括类摘之淆杂，则史不成史，集不为集也。四部不能收，九流无所别，纷坛杂出，妄欲附于通裁，不可不严其辨也。夫古人著书，即彼陈编，就我创制，所以成专门之业也。后人并省凡目，取便检阅，所以入记诵之陋也。夫经师但殊章句，即自名家；费直之《易》，申培之《诗》，《儒林传》言其别无著述训诂，而《艺文志》有《费氏说》、《申公鲁诗》，盖即口授章句也。史书因袭相沿，无妨并见；如史迁本《春秋》、《国策》诸书，《汉书》本史迁所记及刘歆所著者，当时两书并存，不以因袭为嫌。专门之业，别具心裁，不嫌貌似也。剿袭讲义，沿习久而本旨已非，明人修《大全》，改先儒成说以就己意。摘比典故，原书出而舛讹莫掩。记诵之陋，漫无家法，易为剽窃也。然而专门之精，与剽窃之陋，其相判也，盖在几希之间，则别择之不可不慎者也。
通史之修，其便有六：一曰免重复，二曰均类例，三曰便铨配，四曰平是非，五曰去牴牾，六曰详邻事。其长有二：一曰具剪裁，二曰立家法。其弊有三：一曰无短长，二曰仍原题，三曰忘标目。何谓免重复？夫鼎革之际，人物事实，同出并见。胜国无征，新王兴瑞，即一事也；前朝草窃，新主前驱，即一人也。
董卓、吕布，范、陈各为立传，禅位册诏，梁、程并载全文，所谓复也。《通志》总合为书，事可互见，文无重出，不亦善乎？何谓均类例？夫马立《天官》，班创《地理》；《齐志。天文》，不载推步；《唐书。艺文》，不叙渊源。依古以来，参差如是。郑樵著《略》，虽变史志章程，自成家法；但六书七音，原非沿革，昆虫草木，何尝必欲易代相仍乎？惟通前后而勒成一家，则例由义起，自就隐括。《隋书。五代史志》，梁、陈、北齐、周、隋。终胜沈、萧、魏氏之书矣。沈约《宋志》、萧子显《南齐志》、魏收《魏志》，皆参差不齐也。何谓便铨配？包罗诸史，制度相仍；推人物挺生，各随时世。自后妃宗室，标题著其朝代；至于臣下，则约略先后，以次相比。《南、北史》以宗室分冠诸臣之上，以为识别。欧阳《五代史》，始标别朝代。然子孙附于祖父，世家会聚宗支。《南、北史》王谢诸传，不尽以朝代为断。一门血脉相承，时世盛衰，亦可因而见矣。即楚之屈原，将汉之贾生同传；周之太史，偕韩之公子同科；古人正有深意，相附而彰，义有独断，末学肤受，岂得从而妄议耶？
何谓平是非？夫曲直之中，定于易代。然晋史终须帝魏，而周臣不立韩通；虽作者挺生，而国嫌宜慎，则亦无可如何者也。惟事隔数代，而衡鉴至公，庶几笔削平允，而折衷定矣。何谓去牴牾？断代为书，各有裁制，详略去取，亦不相妨。惟首尾交错，互有出入，则牴牾之端，从此见矣。居摄之事，班殊于范；二刘始末，刘表、刘焉。范异于陈。统合为编，庶几免此。
何谓详邻事？僭国载纪，四裔外国，势不能与一代同其终始；而正朔纪传，断代为编，则是中朝典故居全，而藩国载纪乃参半也。惟南北统史，则后梁、东魏悉其端，而五代汇编，斯吴、越、荆、潭终其纪也。凡此六者，所谓便也。 何谓具剪裁？通合诸史，岂第括其凡例，亦当补其缺略，截其浮辞，平突填砌，乃就一家绳尺。若李氏《南、北》二史，文省前人，事详往牒，故称良史。
盖生乎后代，耳目闻见，自当有补前人，所谓凭藉之资，易为力也。 何谓立家法？陈编具在，何贵重事编摩？专门之业，自具体要。若郑氏《通志》，卓识名理，独见别裁，古人不能任其先声，后代不能出其规范。虽事实无殊旧录，而辨名正物，诸子之意，寓于史裁，终为不朽之业矣。凡此二者，所谓长也。
何谓无短长？纂辑之书，略以次比，本无增损，但易标题，则刘知几所谓“学者宁习本书，怠窥新录”者矣。何谓仍原题？诸史异同，各为品目，作者不为更定，自就新裁。《南史》有《孝义》而无《列女》，详《列女》篇。《通志》称《史记》以作时代，《通志》汉、魏诸人，皆标汉、魏，称时代，非称史书也。
而《史记》所载之人，亦标《史记》，而不标时代，则误仍原文也。一隅三反，则去取失当者多矣。何谓忘题目？帝王、后妃、宗室、世家，标题朝代，其别易见。臣下列传，自有与时事相值者，见于文词，虽无标别，但玩叙次，自见朝代。至于《独行》、《方伎》、《文苑》、《列女》诸篇，其人不尽涉于世事，一例编次。若《南史》吴逵、韩灵敏诸人，几何不至于读其书不知其世耶？凡此三者，所谓弊也。
《说文》训通为达，自此之彼之谓也。通者，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。读《易》如无《书》，读《书》如无《诗》。《尔雅》治训诂，小学明六书，通之谓也。
古人离合撰著，不言而喻。汉人以通为标目，梁世以通入史裁，则其体例，盖有截然不可混合者矣。杜佑以刘秩《政典》为未尽，而上达于三五，《典》之所以名通也。奈何魏了翁取赵宋一代之掌故，亦标其名谓之《国朝通典》乎？既曰国朝，画代为断，何通之有？是亦循名而不思其义者也。六卿联事，职官之书，亦有通之义也。奈何潘迪取有元御史之职守，亦名其书谓之《宪台通纪》耶？又地理之学，自有专门，州郡志书，当隶外史。
详《外篇。毫州志议》。前明改元代行省为十三布政使司，所隶府州县卫，各有本志。使司幅员既广，所在府县，惧其各自为书，未能一辙也，于是哀合所部，别为通志。通者，所以通府州县卫之各不相通也。奈何修通志者，取府、州、县、山、川、人、物，分类为编，以府领县，以县领事实人文，摘比分标，不相联合？如是为书，则读者但阅府县本志可矣，又何所取于通哉？夫通史人文，上下千年，然而义例所通，则隔代不嫌合撰。使司所领，不过数十州县，而斤斤分界，惟恐越畔为虞，良由识乏通材，遂使书同胥史矣。 横通通人之名，不可以概拟也，有专门之精，有兼览之博。各有其不可易，易则不能为良；备有其不相谋，谋则不能为益。然通之为名，盖取譬于道路，四冲八达，无不可至，谓之通也。亦取其心之所识，虽有高下、偏全、大小、广狭之不同，而皆可以达于大道，故曰通也。然亦有不可四冲八达，不可达于大道，而亦不得不谓之通，是谓横通。横通之与通人，同而异，近而远，合而离。
老贾善于贩书，旧家富于藏书，好事勇于刻书，皆博雅名流所与把臂入林者也。礼失求野，其闻见亦颇有可以补博雅名流所不及者，固君子之所必访也。然其人不过琴工碑匠，艺业之得接于文雅者耳。所接名流既多，习闻清言名论，而胸无智珠，则道听涂说，根底之浅陋，亦不难窥。周学士长发，以此辈人谓之横通，其言奇而确也。故君子取其所长，而略其所短，譬琴工碑匠之足以资用而已矣。无如学者陋于闻见，接横通之议论，已知疾雷之破山，遂使鱼目混珠，清流无别。而其人亦遂嚣然自命，不自知其通之出于横也。江湖挥麈，别开琴工碑匠家风，君子所宜慎流别也。 徐生善礼容，制氏识铿锵。汉廷讨论礼乐，虽宿儒耆学，有不如徐生、制氏者矣。议礼乐者，岂可不与相接？然石渠天禄之议论，非徐生、制氏所得参也。 此亦礼乐之横通者也。
横通之人可少乎？不可少也。用其所通之横，以佐君子之纵也。君子亦不没其所资之横也。则如徐生之礼容，制氏之铿锵，为补于礼乐，岂少也哉？ 无如彼不自知其横也，君子亦不察识其横也。是礼有玉帛，而织妇琢工，可参高堂之座；乐有钟鼓，而熔金制革，可议河间之记也。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流别，而横通不可以强附清流，斯无恶矣。
评妇女之诗文，则多假借，作横通之序跋，则多称许。一则怜其色，一则资其用也。设如试院之糊名易书，俾略知臭味之人，详晰辨之，有不可欺者矣。虽然，妇女之诗文，不过风云月露，其陋易见；横通之序跋，则称许学术。一言为智为不智，君子于斯，宜有慎焉。
横通之人，无不好名。好名者，陋于知意者也。其所依附，必非第一流也。有如师旷之聪，辨别通于鬼神，斯恶之矣。故君子之交于横通也，不尽其欢，不竭其忠；为有试之誉，留不尽之辞，则亦足以相处矣。
繁称尝读《左氏春秋》，而苦其书人名字，不为成法也。夫幼名，冠字，五十以伯仲，死谥，周道也。此则称于礼文之言，非史文述事之例也。左氏则随意杂举，而无义例；且名字谥行以外，更及官爵封邑，一篇之中，错出互见。苟非注释相传，有受授至今，不复识为何如人。是以后世史文，莫不钻仰左氏，而独于此事，不复相师也。
史迁创列传之体，列之为言，排列诸人为首尾，所以标异编年之传也。 然而列人名目，亦有不齐者，或爵，淮阴侯之类。或官，李将军之类。或直书名；虽非左氏之错出，究为义例不纯也。或曰：迁有微意焉。夫据事直书，善恶自见，《春秋》之意也。必标目以示褒贬，何怪沈约、魏收诸书，直以标题为戏哉！况七十列传，称官爵者，偶一见之，余并直书姓名，而又非例之所当贬；则史迁创始之初，不能无失云尔。必从而为之辞，则害于道矣。
唐末五代之风诡矣，称人不名不姓，多为谐隐寓言，观者乍览其文，不知何许人也。如李曰陇西，王标琅琊，虽颇乖忤，犹曰著郡望也。庄姓则称漆园，牛姓乃你太牢，则诙嘲谐剧，不复成文理矣。凡斯等类，始于骈丽华词，渐于尺牍小说，而无识文人，乃用之以记事；宜乎试牍之文，流于茁轧，而文章一道入混沌矣。
自欧、曾诸君，扩清唐末五季之诡僻，而宋、元三数百年，文辞虽有高下，气体皆尚清真，斯足尚矣。而宋人又自开其纤诡之门者，则尽人而有号，一号不止，而且三数未已也。夫上古淳质，人止有名而已。周道尚文，幼名冠字。故卑行之于尊者，多避名而称字。故曰字以表德。不足而加之以号，则何说也？流及近世。风俗日靡，始则去名而称字，渐则去字而称号；于是卑行之于所尊，不但讳名，且讳其字，以为触犯，岂不谄且渎乎？孔子曰：“名不正，则言不顺。”称号讳字，其不正不顺之尤者乎！
号之原起，不始于宋也。春秋、战国，盖已兆其端矣。陶朱、鸱夷子皮，有所托而逃焉者也。鶡冠、鬼谷诸子，自隐姓名，人则因其所服所居而加之号也。
皆非无故而云然也。唐开元间，宗尚道教，则有真人赐号，南华、冲虚之类。法师赐号，叶靖法师之类。女冠赐号，太真王妃之类。僧伽赐号。
三藏法师之类。三藏在太宗时，不始开元，今以类举及之。此则二氏之徒所标榜，后乃逮于隐逸，陈抟、林逋之类。寻播及于士流矣。然出朝廷所赐，虽非典要，犹非本人自号也。度当日所以荣宠之意，已死者同于谥法，未死者同于头衔，盖以空言相赏而已矣。
自号之繁，仿于郡望，而沿失于末流之已甚者也。盖自六朝门第争标郡望，凡称名者，不用其人所居之本贯，而惟以族姓著望，冠于题名，此刘子玄之所以反见笑于史官也。沿之既久，则以郡望为当时之文语而已矣。既以文语相与鲜新，则争奇吊诡，名随其意，自为标榜。故别号之始，多从山泉林薮以得名，此足征为郡望之变，而因托于所居之地者然也。渐乃易为堂轩亭苑，则因居地之变，而反托于所居之室者然也。初则因其地，而后乃不必有其地者，造私臆之山川矣。
初或有其室，而后乃不必有此室者，构空中之楼阁矣。识者但知人心之尚诡，而不知始于郡望之滥觞，是以君子恶夫作俑也。
峰泉溪桥，楼亭轩馆，亦既繁复而可厌矣，乃又有出于谐声隐语，此则宋、元人之所未及开，而其风实炽于前明至近日也。或取字之同音者为号，或取字形离合者为号。夫盗贼自为号者，将以惑众也；赤眉、黄巾，其类甚多。娼优自为号者，将以媚客也。燕莺娟素之类甚多，而士大夫乃反不安其名字，而纷纷称号焉，其亦不思而已矣。
逸囚多改名，惧人知也；出婢必更名，易新主也。故屡逸之囚，转卖之婢，其名必多，所谓无如何也。文人既已架字而立号，苟有寓意，不得不然，一已足矣。顾一号不足，而至于三且五焉。噫！可谓不惮烦矣。
古人著书，往往不标篇名。后人校雠，即以篇首字句名篇。不标书名，后世校雠，即以其人名书。此见古人无意为标榜也。其有篇名书名者，皆明白易晓，未尝有意为吊诡也。然而一书两名，先后文质，未能一定，则皆校雠诸家，易名著录，相沿不察，遂开歧异；初非著书之人，自尚新奇，为吊诡也。
有本名质而著录从文者，有本名文而著录从质者，有书本全而为人偏举者，有书本偏而为人全称者，学者不可不知也。本名质而著录从文者，《老子》本元经名，而书尊《道德》；《庄子》本以人名，而书著《南华》之类是也。汉称《庄子》。唐则敕尊《南华真经》，在开元时《隋志》已有《南华》之目。本名文而著录从质者，刘安之书，本名《鸿烈解》，而《汉志》但著《淮南内外》；蒯通之书，本名《隽永》，而《汉志》但著《刚通》本名之类是也。《隽永》八十一首，见本传，与志不符。书名本全而为人偏举者，《吕氏春秋》有十二纪、八览、六论，而后人或称《吕览》，《屈原》二十五篇，《离骚》特其首篇，而后世竟称《骚赋》之类是也。刘向名之《楚辞》，后世遂为专部。书名本偏而为人全称者，《史记》为书策纪载总名，而后人专名《太史公书》；孙武八十余篇，有图有书，而后人即十三篇称为《孙子》之类是也。此皆校雠著录之家所当留意。已详《校雠通义》。虽亦质文升降，时会有然，而著录之家，不为别白，则其流弊，无异别号称名之吊诡矣。
子史之书，名实同异，诚有流传而不能免者矣。集部之兴，皆出后人缀集，故因人立名，以示志别，东京讫于初唐，无他歧也。中叶文人，自定文集，往往标识集名，《会昌一品》、元白《长庆》之类，抑亦支矣。然称举年代，犹之可也。或以地名，杜牧《樊川集》，独孤及《毗陵集》之类。或以官名，韩偓《翰林集》。犹有所取。至于诙谐嘲弄，信意标名，如《锦囊》、李松。《忘筌》、杨怀玉。《披沙》、李咸用。《屠龙》熊皦。《聱书》、沈颜。《漫编》，元结。
纷纷标目，而大雅之风，不可复作矣。
子史之书，因其实而立之名，盖有不得已焉耳。集则传文之散著者也。
篇什散著，则皆因事而发，各有标题，初无不辨宗旨之患也。故集诗集文，因其散而类为一人之言，则即人以名集，足以识矣。上焉者，文虽散而宗旨出于一，是固子史专家之遗范也；次焉者，文墨之佳，而萃为一，则亦雕龙技曲之一得也。其文与诗，既以各具标名，则固无庸取其会集之诗文而别名之也。人心好异，而竞为际题，固已侈矣。至于一名不足，而分辑前后，离析篇章，或取历官资格，或取游历程途，富贵则奢张荣显，卑徽则酝酿寒酸，巧立名目，横分字号；遂使一人诗文，集名无数，标题之录，靡于文辞，篇卷不可得而齐，著录不可从而约；而问其宗旨，核其文华，黄茅白苇，毫发无殊。是宜概付丙丁，岂可猥尘甲乙者乎？欧、苏诸集，已欠简要，犹取文足重也。近代文集，逐狂更甚，刚无理取闹矣。
匡谬书之有序，所以明作书之旨也，非以为观美也；序其篇者，所以明一篇之旨也。至于篇第相承，先后次序，古人盖有取于义例者焉，亦有无所取于义例者焉，约其书之旨而为之，无所容勉强也。《周易。序卦》二篇，次序六十四卦相承之义，《乾》、《坤》、《屯》、《蒙》而下，承受各有说焉。
《易》义虽不尽此，此亦《易》义所自具，而非强以相加也。吾观后人之序书，则不得其解焉。书之本旨，初无篇第相仍之义例，观于古人而有慕，则亦为之篇序焉。猥填泛语，强结韵言，以为故作某篇第一，故述某篇第二，自谓淮南、太史、班固、扬雄，何其惑耶？夫作之述之，诚闻命矣。故一故二，其说又安在哉？且如《序卦》，《屯》次《乾》、《坤》，必有其义。 盈天地间惟万物，《屯》次《乾》、《坤》之义也。故受之以《屯》者，盖言不可受以《需》、《讼》诸卦，而必受以《屯》之故也。《蒙》、《需》以下，亦若是焉而已矣。此《序卦》之所以称次第也。后人序篇，不过言斯篇之不可不作耳。必于甲前乙后，强以联缀为文，岂有不可互易之理，如《屯》、《蒙》之相次乎？是则慕《易》序者，不如序《诗》、《书》之为得也。《诗》、《书》篇次，岂尽无义例哉？然必某篇若何而承某篇则无是也。六艺垂教，其揆一也，何必优于《易》序，而歉于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序乎？赵岐《孟子篇序》，尤为穿凿无取。
夫书为象数而作者，其篇章可以象数求也。其书初不关乎象数者，必求象数以实之，则凿矣。《易》有两仪四象，八八相生，其卦六十有四，皆出天理之自然也。《太玄》九九为八十一，《潜虚》五五为二十五，拟《易》之书，其数先定，而后搞文，故其篇章，同于兵法之部伍，可约而计也。司马迁著百三十篇，自谓绍名世而继《春秋》，信哉，三代以后之绝作矣。然其自拟，则亦有过焉者也。本纪十二，隐法《春秋》之十二公也。《秦纪》分割庄襄以前，别为一卷，而末终汉武之世，为作《今上本纪》，明欲分占篇幅，欲副十二之数也。夫子《春秋》，文成法立，纪元十二，时世适然，初非十三已盈，十一则歉也。汉儒求古，多拘于迹，识如史迁，犹未能免，此类是也。然亦本纪而已，他篇未必皆有意耳。而治迁书者之纷纷好附会也，则白十二本纪，法十二月也，八书法八风，十表法十干，三十世家法一月三十日，七十列传法七十二候，百三十篇法一岁加闰，此则支离而难喻者矣。
就如其说，则表法十干，纪当法十二支，岂帝纪反用地数，而王侯用天数乎？
岁未及三，何以象闰？七十二候，何以缺二？循名责实，触处皆矛盾矣。然而子史诸家，多沿其说，或取阴阳奇偶，或取五行生成，少则并于三五，多或配至百十，宁使续凫断鹤，要必象数相符。孟氏七篇，必依七政；屈原《九歌》，难合九章。近如邓氏《函史》之老阳少阳，《景岳全书》之八方八阵，则亦几何其不为儿戏耶？
古人著书命篇，取辨甲乙，非有深意也；六艺之文，今具可识矣。盖有一定之名，与无定之名，要皆取辨甲乙，非有深意也。一定之名，典谟、贡、范之属是也；《帝典》、《皋陶谟》、《禹贡》、《洪范》，皆古经定名。
他如《多方》、《多士》、《梓材》之类，皆非定名。无定之名，《风》诗《雅》、《颂》之属是也。皆以章首二字为名。诸子传记之书，亦有一定之名与无定之名，随文起例，不可胜举；其取辨甲乙，而无深意，则大略相同也。象数之书，不在其例。夫子没而微言绝，《论语》二十篇，固六艺之奥区矣；然《学而》、《为政》诸篇目，皆取章首字句标名，无他意也。《孟子》七篇，或云万章之徒所记，或云孟子自著，要亦诵法《论语》之书也。
《梁惠王》与《公孙丑》之篇名，则亦章首字句，取以标名，岂有他哉？说者不求篇内之义理，而过求篇外之标题，则于义为凿也。师弟问答，自是常事，偶居章首而取以名篇，何足异哉？说者以为卫灵公与季氏，乃当世之诸侯大夫，孔子道德为王者师，故取以名篇，与《公冶》、《雍也》诸篇，等于弟子之列尔；《孟子》篇名有《梁惠王》、《滕文公》，皆当世之诸侯，而与《万章》、《公孙丑》篇同列，亦此例也；此则可谓穿凿而无理者矣。
就如其说，则《论语》篇有《泰伯》，古圣贤也。《尧曰》，古圣帝也。岂亦将推夫子为尧与泰伯之师乎？《微子》，孔子祖也。《微子》名篇，岂将以先祖为弟子乎？且诸侯之中，如齐桓、晋文，岂不贤于卫灵？弟子自是据同时者而言，则鲁哀与齐景亦较卫灵为贤，不应取此也。晏婴、蘧瑗，岂不贤于季氏？同在章中，何不升为篇首，而顾去彼取此乎？孟子之于告子，盖卑之不足道矣。乃与公孙、万章，跻之同列，则无是非之心矣。执此义以说书，无怪后世著书，妄拟古人而不得其意者，滔滔未已也。
或曰：附会篇名，强为标榜，盖汉儒说经，求其说而不免太过者也。然汉儒所以为此，岂竟全无所见，而率然自伸其臆欤？余曰：此恐周末贱儒，已有开其端矣。著书之盛，莫甚于战国；以著书而取给为于禄之资，盖亦始于战国也。故屈平之草稿，上官欲夺，而《国策》多有为人上书，则文章重，而著书开假借之端矣。《五蠹》、《孤愤》之篇，秦王见之，至恨不与同生，则下以是于，上亦以是取矣。求取者多，则矜榜起，而饰伪之风亦开。余览《汉。艺文志》，儒家者流，则有《魏文侯》与《平原君》书。读者不察，以谓战国诸侯公子，何以入于儒家？不知著书之人，自托儒家，而述诸侯公子请业质疑，因以所问之人名篇居首；其书不传，后人误于标题之名，遂谓文侯、平原所自著也。夫一时逐风会而著书者，岂有道德可为人师，而诸侯卿相，漫无择决，概焉相从而请业哉？必有无其事，而托于贵显之交以欺世者矣。《国策》一书，多记当时策士智谋；然亦时有奇谋诡计，一时未用，而著书之士，爱不能割，假设主臣问难以快其意。
如苏子之于薛公及楚太子事，其明征也。然则贫贱而托显贵交言，愚陋而附高明为伍，策士夸诈之风，又值言辞相矜之际，天下风靡久矣。而说经者目见当日时事如此，遂谓圣贤道德之隆，必藉诸侯卿相相与师尊，而后有以出一世之上也。呜呼！此则囿于风气之所自也。 假设问答以著书，于古有之乎？曰：有从实而虚者，《庄》、《列》寓言，称述尧、舜、孔、颜之问答，望而知其为寓也；有从虚而实者，《屈赋》所称渔父、詹尹，本无其人，而入以屈子所自言，是彼无而屈子固有也，亦可望而知其为寓也。有从文而假者，楚太子与吴客，乌有先生与子虚也；有从质而假者，《公》、《谷》传经，设为问难，而不著人名是也。后世之士，词掞藻，率多诡托，知读者之不泥迹也。考质疑难，必知真名；不得其人，而以意推之，则称或问，恐其以虚构之言，误后人也。近世著述之书，余不能无惑矣。理之易见者，不言可也；必欲言之，直笔于书，其亦可也。作者必欲设问，则已迂矣；必欲设问，或托甲乙，抑称或问，皆可为也。必著人以实之，则何说也？且所托者，又必取同时相与周旋，而少有声望者也，否则不足以标榜也；至取其所著，而还诘问之，其人初不知也，不亦诬乎？且问答之体，问者必浅，而答者必深；问者有非，而答者必是。今伪托于问答，是常以深且是者自予，而以浅且非者予人也，不亦薄乎？君子之于著述，苟足显其义，而折是非之中，虽果有其人，犹将隐其姓名而存忠厚，况本无是说而强坐于人乎？诬人以取名，与动人以求利，问以异乎？且文有起伏，往往假于义有问答，是则在于文势则然，初不关于义有伏匿也；倘于此而犹须问焉，是必愚而至陋者也。今乃坐人愚陋，而以供已文之起伏焉，则是假推官以叶韵也。昔有居下僚而吟诗谤上官者，上官召之，适与某推官者同见。
上官诘之，其人复吟诗以自解，而结语云问某推官。推官初不知也，惶惧无以自白，退而诘其何为见诬，答曰：非有他也，借君衔以叶韵尔。
问难之体，必屈问而申答，固非义理有至要，君子不欲著屈者之姓氏也。
孟子拒杨、墨，必取杨、墨之说而辟之，则不惟其人而惟其学。故引杨、墨之言，但明杨、墨之家学，而不必专指杨朱、墨翟之人也。是其拒之之深，欲痛尽其支裔也。盖以彼我不两立，不如是，不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。彼异学之视吾儒，何独不然哉？韩非治刑名之说，则儒、墨皆在所摈矣。墨者之言少，而儒则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，皆为儒者所称述，故其历诋尧、舜、文、周之行事，必藉儒者之言以辨之。故诸《难》之篇，多标儒者，以为习射之的焉。此则在彼不得不然也，君子之所不屑较也。然而其文华而辨，其意刻而深，后世文章之士，多好观之。惟其文而不惟其人，则亦未始不可参取也。
王充《论衡》，则效诸《难》之文而为之。效其文者，非由其学也，乃亦标儒者而诘难之；且其所诘，传记错杂，亦不尽出儒者也；强坐儒说，而为志射之的焉，王充与儒何仇乎？且其《问孔》、《刺孟》诸篇之辨难，以为儒说之非也，其文有似韩非矣。韩非绌儒，将以申刑名也；王充之意，将亦何申乎？观其深斥韩推鹿马之喻以尊儒，且其自叙，辨别流俗传讹，欲正人心风俗，此则儒者之宗旨也。然则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？韩非宗旨，固有在矣；其文之隽，不在能斥儒也。王充泥于其文，以为不斥儒，则文不隽乎？
凡人相诟，多反其言以诟之，情也；斥名而诟，则反诟者必易其名，势也。
今王充之斥懦，是彼斥反诟，而仍用己之名也。
质性《洪范》三德，正直协中，刚柔互克，以剂其过与不及；是约天下之心知血气，聪明才力，无出于三者之外矣。孔子之教弟子，不得中行，则思狂狷，是亦三德之取材也。然而乡愿者流，貌似中行而讥狂狷，则非三德所能约也。孔、孟恶之为德之贼，盖与中行狂狷，乱而为四也。乃人心不古，而流风下趋，不特伪中行者乱三为四，抑且伪狂伪狷者流，亦且乱四而为六；不特中行不可希冀，即求狂狷之诚然，何可得耶？孟子之论知言，以为生心发政，害于其事。吾盖于撰述诸家，深求其故矣。其曼衍为书，本无立言之旨，可弗论矣。乃有自命成家，按其宗旨，不尽无谓；而按以三德之实，则失其本性，而无当于古人之要道，所谓似之而非也。学者将求大义于古人，而不于此致辨焉，则始于乱三而六者，究且因三伪而亡三德矣。呜呼！质性之论，岂得已哉？ 《易》曰：“言有物而行有恒。”《书》曰：“诗言志。”吾观立言之君子，歌咏之诗人，何其纷纷耶？求其物而不得也，探其志而茫然也，然而皆曰，吾以立言也，吾以赋诗也。无言而有言，无诗而有诗，即其所谓物与志也。然而自此纷纷矣。
有志之士，矜其心，作其意，以谓吾不漫然有言也。学必本于性天，趣必要于仁义，称必归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功必及于民物。是尧、舜而非桀、纣，尊孔、孟而拒杨、墨。其所言者，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。求其所以为言者，宗旨茫然也。譬如《彤弓》、《湛露》，奏于宾筵，闻者似谓肄业及之也。或曰：宜若无罪焉。然而子莫于焉执中，乡愿于焉无刺也。惠子曰：“走者东走，逐者亦东走，东走虽同，其东走之情则异。”观斯人之所言，其为走之东欤？逐之东欤？是未可知也。然而自此又纷纷矣。 豪杰者也，以谓吾不漫然有言也，吾实有志焉，物不得其平则鸣也。观其称名指类，或如诗人之比兴，或如说客之谐隐，即小而喻大，吊古而伤时，嬉笑甚于裂眦，悲歌可以当泣，诚有不得已于所言者。以谓贤者不得志于时，发愤著书以自表见也。盖其旨趣，不出于《骚》也。吾读骚人之言矣：“纷吾有此内美，又重之以修能。”太史迁曰：“余读《离骚》，悲其志。”又曰：“明道德之广崇，治乱之条贯，其志洁，其行廉，◆然泥而不滓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”此贾之所以吊屈，而迁之所以传贾也；斯皆三代之英也。
若夫托于《骚》以自命者，求其所以牢骚之故而茫然也。嗟穷叹老，人富贵而已贫贱也，人高第而已摈落也，投权要而遭按剑也，争势利而被倾轧也，为是不得志，而思托文章于《骚》、《雅》，以谓古人之志也；不知中人而下，所谓“齐心同所愿，含意而未伸”者也。夫科举擢百十高第，必有数千贾谊，痛哭以吊湘江，江不闻矣；吏部叙千百有位，必有盈方屈原，搔首以赋《天问》，天厌之矣。孟子曰：“有伊尹之志则可，无伊尹之志则篡也。”吾谓年骚者，有屈贾之志则可，无屈贾之志则鄙也。然而自命为骚者，且纷纷矣。
有旷观者，从而解曰：是何足以介也！吾有所言，吾以适吾意也。人以吾为然，吾不喜也；人不以吾为然，吾不愠也。古今之是非，不欲其太明也；人我之意见，不欲其过执也。必欲信今，又何为也？有言不如无言之为愈也。
是其宗旨盖欲托于庄周之齐物也。吾闻庄周之言曰：“内圣外王之学，暗而不明”也，“百家往而不反，道术将裂”也，“寓言十九，卮言日出。”然而稠适上遂，充实而不可以已，则非无所持，而漫为达观，以略世事也。今附庄而称达者，其旨果以言为无用欤？虽其无用之说，可不存也。而其无用之说，将以垂教欤？则贩夫皂隶，亦未闻其必蕲有用也。豕腹饕饕，羊角戢戢，何尝欲明古今之是非，而执人我之意见也哉？怯之所以胜勇者，力有余而不用也；讷之所以胜辨者，智有余而不竟也。蛟龙战于渊，而蚂蚁不知其胜负；虎豹角于山，而螾狸不知其强弱。乃不能也，非不欲也。以不能而托于不欲，则夫妇之愚，可齐上智也。然而遁其中者，又纷纷矣。
易曰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”阳变阴合，循环而不穷者，天地之气化也，人秉中和之气以生，则为聪明睿智。毗阴毗阳，是宜刚克柔克，所以贵学问也。骄阳诊阴，中于气质，学者不能自克，而以似是之非为学问，则不如其不学也。孔子曰：“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。”庄周、屈原，其著述之狂狷乎？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，不屑不洁之狷也；庄周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，而不傲倪于万物，进取之狂也。
昔人谓庄、屈之书，哀乐过人；盖言性不可见，而情之奇至如庄、屈，狂狷之所以不朽也。乡愿者流，托中行而言性天，剽伪易见，不足道也。于学见其人，而以情著于文，庶几狂狷可与乎！然而命骚者鄙，命庄者妄。狂狷不可见，而鄙且妄者，纷纷自命也。夫情本于性也，才率于气也。累于阴阳之间者，不能无盈虚消息之机。才情不离乎血气，无学以持之，不能不受阴阳之移也。陶舞愠戚，一身之内，环转无端，而不自知。苟尽其理，虽夫子愤乐相寻，不过是也。其下焉者，各有所至，亦各有所通。大约乐至沉酣，而惜光景，必转生悲；而忧患既深，知其无可如何，则反为旷达。屈原忧极，故有轻举远游、餐霞饮瀣之赋；庄周乐至，故有后人不见天地之纯、古人大体之悲；此亦倚伏之至理也。若夫毗于阴者，妄自期许，感慨横生，贼夫骚者也；毗于阳者，猖狂无主，动称自然，贼夫庄者也。然而亦且循环未有已矣。 族子廷枫曰：“论史才史学而不论义德，论文情文心而不论文性，前人自有缺义。此与《史德》篇，俱足发前人之覆。”黠陋取蒲于董泽，承考于《长杨》，矜谒者之通，著卜肆之应，人谓其黠也；非黠也，陋也。名者实之宾，徇名而忘实，并其所求之名而失之矣，质去而文不能独存也。太上忘名，知有当务而已，不必人之谓我何也。其次顾名而思义。天下未有苟以为我树名之地者，因名之所在，而思其所以然，则知当务而可自勉矣。
其次畏名而不妄为。尽其所知所能，而不强所不知不能。黠者视之，有似乎拙也；非拙也，交相为功也。最下徇名而忘实。
取蒲于董泽，何谓也？言文章者宗《左》、《史》。《左》、《史》之于文，犹六经之删述也。《左》因百国宝书，《史》因《尚书》、《国语》及《世本》、《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诸记载；己所为者十之一，删述所存十之九也，君子不以为非也。彼著书之旨，本以删述为能事，所以继《春秋》而成一家之言者，于是兢兢焉，事辞其次焉者也。古人不以文辞相矜私，史文又不可以凭虚而别构；且其所本者，并悬于天壤，观其入于删述之文辞，犹然各有其至焉。斯亦陶熔同于造化矣。吾观近日乏文集，而不能无惑也。
传记之文，古人自成一家之书，不以入集，后人散著以入集，文章之变也。
既为集中之传记，即非删述专家之书矣；笔所闻见，以备后人之删述，庶几得当焉。黠于好名而陋于知意者，窥见当世之学问文章，而不能无动矣，度己之才力，不足以致之；于是有见史家之因袭，而点次其文为传记，将以渊海其集焉，而不知其不然也。宣城梅氏之历算，家有其书矣；哀录历议，书盈二卷，以为传而入文集，何为乎？退而省其私，未闻其于律算有所解识也。
丹溪朱氏之医理，人传其学矣；节钞医案，文累万言，以为传而入文集，何为乎？进而求其说，未闻其于方术有所辨别也。班固因《洪范》之传而述《五行》，因《七略》之书而叙《艺文》。班氏未尝深于灾祥，精于校◆也；而君子以谓班氏之删述，其功有补于马迁；又美班氏之删述，善于因人而不自用也。盖以《汉书》为庙堂，诸家学术，比于大镛◆鼓之陈也。今为梅、朱作传者，似羡宗庙百官之美富，而窃取庭燎反坫，以为蓬户之饰也。虽然，亦可谓拙矣。经师授受，子术专家，古人毕生之业也；苟可猎取菁华，以为吾文之富有，则四库典籍，犹董泽之蒲也，又何沾沾于是乎？
承考于《长杨》，何谓也？善则称亲，过则归己，此孝子之行，亦文章之体也。《诗》、《书》之所称述，远矣。三代而后，史迁、班固俱世为史，而谈、彪之业，亦略见于迁、固之叙矣。后人乃谓固盗父书，而迁称亲善。
由今观之，何必然哉？谈之绪论，仅见六家宗旨，至于留滞周南，父子执手欷◆，以史相授，仅著空文，无有实迹。至若彪著《后传》，原委具存，而三纪论赞，明著彪说，见家学之有所接受；何得如人之所言，致启郑樵诬班氏以盗袭之嫌哉？第史迁之叙谈，既非有意为略；而班固之述彪，亦非好为其详；孝子甚爱其亲，取其亲之行业而笔之于书，必肖其亲之平日，而身之所际不与也。
吾观近日之文集，而不能无惑焉。其亲无所称述欤？阙之可也；其亲仅有小善欤？如其量而录之，不可略而为漏，溢而为诬可也。黠于好名而陋于知意者，侈陈已之功绩，累牍不能自休，而曲终奏雅，则曰吾先人之教也；甚至敷张己之荣遇，津津有味其言，而赋卒为乱，则曰吾先德之报也。夫自叙之文，过于扬厉，刘知几犹讥其言志不让，率尔见哂矣。况称述其亲，乃为自诩地乎？夫张汤有后，史臣为荐贤者劝也；出之安世之口，则悖矣。伯起世德，史臣为清忠者幸也，出之秉、赐之书，则舛矣。昔人谓《长杨》、《上林》诸赋，侈陈游观，而末寓箴规，以谓讽一而劝百。斯人之文，其殆自诩百，而称亲者一欤？
矜谒者之通，何谓也？国史叙《诗》，申明六义。盖诗无达言，作者之旨，非有序说，则其所赋，不辨何谓也？今之《诗序》，以谓传授失其义，则可也；谓无待于序，不可也。《书》之有序，或者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，当有篇目欤！今之《书序》，意亦经师授受之言，仿《诗序》而为者欤！读《书》终篇，则事理自见；故《书》虽无序，而书义未尝有妨也。且《书》故有序矣，训诰之文终篇记言，则必书事首简，以见训诰所由作。是记事之《书》无需序，而记言之《书》本有序也。由是观之，序之有无，本于文之明晦，亦可见矣。吾观近日之文集，而不能无惑也。树义之文，或出前人所已言也，或其是非本易见也，其人未尝不知之，而必为之论著者，其中或亦有微意焉，或有所托而讽焉，或有所感而发焉。既不明言其故矣，必当序其著论之时世，与其所见所闻之大略，乃使后人得以参互考质，而见所以著论之旨焉。是亦《书》序训诰之遗也。乃观论著之文，论所不必论者，十常居七矣，其中岂无一二出于有为之言乎？然如风《诗》之无序，何由知其微旨也！且使议论而有序，则无实之言类于经生帖括者，亦可稍汰焉，而人多习而不察也。至于序事之文，古人如其事而出之也。乃观后世文集，应人请而为传志，则多序其请之之人，且详述其请之之语。偶然为之，固无伤也；相习成风，则是序外之序矣。虽然，犹之可也。黠于好名而陋于知意者，序人请乞之辞，故为敷张扬厉以谀己也。一则曰：吾子道德高深，言为世楷，不得吾子为文，死者目不瞑焉；再则曰：吾子文章学问，当代宗师，苟得吾子一言，后世所征信焉。己则多方辞让，人又搏颡固求。凡斯等类，皆入文辞，于事毫无补益，而借人炫己，何其厚颜之甚邪？且文章不足当此，是诬死也；请者本无是言，是诬生也。若谓事之缘起，不可不详，则来请者当由门者通谒，刺揭先投，入座寒温，包苴后馈，亦缘起也，易亦详而志之乎？而谓一时请文称誉之辞，有异于是乎？ 著卜肆之应，何谓也？著作降而为文集，有天运焉，有人事焉。道德不修，学问无以自立，根本蹶而枝叶萎，此人事之不得不降也。世事殊而文质变，人世酬酢，礼法制度，古无今有者，皆见于文章。故惟深山不出则已矣，苟涉乎人世，则应求取给，文章之用多而文体分，分则不能不出于文集。其有道德高深，学问精粹者，即以文集为著作，所谓因事立言也；然已不能不杂酬酢之事，与给求之用也，若不得为子史专家，语无泛涉也。其误以酬酢给求之文为自立而纷纷称集者，盖又不知其几矣。此则运会有然，不尽关于人事也。
吾观近日之文集，而不能无惑也。史学衰，而传记多杂出，若东京以降，《先贤》、《耆旧》诸传，《拾遗》、《搜神》诸记，皆是也；史学废，而文集入传记，若唐、宋以还，韩、柳志铭，欧、曾序述，皆是也。负史才者不得身当史任，以尽其能事，亦当搜罗闻见，核其是非，自著一书，以附传记之专家；至不得已，而因人所请，撰为碑、铭、序、述诸体，即不得不为酬酢应给之辞，以杂其文指，韩、柳、欧、曾之所谓无可如何也。黠于好名而陋于知意者，度其文采不足以动人，学问不足以自立，于是思有所托以附不朽之业也，则见当世之人物事功，群相夸诩，遂谓可得而藉矣。藉之，亦似也；不知传记专门之撰述，其所识解又不起于韩、欧文集也，以谓是非碑志不可也。碑志必出子孙之所求，而入之子孙未尝求之也，则虚为碑志以入集，似乎子孙之求之，自谓庶几韩、欧也。 夫韩、欧应人之求而为之，出于不得已；故欧阳自命在五代之史，而韩氏欲诛奸谀于既死，发潜德之幽光，作唐之一经，尚恨托之空言也。今以人所不得已而出之者，仰窥有余羡，乃至优孟以摩之，则是词科之拟诰，非出于丝纶，七林之答问，不必有是言也，将何以征金石，昭来许乎？夫舍传记之直达，而效碑志之旁通，取其似韩、欧耶？则是矉里也；取其应人之求为文望邪？则是卜肆也。昔者西施病心而矉，里之丑妇，美丽效之；富者闭门不出，贫者挈妻子而去之。贱工卖卜于都市，无有过而问者，则曰：某王孙厚我，某贵卿神我术矣。
俗嫌文字涉世之难，俗讳多也。退之遭李愬之毁，《平淮西碑》本未略李愬功。欧阳辨师鲁之志，从古解人鲜矣。往学古文于朱先生。先生为《吕举人志》，吕久困不第，每夜读甚苦。邻妇语其夫曰：“吕生读书声高，而音节凄悲，岂其中有不自得邪？”其夫告吕。吕哭失声曰：“夫人知我。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聪，我岂久不第乎？”由是每读则向邻墙三揖。其文深表吕君不遇伤心，而当时以谓佻薄，无男女嫌，则聚而议之。又为某夫人志，其夫教甥读书不率，挞之流血。
太夫人护甥而怒，不食。夫人跪劝进食。太夫人怒，批其颊。夫人怡色有加，卒得姑欢。其文于慈孝友睦，初无所间；而当时以谓妇遭姑挞，耻辱须讳，又笞甥挞妇，俱乖慈爱，则削而去之。余尝为《迁安县修城碑文》，中叙城久颓废，当时工程更有急者，是以大吏勘入缓工；今则为日更久，记坏益甚，不容更缓。此乃据实而书，宜若无嫌。而当时阅者，以谓碑叙城之宜修，不宜更著勘缓工者以形其短。初疑其人过虑，其后质之当世号知文者，则皆为是说，不约而同。又尝为人撰《节妇传》，则叙其生际穷困，亲族无系援者，乃能力作自给，抚孤成立。而其子则云：“彼时亲族不尽穷困，特不我母子怜耳。今若云云，恐彼负惭，且成嫌隙。
请但述母氏之苦，毋及亲族不援。“此等拘泥甚多，不可更仆数矣。亦间有情形太遇，实难据法书者，不尽出拘泥也。又为朱先生撰《寿幛题辞》云：”自癸巳罢学政归，门下从游，始为极盛。“而同人中，有从游于癸巳前者，或愤作色曰：”必于是后为盛，是我辈不足重乎？“又为梁文定较注《年谱》云：”公念嫂夫人少寡，终身礼敬如母。遇有拂意，必委曲以得其欢。“而或乃曰：”嫂自应敬，今云念其少寡而敬，则是防嫂不终其节，非真敬也。“其他琐琐，为人所摘议者，不可具论，姑撮大略于此，亦可见文章涉世，诚难言矣。
夫文章之用，内不本于学问，外不关于世教，已失为文之质；而或怀挟偏心，诋毁人物，甚而攻发隐私，诬涅清白；此则名教中之罪人，纵幸免刑诛，天谴所必及也。至于是非所在，文有抑扬；比拟之余，例有宾主；厚者必云不薄。醇者必曰无疵。殆如赋诗必谐平仄，然后音调；措语必用助辞，然后辞达。今为醇厚著说，惟恐疵薄是疑；是文句必去焉哉乎也，而诗句须用全仄全平，虽周、孔复生，不能一语称完善矣。嗟乎！经世之业，不可以为涉世之文。不虞之誉，求全之毁，从古然矣。读古乐府，形容蜀道艰难，太行诘屈，以谓所向狭隘，喻道之穷；不知文字一途，乃亦崎岖如是！是以深识之士，黯默无言。自勒名山之业，将俟知者发之，岂与容悦之流较甘苦哉！
针名名者，实之宾。实至而名归，自然之理也，非必然之事也。君子顺自然之理，不求必然之事也。君子之学，知有当务而已矣；未知所谓名，安有见其为实哉？ 好名者流，徇名而忘实，于是见不忘者之为实尔。识者病之，乃欲使人后名而先实也。虽然，犹未忘夫名实之见者也。君子无是也。君子出处，当由名义，先王所以觉世牖民，不外名教。伊古以来，未有舍名而可为治者也。何为好名乃致忘实哉？曰：义本无名，因欲不知义者由于义，故曰名义；教本无名，因欲不知教者率其教，故曰名教。揭而为名，求实之谓也。 譬犹人不知食，而揭树艺之名以劝农；人不知衣，而揭盆缲之名以劝蚕；暖衣饱食者，不求农蚕之名也。今不问农蚕，而但以饱暖相矜耀，必有辍耕织而忍饥寒，假借糠秕以充饱，隐裹败絮以伪暖，斯乃好名之弊矣。故名教名义之为名，农蚕也；好名者之名，饱暖也，必欲骛饱暖之名，未有不强忍饥寒者也。
然谓好名者丧名，自然之理也，非必然之事也。昔介之推不言禄，禄亦弗及。实至而名归，名亦未必遽归也。天下之各，定于真知者，而羽翼于似有知而实未深知者。夫真知者，必先自知。天下鲜自知之人，故真能知人者不多也，似有知而实未深知者则多矣。似有知，故可相与为声名；实未深知，故好名者得以售其欺。又况智干术驭，竭尽生平之思力，而谓此中未得一当哉？故好名者往往得一时之名，犹好利者未必无一时之利也。 且好名者，固有所利面为之者也。如贾之利市焉，贾必出其居积，而后能获利；好名者，亦必浇漓其实，而后能徇一时之名也。盖人心不同如其面，故务实者，不能尽人而称善焉。好名之人，则务揣人情之所向，不必出于中之所谓诚然也，且好名者，必趋一时之风尚也。风尚循环，如春兰秋鞠之互相变易，而不相袭也。人生其间，才质所优，不必适与之合也。好名者，则必屈曲以徇之，故于心术多不可问也。唇亡则齿寒，鲁酒薄而邯郸围，此言势存必至，理有固然也。
学问之道，与人无忮忌，而名之所关，伎忌有所必至也。学问之道，与世无矫揉；而名之所在，矫揉有所必然也。故好名者，德之贼也。
若夫真知者，自知之确，不求人世之知之矣。其于似有知实未深知者，不屑同道矣。或百世而上，得一人焉，吊其落落无与俦也，未始不待我为后起之援也；或千里而外，得一人焉，怅其遥遥未接迹也，未始不与我为比邻之洽也。以是而问当世之知，则寥寥矣，而君子不以为患焉。浮气息，风尚平，天下之大，岂无真知者哉？至是而好名之伎，亦有所穷矣。故曰：实至而名归，好名者丧名，皆自然之理也，非必然之事也。卒之事亦不越于理矣。
砭异古人于学求其是，未尝求异于人也。学之至者，人望之而不能至，乃觉其异耳，非其自有所异也。夫子曰：“俭，吾从众。泰也，虽违众，吾从下。”圣人方且求同于人也；有时而异于众，圣人之不得已也。天下有公是，成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，圣人莫能异也。贤智之士，深求其故，而信其然；庸愚未尝有知，而亦安于然。而负其才者，耻与庸愚同其然也，则故矫其说以谓不然。譬如善割烹者，甘旨得人同嗜，不知味者，未尝不以谓甘也。今耻与不知味者同嗜好，则必啜糟弃醴，去脍炙而寻藜藿，乃可异于庸俗矣。
语云：“后世苟不公，至今无圣贤。”万世取信者，夫子一人而已矣。夫子之可以取信，又从何人定之哉？公是之不容有违也。夫子论列古之神圣贤人，众矣。伯夷求仁得仁，泰伯以天下让，非夫子阐幽表微，人则无由知尔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，虽无夫子之称述，人岂有不知者哉？以夫子之圣，而称述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，不闻去取有异于众也。则天下真无可以求异者矣。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至于声色臭味，天下之耳目口鼻，皆相似也。心之所同然者，理也，义也。然天下歧趋，皆由争理义，而是非之心，亦从而易焉。岂心之同然，不如耳目口鼻哉？声色臭味有据而理义无形。有据则庸愚皆知率循，无形则贤智不免于自用也。故求异于人，未有不出于自用者也。治自用之弊，莫如以有据之学，实其无形之理义，而后趋不入于歧途也。夫内重则外轻，实至则名忘。凡求异于人者，由于内不足也。
自知不足，而又不胜其好名之心，斯欲求异以加入，而人亦卒莫为所加也。
内不足，不得不矜于外；实不至，不得不骛于名，又人情之大抵类然也。以人情之大抵类然，而求异者固亦不免于出此，则求异者何尝异人哉？特异于坦荡之君子尔。夫马，毛鬣相同也，龁草饮水，秣刍饲粟，且加之鞍鞯而施以钳勒，无不相同也，或一日而百里，或一日而千里。从同之中而有独异者，圣贤豪杰，所以异于常人也。不从众之所同，而先求其异，是必诡衔窃辔，碔砆噬龁，不可备驰驱之用者也。砭俗文章家言及于寿屏祭幛，几等市井间架，不可入学士之堂矣。其实时为之也。涉世不得废应酬故事，而祝嘏陈言，哀挽习语，亦无从出其性灵，而犹于此中斤斤焉，计工论拙，何以异于梦中之占梦欤？夫文所以将其意也，意无所以自申，而概与从同，则古人不别为辞，如冠男之祝，醮女之命，但举成文故牍而已矣。文胜之习，必欲为辞，为之而岂无所善？则遂相与矜心作意，相与企慕仿效，滥觞流为江河，不复可堙阏矣。夫文生于质也，始作之者，未通乎变，故其数易尽。沿而袭之者之所以无善步也，既承不可遏之江河，则当相度宣防，资其灌溉，通其舟楫，乃见神明通久之用焉。文章之道，凡为古无而今有者，皆当然也。称寿不见于古，面叙次生平，一用记述之法；以为其人之不朽，则史传竹帛之文也。挽祭本出辞章，而历溯行实，一用诔谥之意，以为其人之终始，则金石刻画之文也。文生于质，视其质之如何而施吾文焉，亦于世教未为无补。又何市井间架之足疑，而学士之不屑道哉？ 夫生有寿言，而死有祭挽，近代亡于礼者之礼也。礼从宜，使从俗，苟不悖乎古人之道，君子之所不废也。文章之家，卑视寿挽，不知神明其法，弊固至乎此也。其甚焉者，存祭挽而耻录寿言。近世文人，自定其集，不能割爱而间存者，亦必别为卷轴，一似雅郑之不可同日语也。汪钝翁以古文自命，动辄呵责他人，其实有才无识，好为无谓之避忌，反自矜为有识，大抵如此。此则可谓知一十而昧二五也。彼徒见前人文集有哀诔而无寿言，以谓哀诔可通于古，而祝嘏之辞，为古所无也。不知墓志始于六朝，碑文盛于东汉，于古未有行也。中郎碑刻，昌黎志铭，学士盛称之矣。今观蔡、韩二氏之文集，其间无德而称，但存词致，所与周旋而俯仰者，有以异于近代之寿言欤？宽于取古，而刻以绳今，君子以为有耳而无目也。必以铭志之伦，实始乎古，则祝嘏之文，未尝不始于《周官》，六祝之辞，所以祈福祥也。以其文士为之之晚出，因而区别其类例，岂所语于知时之变者乎？
夫文生于质。寿祝哀诔，因其人之质而施以文，则变化无方，后人所辟，可以过于前人矣。夫因乎人者，人万变而文亦万变也；因乎事者，事不变而文亦不变也。醮女之辞，冠男之颂，一用成文故典，古人不别为辞，载在传记，盖亦多矣。揖让之仪文，鼓吹之节奏，礼乐之所不废也。然而其质不存焉，虽有神圣制作，无取仪文节奏，以为特著之奇也。后人沿其流而不辨其源者，则概为之辞，所为辞费也。进士题名之碑，必有记焉；明人之弊，今则无矣。科举拜献之录，必有序焉。此则今尚有之。似可请改用一定格式，如贺表例。自唐、宋以来，秋解春集，进士登科，等于转漕上计，非有特出别裁之事也。题名进录，故事行焉。
虽使李斯刻石，指题名碑。刘向奏书，指进呈录。岂能于寻常行墨之外，别著一辞哉？而能者矜焉，拙者愧焉，惟其文而不惟其事，所谓惑也。成室上梁，必有文焉；婚姻通聘，必有启焉。
同此堂构，同此男女，虽使鲁般发号，高禖绍宾，岂能于寻常行墨之外，别著一辞哉？而能者矜焉，拙者愧焉，惟其文而不惟其事，所谓惑也。而当世文人，方且劣彼而优此，何哉？国家令典，郊庙祝版，岁举常事，则有定式，无更张也；推恩循例，群臣诰敕，官秩相同，则有定式，无更张也；万寿庆典，嘉辰令节，群臣贺表，咸有定式，无更张也。圣人制作，为之礼经，宜质宜文，必当其可。文因乎事，事万变而文亦万变，事不变而文亦不变，虽周、孔制作，岂有异哉？
揖让之仪文，鼓吹之节奏，常人之所不能损者，神圣之所不能增；而文人积习相寻，必欲夸多面斗靡，宜乎文集之纷纷矣。 《礼》曰：“君子未葬读丧礼，既葬读祭礼，丧复常读乐章。”丧礼远近有别，而文质以分，所以本于至情也。近世文人，则有丧亲成服之祭文矣，葬亲堂祭之祭文矣，分赠吊客之行述矣。传曰：“孝子之丧亲也，哭不◆，礼无容，言不文，茕茕苫块之中，杖而后能起，朝夕哭无时。”尚有人焉，能载笔而摛文，以著于竹帛，何以异于苍梧人之让妻，华大夫之称祖欤？或曰：未必其文之自为，相丧者之代辞也。夫文主于质也，代为之辞，必其人之可以有是言也。鸱鸮既处飘摇，不为碔砆之好音；鲋鱼故在涸辙，不无愤然之作色。虽代禽鱼立言，亦必称其情也。岂曰代为之辞，即忘孝子之所自处欤？ 或谓代人属草，有父母者，不当为人述考妣也。颜氏著训，盖谓孝子远嫌，听无声而视无形，至谆谆也。虽然，是未明乎代言之体也。嫌之大者，莫过君臣；周公为成王诏臣庶，则不以南面为嫌。嫌之甚者，莫过于男女；谷永为元帝报许后，即不以内亲为忌。伊古名臣，拟为册祝制诰，则追谥先朝，册后建储，以至训敕臣下，何一不代帝制以立言，岂有嫌哉？必谓涉世远嫌，不同官守，乐府孤儿之篇，岂必素冠之棘人？古人寡妇之叹，何非须眉之男子？文人为子述其亲，必须孤子而后可；然则为夫述其妻，必将阉寺而后可乎？夫非礼之礼，非义之义，君子弗为，盖以此哉！
卷五内篇五
盖承通史家风，而自为经纬，成一家言者也。学者少见多怪，不究其发凡起例，绝识旷论，所以斟酌群言，为史学要删；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，裁剪之未定者，纷纷攻击，势若不共戴天。古人复起，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？若夫二十略中，《六书》、《七音》与《昆虫草木》三略，所谓以史翼经，本非断代为书，可以递续不穷者比，诚所谓专门绝业，汉、唐诸儒不可得闻者也。
创条发例，巨制鸿编，即以义类明其家学。其事不能不因一时成书，粗就隐括，原未尝与小学专家，特为一书者，絜长较短；亦未尝欲后之人，守其成说，不稍变通。夫郑氏所振在鸿纲，而末学吹求，则在小节。是何异讥韩、彭名将，不能邹、鲁趋跄；绳伏、孔巨儒，不善作雕虫篆刻耶？
夫史迁绝学，《春秋》之后，一人而已。其范围千古、牢笼百家者，惟创例发凡，卓见绝识，有以追古作者之原，自具《春秋》家学耳。若其事实之失据，去取之未当，议论之未醇，使其生唐、宋而后，未经古人论定；或当日所据石室金匮之藏，及《世本》、《谍记》、《楚汉春秋》之属，不尽亡佚；后之溺文辞而泥考据者，相与锱铢而校，尺寸以绳，不知更作如何掊击也。今之议郑樵者，何以异是？孔子作《春秋》，盖曰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，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。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，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。然夫子所取，不在彼而在此。则史家著述之道，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？自迁、固而后，史家既无别识心裁，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。
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，而缀学之徒，嚣然起而争之。然则充其所论，即一切科举之文词，胥吏之簿籍，其明白无疵，确实有据。转觉贤于迁、固远矣。
虽然，郑君亦不能无过焉。马、班父子传业，终身史官，固无论矣。司马温公《资治通鉴》，前后一十九年，书局自随，自辟僚属，所与讨论，又皆一时名流；故能裁成绝业，为世宗师。郑君区区一身，僻处寒陋，独犯马、班以来所不敢为者而为之，立论高远，实不副名；又不幸而与马端临之《文献通考》，并称于时，而《通考》之疏陋，转不如是之甚。末学肤受，本无定识，从而抑杨其间，妄相拟议，遂与比类纂辑之业，同年而语，而衡短论长，岑楼寸木且有不敌之势焉，岂不诬哉！
答客问上癸巳在杭州，闻戴征君震与吴处士颖芳谈次，痛诋郑君《通志》。其言绝可怪笑，以谓不足深辨，置弗论也。其后学者，颇有皆謷。因假某君叙说，辨明著述源流。自谓习俗浮议，颇有摧陷廓清之功。然其文上溯马、班，下辨《通考》，皆史家要旨，不尽为《通志》发也。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诘难，因作《答客问》三篇。
客有见章子《续通志叙书后》者，问于章子曰：《通志》之不可轻议，则既闻命矣。先生之辨也，文繁而不可杀，其推论所及，进退古人，多不与世之尚论者同科；岂故为抑扬，以佐其辨欤？抑先生别有说欤？夫学者皆称二十二史，著录之家，皆取马、班而下，至于元、明而上，区为正史一门矣。
今先生独谓唐人整齐晋、隋故事，亦名其书为一史，而学者误承流别。不复辨正其体焉。岂晋、隋而下，不得名为一史欤？观其表志成规，纪传定体，与马、班诸史，未始有殊；开局设监，集众修书，亦时势使然耳。求于其实，则一例也。今云学者误承流别。敢问晋、隋而下，其所以与陈、范而上，截然分部者安在？
章子曰：史之大原，本乎《春秋》；《春秋》之义，昭乎笔削。笔削之义，不仅事具始末，文成规矩已也。以夫子“义则窃取”之旨观之，固将纲纪天人，推明大道。所以通古今之变，而成一家之言者，必有详人之所略，异人之所同，重人之所轻，而忽人之所谨，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，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，而后微茫杪忽之际，有以独断于一心。及其书之成也，自然可以参天地面质鬼神，契前修而俟后圣，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。陈、范以来，律以《春秋》之旨，则不敢谓无失矣。然其心裁别识，家学具存；纵使反唇相议，至谓迁书退处士而进奸雄，固书排忠节而饰主阙，要其离合变化，义无旁出，自足名家学而符经旨；初不尽如后代纂类之业，相与效子莫之执中，求乡厚之无刺，侈然自谓超迁轶固也。若夫君臣事迹，官司典章，王者易姓受命，综核前代，纂辑比类，以存一代之旧物，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之业也。
开局设监，集众修书，正当用其义例，守其绳墨，以待后人之论定则可矣，岂所语于专门著作之伦乎？
《易》曰：“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”史才不世出。面对世变易不可常，及时纂辑所闻见，而不用标别家学、决断去取为急务，岂特晋、隋二史为然哉？班氏以前，则有刘向、刘歆、杨雄、贾逵之《史记》；范氏以前，则有刘珍、李尤、蔡邕、卢植、杨彪之《汉记》。其书何尝不遵表志之成规，不用纪传之定体？
然而守先待后之故事，与笔削独断之专家，其功用足以相资，而流别不能相混，则断如也。溯而上之，百国宝书之于《春秋》，《世本》、《国策》之于《史记》，其义犹是耳。
唐后史学绝，而著作无专家。后人不知《春秋》之家学，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，乃与马、班、陈、范诸书，并列正史焉。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式，胥吏之文移，而不可稍有变通矣。间有好学深思之士，能自得师于古人，标一法外之义例，著一独具之心裁，而世之群怪聚骂，指目牵引为言词，譬若猵狙见冠服，不与龁决毁裂，至于尽绝不止也。郑氏《通志》之被谤，凡以此也。
嗟乎！道之不明久矣。《六经》皆史也。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盖曰：“我欲托之空言，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。”然则典章事实，作者之所不敢忽，盖将即器而明道耳。其书足以明道矣，笾豆之事，则有司存，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。道不明而争于器，实不足而竟于文，其弊与空言制胜、华辩伤理者，相去不能以寸焉，而世之溺者不察也。太史公曰：“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。”当今之世，安得知意之人，而与论作述之旨哉？
答客问中客曰：孔子自谓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”又曰“好古敏以求之。”夏殷之礼，夫子能言，然而无征不信，慨于文献之不足也。今先生谓作者有义旨，而笾豆器数，不为琐琐焉，毋乃悖于夫子之教欤？马氏《通考》之详备，郑氏《通志》之疏舛，三尺童子所知也。先生独取其义旨，而不责其实用，遂欲申郑而屈马，其说不近于偏耶？ 章子曰：天下之言，各有攸当；经传之言，亦若是而已矣。读古人之书，不能会通其旨，而徒执其疑似之说，以争胜于一隅，则一隅之言。不可胜用也。天下有比次之书，有独断之学，有考索之功，三者各有所主，而不能相通。《六经》之于典籍也，犹天之有日月也。读《书》如无《诗》，读《易》如无《春秋》，虽圣人之籍，不能于一书之中，备数家之攻索也。《易》曰“不可为典要”，而《书》则偏言“辞尚体要”焉；读《诗》不以辞害志，而《春秋》则正以一言定是非焉。向令执龙血鬼车之象，而征粤若稽古之文，托熊蛇鱼旐之梦，以纪春王正月之令，则圣人之业荒，而治经之旨悖矣。若云好古敏求，文献征信，吾不谓往行前言可以灭裂也。多闻而有所择，博学而要于约，其所取者有以自命，而不可概以成说相拘也。大道既隐，诸子争鸣，皆得先王之一端，庄生所谓“耳目口鼻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”者也。
目察秋毫，而不能见雷霆；耳辨五音，而不能窥泰山。谓耳目之有能有不能，则可矣；谓耳闻目见之不足为雷霆山岳，其可乎？
由汉氏以来，学者以其所得，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，盖不少矣。高明者多独断之学，沉潜者尚考索之功，天下之学术，不能不具此二途。譬犹日昼而月夜，暑夏而寒冬，以之推代而成岁功，则有相需之益；以之自封而立畛域，则有两伤之弊。故马、班史祖，而伏、郑经师，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，亦并行其道而不相为背者也。使伏、郑共注一经，必有牴牾之病；使马、班同修一史，必有矛盾之嫌。以此知专门之学，未有不孤行其意，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，举世非之而不顾。
此史迁之所以必欲传之其人，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马融受业于其女弟，然后其学始显也。迁书有徐广、裴駰诸家传其业，固书有服虔、应劭诸家传其业；专门之学，口授心传，不啻经师之有章句矣。 然则春秋经世之意，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详，绳墨之所不可得而准。而今之学者，凡遇古人独断之著述，于意有不惬，嚣然纷起而攻之，亦见其好议论而不求成功矣。
若夫比次之书，则掌故令史之孔目，簿书记注之成格，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，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，初无他奇也。然而独断之学，非是不为取裁；考索之功，非是不为按据。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，嘉禾之不离乎粪土，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，不可轻议也。然独断之学，考索之功欲其智，而比次之书欲其愚。 亦犹酒可实尊彝，而糟粕不可实尊彝；禾可登簠簋，而粪土不可登簠簋，理至明也。古人云：“言之不文，行之不远。”“文不雅驯，荐绅先生难言之。”为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难以萃合而行远也，于是有比次之法。不名家学，不立识解，以之整齐故事，而待后人之裁定，是则比次欲愚之效也。举而登诸著作之堂，亦自标名为家学，谈何容易邪？且班固之才，可谓至矣。然其与陈宗、尹敏之徒，撰《世诅本纪》与《新市》、《平林》诸列传，不能与《汉书》并立，而必以范蔚宗书为正宗。则集众官修之故事，与专门独断之史裁不相缀属又明矣。
自是以来，源流既失，郑樵无考索之功，而《通志》足以明独渐之学君子于斯有取焉。马贵与无独断之学，而《通考》不足以成比次之功，谓其智既无所取，而愚之为道，又有未尽也，且其就《通典》而多分其门类，取便翻检耳；因史志而裒集其论议，易于折衷耳。此乃经生决科之策括，不敢抒一独碍之见，标一法外之意，而奄然媚世为乡愿，至于古人著书之义旨，不可得闻也。俗学便其类例之易寻，喜其论说之平善，相与翕然交称之，而不知著作源流之无似。此呕哑嘲哳之曲，所以属和万人也。
答客问下客曰：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，则既闻命矣。敢问比次之书，先生拟之糟粕与粪土，何谓邪？
章子曰：斯非贬辞也。有璞而后施雕，有质而后运斤，先后轻重之间，其数易明也。夫子未删之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未定之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，皆先王旧典也。然非夫子之论定，则不可以传之学者矣。李焘谓“左氏将传《春秋》，先聚诸国史记，国别为语，以备《内传》之采摭。”是虽臆度之辞，然古人著书，未有全无所本者。以是知比次之业，不可不议也。比次之道，大约有三：有及时撰集，以待后人之论定者，若刘歆、扬雄之《史记》，班固、陈宗之《汉记》是也；有有志著述，先猎群书，以为薪槱者，若王氏《玉海》，司马《长编》之类是也；有陶冶专家，勒成鸿业者，若迁录仓公技术，固裁刘向《五行》之类是也。夫及时撰集以待论定，则详略去取，精于条理而已。先猎群书，以为薪槱，则辨同考异，慎于覈核而已。陶冶专家，勒成鸿业，则钩玄提要，达于大体而已。比次之业，既有如是之不同；作者之旨，亦有随宜之取辨。而今之学者，以谓天下之道，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，辨别音训之当否，如斯而已矣。是何异观坐井之天，测坳堂之水，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，量四海之波涛，以谓可尽哉？
夫汉帝春秋，年寿也。具于《别录》；臣瓒注。伏生、文翁之名，征于石刻；高祖之作新丰，详于刘记；《西京杂记》孝武之好微行，著于外传。
《汉武故事》而迁、固二书，未见采录，则比次之繁，不妨作者之略也。曹丕让表，详《献帝传》；甄后懿行，盛称《魏书》；哀牢之传，征于计吏：见《论衡》先贤之表，著于黄初。而陈、范二史，不以入编，则比次之私，有待作者之公也。然而经生习业，遂纂典林，辞客探毫，因收韵藻。晚近浇漓之习，取便依检，各为兔园私册，以供陋学之取携；则比次之业，虽欲如糟粕粪土，冀其化朽腐而出神奇，何可得哉？
夫村书俗学，既无良材，则比次之业，难于凭藉者一矣。所征故实，多非本文，而好易字句，漓其本质，以致学者宁习原书，怠窥新录；则比次之业，难于凭藉者二矣。比类相从，本非著作，而汇收故籍，不著所出何书，一似己所独得，使人无从征信；则比次之业，难于凭藉者三矣。传闻异辞，记载别出，不能兼收并录，以待作者之决择，而私作聪明，自定去取；则比次之业，难于凭藉者四矣。图绘之学，不入史裁，金石之文，但征目录，后人考核，征信无从；则比次之业，难于凭藉者五矣。专门之书，已成巨编，不为采录，大凡预防亡逸而听其孤行，渐致湮没；则比次之业，难于凭藉者六矣。拘牵类例，取足成书，不于法律之外，多方购备，以俟作者之辨裁，一目之罗，得鸟无日；则比次之业，难于凭藉者七矣。凡此多端，并是古人未及周详，而后学尤所未悉。苟有志于三月聚粮，则讲习何可不豫？而一世之士，不知度德量力，咸嚣嚣以作者自命，不肯为是筌蹄嚆矢之功程，刘歆所谓“挟恐见破之私意，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”者也，术业如何得当？而著作之道，何由得正乎？
答问或问：前人之文辞，可改窜为己作欤？答曰：何为而不可也！古者以文为公器，前人之辞如已尽，后人述而不必作也。赋诗断章，不啻若自其口出也。重在所以为文辞，而不重文辞也。苟得其意之所以然，不必有所改窜，而前人文辞与己无异也。无其意而求合于文辞，则虽字句毫无所犯，而阴仿前人之所云，君子鄙之曰窃矣。或曰：陈琳为曹洪报魏太子，讳言陈琳为辞。 丁敬礼求曹子建润色其文，则曰后世谁知定吾文者。唐韩氏云：“惟古于文必己出，降而不能乃剽窃。”古人必欲文辞自己擅也，岂曰重其意而已哉？
答曰：文人之文，与著述之文，不可同日语也。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，假文辞以达之而已。譬如庙堂行礼，必用锦绅玉佩，彼行礼者，不问绅佩之所成，著述之文是也。锦工玉工，未尝习礼，惟藉制锦攻玉以称功，而冒他工所成为己制，则人皆以为窃矣，文人之文是也。故以文人之见解，而议著述之文辞，如以锦工玉工，议庙堂之礼典也。或曰：古人辞命草创，加以修润，后世诗文，亦有一字之师；如所重在意，而辞非所计，譬如庙堂行礼，虽不计其绅佩，而绅佩敝裂，不中制度，亦岂可行耶？答曰：此就文论文，别自为一道也。就文论文，先师有辞达之训，曾子有鄙悖之戒；圣门设科，文学言语并存，说辞亦贵有善为者；古人文辞，未尝不求工也。而非所论于此疆彼界，争论文必己出，以矜私耳。自魏、晋以还，论文亦自有专家矣。
乐府改旧什之铿锵，《文选》裁前人之篇什，并主声情色采，非同著述科也。 《会昌制集》之序，郑亚削义山之腴、元和《月蚀》之歌，韩公擢玉川之怪；或存原款以归其人，或改标题以入己集。虽论文未技，有精焉者，所得既深，亦不复较量于彼我字句之琐也。 或曰：昔者乐广善言，而挚虞妙笔，乐谈挚不能对，挚笔乐不能复，人各有偏长矣。然则有能言而不能文者，不妨藉人为操笔邪？答曰：潘岳亦为乐广撰让表矣，必得广之辞旨，而后次为名笔，史亦未尝不两称之。两汉以下，人少兼长，优学而或歉于辞，善文而或疏于记。以至学问之中，又有偏擅，文辞一道，又有专长。本可交助为功，而世多交讥互诋，是以大道终不可得而见也。文辞末也，苟去封畛而集专长，犹有卓然之不朽，而况由学问而进求古人之大体乎？然而自古至今，无其人焉，是无可如何者也。
或曰：诚如子言，文章学问，可以互托。苟有黠者，本无所长，而谬为公义，以滥竽其中，将何以辨之？答曰：千钧之鼎，两人举之，不能胜五百钩者，仆且蹶矣。李广入程不识之军，而旗旌壁垒，为之一新。才智苟逊于程，一军乱矣。富人远出，不持一钱，有所需而称贷，人争与之，他人不能者何也？惟富于钱，而后可以贷人之钱也。故文学苟志于公，彼无实者，不能冒也。
或曰：前人之文，不能尽善，后人从而点窜以示法，亦可为之欤？答曰：难言之矣。著述改窜前人，其意别有所主，故无伤也。论文改窜前人，文心不同，亦如人面，未可以己所见，遽谓胜前人也。刘氏《史通》，著《点烦》之篇矣。左、马以降，并有涂改，人或讥其知史不知文也。然刘氏有所为而为之，得失犹可互见；若夫专事论文，则宜慎矣。今古聪敏智慧，亦自难穷，今人所见，未必尽不如古。大约无心偶会，则收点金之功；有意更张，必多画墁之诮。盖论文贵于天机自呈，不欲人事为穿凿耳。
或问：近世如方苞氏，删改唐、宋大家，亦有补欤？夫方氏不过文人，所得本不甚深，况又加以私心胜气，非徒无补于文，而反开后生小子无忌惮之渐也。
小慧私智，一知半解，未必不可攻古人之间，拾前人之遗；此论于学术，则可附于不贤识小之例，存其说以备后人之采择可也。若论于文辞，则无关大义，皆可置而不论。即人心不同如面，不必强齐之意也。果于是非得失，后人既有所见，自不容默矣，必也出之如不得已，详审至再而后为之。 如国家之议旧章，名臣之策利弊，非有显然什百之相悬，宁守旧而毋妄更张矣。苟非深知此意，而轻议古人，是庸妄之尤，即未必无尺寸之得，而不足偿其寻丈之失也。方氏删改大家，有必不得已者乎？有是非得失，显然什百相悬者乎？有如国家之议旧章，名臣之策利弊，宁守旧而毋妄更张之本意者乎？在方氏亦不敢自谓然也。然则私心胜气，求胜古人，此方氏之所以终不至古人也。凡能与古为化者，必先于古人绳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。盖非信之专而守之笃，则入古不深，不深则不能化。譬如人于朋友，能全管、鲍通财之义，非严一介取与之节者，必不能也。故学古而不敢曲泥乎古，乃服古而谨严之至，非轻古也。方氏不知古人之意，而惟徇于文辞；且所得于文辞者，本不甚深，其私智小慧，又适足窥见古人之当然，而不知其有所不尽然，宜其奋笔改窜之易易也。 古文公式古文体制源流，初学入门，当首辨也。苏子瞻《表忠观碑》，全录赵抃奏议，文无增损，其下即缀铭诗。此乃汉碑常例，见于金石诸书者，不可胜载，即唐、宋八家文中，如柳子厚《寿州安丰孝门碑》，亦用其例，本不足奇。王介甫诧谓是学《史记》储侯王年表，真学究之言也。李耆卿谓其文学《汉书》，亦全不可解。此极是寻常耳目中事，诸公何至怪怪奇奇，看成骨董？且如近日市井乡闾，如有利弊得失，公议兴禁，请官约法，立碑垂久，其碑即刻官府文书告谕原文，毋庸增损字句，亦古法也。岂介甫诸人，于此等碑刻犹未见耶？当日王氏门客之訾摘骇怪，更不值一笑矣。
以文辞而论，赵清献请修表忠观原奏，未必如苏氏碑文之古雅。史家记事记言，因袭成文，原有点审涂改之法。苏氏此碑，虽似钞缮成文，实费经营裁制也。
第文辞可以点窜，而制度则必从时。此碑篇首“臣抃言”三字，篇末“制曰可”三字，恐非宋时奏议上陈、诏旨下达之体，而苏氏意中，揣摩《秦本纪》“丞相臣斯昧死言”及“制曰可”等语太熟，则不免如刘知几之所讥，貌同而心异也。余昔修《和州志》，有《乙亥义烈传》，专记明末崇祯八年闯贼攻破和州，官吏绅民男妇殉难之事。用纪事本末之例，以事为经，以人为纬，详悉具载。而州中是非哄起。盖因闯贼怒拒守而屠城，被屠者之子孙，归咎于创议守城者陷害满城生命，又有著论指斥守城者部署非法，以致城陷；甚至有诬创议守城者缒城欲逃，为贼擒杀，并非真殉难者。余搜得凤阳巡抚朱大典奏报和州失陷，官绅殉难情节，乃据江防州同申报，转据同在围城逃脱难民口述亲目所见情事，官绅忠烈，均不可诬。余因全录奏报，以为是篇之序。中间文字点窜，甚有佳处。然篇首必云：“崇祯九年二月日，巡抚凤阳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大典谨奏，为和城陷贼，官绅殉难堪怜，乞赐旌表，以彰义烈事。”其篇末云：“奉旨，览奏悯恻，该部察例施行。”此实当时奏陈诏报式也。或谓中间奏文，既已删改古雅，其前后似可一例润色。余谓奏文辞句，并无一定体式，故可点窜古雅，不碍事理。前后自是当时公式，岂可以秦、汉之衣冠，绘明人之图像耶？苏氏《表忠观碑》，前人不知，而相与骇怪，自是前人不学之过。苏氏之文，本无可议。至人相习而不以为怪，其实不可通者，惟前后不遵公式之六字耳。夫文辞不察义例，而惟以古雅为徇，则“臣抃言”三字，何如“岳曰於”三字更古？“制曰可”三字，何如“帝曰俞”三字更古？舍唐、虞而法秦、汉，未见其能好古也。
汪钝翁撰《睢州汤烈妇旌门颂序》，首录巡按御史奏报，本属常例，无可訾，亦无足矜也。但汪氏不知文用古法，而公式必遵时制，秦、汉奏报之式，不可以改今文也。篇首著监察御史臣粹然言，此又读《表忠观碑》“臣抃言”三字太熟，而不知苏氏已非法也。近代章奏，篇首叙衔，无不称姓，亦公式也！粹然何姓，汪氏岂可因摩古而删之？且近代章奏，衔名之下，必书谨奏，无称言者。一语仅四字，而两违公式，不知何以为古文辞也！妇人有名者称名，无名者称姓，曰张曰李可也。近代官府文书，民间词状，往往舍姓而空称曰氏，甚至有称为该氏者，诚瞩俚俗不典；然令无明文，胥吏苟有知识，仍称为张为李，官所不禁，则犹是通融之文法也。汪氏于一定不易之公式，则故改为秦、汉古款，已是貌同而心异矣。至于正俗通行之称谓，则又偏舍正而徇俗，何颠倒之甚耶？结句又云“臣谨昧死以闻”，亦非今制。 汪氏平日以古文辞高自矜诩，而庸陋如此，何耶？汪之序文，于臣粹然言句下，直起云“睢州诸生汤某妻赵氏，值明末李自成之乱”云云，是亦未善。
当云“故明睢州诸主汤某妻赵氏，值李自成之乱”，于辞为顺。盖突起似现在之人，下句补出值明末李自成，文气亦近滞也。学文者。当于此等留意辨之。
古文十弊余论古文辞义例，自与知好诸君书，凡数十通；笔为论著，又有《文德》、《文理》、《质性》、《黠陋》、《俗嫌》、《俗忌》诸篇，亦详哉其言之矣。
然多论古人，鲜及近世。兹见近日作者，所有言论与其撰著，颇有不安于心，因取最浅近者，条为十通，思与同志诸君相为讲明，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复述，览者可互见焉。此不足以尽文之隐，然一隅三反，亦庶几其近之矣。 一曰，凡为古文辞者，必先识古人大体，而文辞工拙，又其次焉。不知大体，则胸中是非，不可以凭，其所论次，未必俱当事理。而事理本无病者，彼反见为不然而补救之，则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矣。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，请大兴朱先生作志。叙其母之节孝。则谓乃祖衰年病废卧床，溲便无时，家无次丁，乃母不避秽亵，躬亲薰濯。其事既已美矣。又述乃祖于时蹙然不安，乃母肃然对曰：“妇年五十，今事八十老翁，何嫌何疑？”呜呼！母行可嘉，而子文不肖甚矣。本无芥蒂，何有嫌疑？节母既明大义，定知无是言也。此公无故自生嫌疑，特添注以斡旋其事，方自以谓得体，而不知适如冰雪肌肤，剜成疮痏，不免愈濯愈痕瘢矣。人苟不解文辞，如遇此等，但须据事直书，不可无故妄加雕饰；妄加雕饰，谓之剜肉为疮，此文人之通弊也。
二曰，《春秋》书内不讳小恶。岁寒知松柏之后雕，然则欲表松柏之贞，必明霜雪之厉，理势之必然也。自世多嫌忌，将表松柏，而又恐霜雪怀惭，则触手皆荆棘矣。但大恶讳，小恶不讳，《春秋》之书内事，自有其权衡也。
江南旧家，辑有宗谱。有群从先世为子聘某氏女，后以道远家贫，力不能婚，恐失婚时，伪报子殇，俾女别聘。其女遂不食死，不知其子故在。是于守贞殉烈，两无所处。而女之行事，实不愧于贞烈，不忍泯也。据事直书，于翁诚不能无歉然矣。第《周官》媒氏禁嫁殇，是女本无死法也。《曾子问》，娶女有日，而其父母死，使人致命女氏。注谓恐失人嘉会之时，是古有辞昏之礼也。今制，婿远游，三年无闻，听妇告官别嫁，是律有远绝离昏之条也。
是则某翁诡托子殇，比例原情，尚不足为大恶而必须讳也。而其族人动色相戒，必不容于直书，则匿其辞曰：“书报幼子之殇，而女家误闻以为婿也。”夫千万里外，无故报幼子殇，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，明者知其无是理也。则文章病矣。人非圣人，安能无失？古人叙一人之行事，尚不嫌于得失互见也；今叙一人之事，而欲顾其上下左右前后之人，皆无小疵，难矣。是之谓八面求圆，又文人之通弊也。
三曰，文欲如其事，未闻事欲如其人者也。尝见名士为人撰志，其人盖有朋友气谊，志文乃仿韩昌黎之志柳州也，一步一趋，惟恐其或失也。中间感叹世情反复，已觉无病费呻吟矣。末叙丧费出于贵人，及内亲竭劳其事。
询之其家，则贵人赠赙稍厚，非能任丧费也。而内亲则仅一临穴而已，亦并未任其事也。且其子俱长成，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，必待人为经理者也。诘其何为失实至此，则曰：仿韩志柳墓终篇有云：“归葬费出观察使裴君行立，又舅弟卢遵，既葬子厚，又将经纪其家。”附纪二人，文情深厚，今志欲似之耳。余尝举以语人，人多笑之。不知临文摹古，迁就重轻，又往往似之矣。
是之谓削趾适屦，又文人之通弊也。
四曰，仁智为圣，夫子不敢自居。瑚琏名器，子贡安能自定。称人之善，尚恐不得其实；自作品题，岂宜夸耀成风耶？尝见名士为人作传，自云吾乡学者，鲜知根本，惟余与某甲，为功于经术耳。所谓某甲，固有时名，亦未见必长经术也。作者乃欲援附为名，高自标榜，恧矣！又有江湖游士，以诗著名，实亦未足副也。然有名实远出其人下者，为人作诗集序，述人请序之言曰：“君与某甲齐名，某甲既已弃言，君乌得无题品？”夫齐名本无其说，则请者必无是言，而自诩齐名，借人炫己，颜颊不复知忸怩矣！且经援服、郑，诗攀李、杜，犹曰高山景仰；若某甲之经，某甲之诗，本非可恃，而犹藉为名，是之谓私署头衔，又文人之通弊也。
五曰，物以少为贵，人亦宜然也。天下皆圣贤，孔、孟亦弗尊尚矣。清言自可破俗，然在典午，则滔滔皆是也。前人讥《晋书》列传同于小说，正以采掇清言，多而少择也。立朝风节，强项敢言，前史侈为美谈。明中叶后，门户朋党，声气相激，谁非敢言之士？观人于此，君子必有辨矣。不得因其强项申威，便标风烈，理固然也。我宪皇帝澄清吏治，裁革陋规，整饬官方，惩治贪墨，实为千载一时。彼时居官，大法小廉，殆成风俗，贪冒之徒，莫不望风革面，时势然也。
今观传志碑状之文，叙雍正年府州县官，盛称杜绝馈遗，搜除积弊，清苦自守，革除例外供支，其文洵不愧于循吏传矣。不知彼时逼于功令，不得不然，千万人之所同，不足以为盛节。岂可见阉寺而颂其不好色哉？山居而贵薪木，涉水而宝鱼虾，人知无是理也；而称人者乃独不然，是之谓不达时势，又文人之通弊也。 六曰，史既成家，文存互见，有如《管晏列传》，而勋详于《齐世家》，张耳分题，而事总于《陈余传》；非惟命意有殊，抑亦详略之体所宜然也。
若夫文集之中，单行传记，凡遇牵联所及，更无互著之篇，势必加详，亦其理也。但必权其事理，足以副乎其人，乃不病其繁重尔。如唐平淮西，《韩碑》归功裴室，可谓当矣。后中谗毁，改命于段文昌，千古为之叹惜。但文昌徇于李愬，愬功本不可没，其失犹未甚也。假令当日无名偏裨，不关得失之人，身后表阡，侈陈淮西功绩，则无是理矣。朱先生尝为故编修蒋君撰志，中叙国家前后平定准回要略，则以蒋君总修方略，独立勤劳，书成身死，而不得叙功故也。然志文雅健，学者慕之。后见某中书舍人死，有为作家传者，全袭《蒋志》原文，盖其人尝任分纂数月，于例得列衔名者耳，其实于书未寓目也。是与无名偏裨居淮西功，又何以异？而文人喜于摭事，几等军吏攘功，何可训也？是之谓同里铭旌。昔有夸夫，终身未膺一命，好袭头衔，将死，遍召所知，筹计铭旌题字。或徇其意，假藉例封待赠修职登仕诸阶，彼皆掉头不悦。最后有善谐者，取其乡之贵显，大书勋阶师保殿阁部院某国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，人传为笑。故凡无端而影附者，谓之同里铭旌，不谓文人亦效之也。是又文人之通弊也。
七曰，陈平佐汉，志见社肉，李斯亡秦，兆端厕鼠。推微知著，固相士之玄机；搜间传神，亦文家之妙用也。但必得其神志所在，则如图画名家，颊上妙于增毫；苟徒慕前人文辞之佳，强寻猥琐，以求其似，则如见桃花而有悟，遂取桃花作饭，其中岂复有神妙哉？又近来学者，喜求征实，每见残碑断石，余文剩字，不关于正义者，往往藉以考古制度，补史缺遗，斯固善矣；因是行文，贪多务得，明知赘余非要，却为有益后世，推求不惮辞费。
是不特文无体要，抑思居今世而欲备后世考征，正如董泽矢材，可胜暨乎？
夫传人者文如其人，述事者文如其事，足矣。其或有关考征，要必本质所具；即或闲情逸出，正为阿堵传神。不此之务，但知市菜求增，是之谓画蛇添足，又文人之通弊也。
八曰，文人固能文矣，文人所书之人，不必尽能文也。叙事之文，作者之言也，为文为质，惟其所欲，斯如其事而已矣。记言之文，则非作者之言也。为文为质，期于适如其人之言，非作者所能自主也。贞烈妇女，明诗习礼，固有之矣。其有未尝学问，或出乡曲委巷，甚至佣妪鬻婢，贞节孝义，皆出天性之优；是其质虽不愧古人，文则难期于儒雅也。每见此等传记，述其言辞，原本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出入《毛诗》、《内则》，刘向之《传》，曹昭之《诫》，不啻自其口出，可谓文矣。抑思善相夫者，何必尽识鹿车鸿案；善教子者，岂皆熟记画获丸熊；自文人胸有成竹，遂致闺修，皆如板印。
与其文而失实，何如质以传真也？由是推之，名将起于卒伍，义侠或奋闾阎；言辞不必经生，记述贵于宛肖。而世有作者，于斯多不致思，是之谓优伶演剧。
盖优伶歌曲，虽耕氓役隶，矢口皆叶宫商，是以谓之戏也。而记传之笔，从而效之，又文人之通弊也。 九曰，古人文成法立，未尝有定格也。传人适如其人，述事适如其事，无定之中，有一定焉。知其意者，旦暮遇之；不知其意，袭其形貌，神弗肖也。往余撰和州故给事《成性志传》，性以建言著称，故采录其奏议。然性少遭乱离，全家被害，追悼先世，每见文辞。而《猛省》之篇尤沉痛，可以教孝，故于终篇全录其文。其乡有知名士赏余文曰：“前载如许奏章，若无《猛省》之篇，譬如行船，鹢首重而舵楼轻矣。今此婪尾，可谓善谋篇也。”余戏诘云：设成君本无此篇，此船终不行耶？盖塾师讲授《四书》文义，谓之时文，必有法度以合程式；而法度难以空言，则往往取譬以示蒙学。拟于房室，则有所谓间架结构；拟于身体，则有所谓眉目筋节；拟于绘画，则有所谓点睛添毫；拟于形家，则有所谓来龙结穴；随时取譬。然为初学示法，亦自不得不然，无庸责也。惟时文结习，深锢肠腑，进窥一切古书古文，皆此时文见解，动操塾师启蒙议论，则如用象棋抨布围棋子，必不合矣。是之谓井底天文，又文人之通弊也。
十曰，时文可以评选，古文经世之业，不可以评选也。前人业评选之，则亦就文论文可耳。但评选之人，多非深知古文之人。夫古人之书，今不尽传，其文见于史传；评选之家多从史传采录。而史传之例，往往删节原文，以就隐括，故于文体所具，不尽全也。评选之家不察其故，误谓原文如是，又从而为之辞焉。
于引端不具，而截中径起者，诩谓发轫之离奇；于刊削余文，而遽入正传者，诧为篇终之崭峭。于是好奇而寡识者，转相叹赏，刻意追摹，殆如左氏所云：“非子之求，而蒲之觅矣。”有明中叶以来，一种不情不理自命为古文者，起不知所自来，收不知所自往，专以此等出人思议，夸为奇特，于是坦荡之涂，生荆棘矣。
夫文章变化，侔于鬼神，斗然而来、戛然而止，何尝无此景象？何尝不为奇特？但如山之岩峭，水之波澜，气积势盛，发于自然；必欲作而致之，无是理矣。文人好奇，易于受惑，是之谓误学邯郸，又文人之通弊也。
浙东学术浙东之学，虽出婺源，然自三袁之流，多宗江西陆氏，而通经服古，绝不空言德性，故不悖于朱子之教，至阳明王子，揭孟子之良知，复与朱子抵牾；蕺山刘氏，本良知而发明慎独，与朱子不合，亦不相诋也。梨洲黄氏，出蕺山刘氏之门，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；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，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。 惟西河毛氏，发明良知之学，颇有所得；而门户之见，不免攻之太过，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也。
世推顾亭林丘为开国儒宗，然自是浙西之学。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，出于浙东，虽与顾氏并峙，而上宗王、刘，下开二万，较之顾氏，源远而流长矣。顾氏宗朱，而黄氏宗陆。盖非讲学专家，各持门户之见者，故互相推服，而不相非诋。学者不可无宗主，而必不可有门户，故浙东、浙西，道并行而不悖也。浙东贵专家，浙西尚博雅，各因其习而习也。 天人性命之学，不可以空言讲也。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，而为经世之书。儒者欲尊德性，而空言义理以为功，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。 夫子曰：“我欲托之空言，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”此《春秋》之所以经世也。圣如孔子，言为天铎，犹且不以空言制胜，况他人乎？故善言天人性命，未有不切于人事者。三代学术，知有史而不知有经，切人事也。后人贵经术，以其即三代之史耳。近儒谈经，似于人事之外，别有所谓义理矣。
浙东之学，言性命者必究于史，此其所以卓也。
朱陆异同，干戈门户，千古桎梏之府，亦千古荆棘之林也。究其所以纷论，则惟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。知史学之本于《春秋》，知《春秋》之将以经世，则知性命无可空言，而讲学者必有事事，不特无门户可持，亦且无以持门户矣。浙东之学，虽源流不异，而所遇不同。故其见于世者，阳明得之为事功，蕺山得之为节义，梨洲得之为隐逸，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。 授受虽出于一，而面目迥殊，以其各有事事故也。彼不事所事，而但空言德性，空言问学，则黄茅白苇、极面目雷同，不得不殊门户，以为自见地耳。
故惟陋儒则争门户也。 或问事功气节，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乎？曰：史学所以经世，固非空言著述也。且如六经，同出于孔子，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《春秋》，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。后之言著述者，舍今而求古，舍人事而言性天，则吾不得而知之矣。学者不知斯义，不足言史学也。整辑排比，谓之史纂，参互搜讨，谓之史考；皆非史学。
妇学《周官》有女祝女史，汉制有内起居注，妇人之于文字，于古盖有所用之矣。妇学之名，见于《天宫》内职，德言容功，所该者广，非如后世只以文艺为学也。然《易》训正位乎内，《礼》职妇功丝枲，《春秋传》称赋事献功，《小雅》篇言酒食是议，则妇人职业，亦约略可知矣。男子弧矢，女子碔砆，自有分别。
至于典礼文辞，男妇皆所服习，盖后妃、夫人、内子、命妇，于宾享丧祭，皆有礼文，非学不可。
妇学之目，德言容功。郑注：“言为辞令。”自非娴于经礼，习于文章，不足为学。乃知诵《诗》习《礼》，古之妇学，略亚丈夫。后世妇女之文，虽稍偏于华采，要其渊源所自，宜知有所受也。
妇学掌于九嫔，教法行乎宫壶；内而臣采，外及侯封，六典未详，自可例测。《葛覃》师氏，著于风诗；侯封妇学。婉娩姆教，垂于《内则》。卿士大夫。
历览《春秋》内外诸传，诸侯夫人，大夫内子，并能称文道故，斐然有章。若乃盈满之祥，邓曼详推于天道；利贞之义，穆姜精解于乾元。鲁穆伯之令妻，典言垂训；齐司徒之内主，有礼加封。士师考终牖下，妻有诔文；国殇魂返沙场，嫠辞郊吊。以致泉水毖流，委宛赋怀归之什；燕飞上下，凄凉送归媵之诗。凡斯经礼典法，文采风流，与名卿大夫有何殊别？然皆因事牵联，偶见载籍，非特著也。若出后代，史必专篇，类征列女，则如曹昭、蔡琰故事，其为裔皇彪炳，当十倍于刘、范之书矣。是知妇学亦自后世失传，三代之隆，并与男子仪文，率由故事，初不为矜异也。不学之人，以溱、洧诸诗，为淫者自述。因谓古之孺妇，矢口成章，胜于后之文人。不知万无此理，详辨其说于后，此处未暇论也。但妇学则古实有之，惟行子卿士大夫，而非齐民妇女皆知学耳。
春秋以降，官师分职，学不守于职司，文字流为著述。古无私门著述，说详《校雠通义》。丈夫之秀异者，咸以性情所近，撰述名家。此指战国先秦诸子家言，以及西京以还经史专门之业。至于降为辞章，亦以才美所优，标著文采。此指西汉元、成而后及东京而下诸人诗文集。而妇女之奇慧殊能，钟于闲气，亦遂得以文辞偏著，而为今古之所称，则亦时势使然而已。然汉廷儒术之盛，班固以谓利禄之途使然。盖功令所崇，贤才争奋，士之学业，等于农夫治田，固其理也。
妇人文字，非其职业，间有擅者，出于天性之优，非有争于风气，骛于声名者也。好名之习，起于中晚主人。古人虽有好名之病，不区区于文艺间也。丈夫而好文名，已为识者所鄙；妇女而骛声名，则非阴类矣。
唐山《房中》之歌，班姬《长信》之赋，《风》、《雅》正变，《雅》指《房中》，《风》指《长信》。起于宫闱，事关国故，史策载之。其余篇什寥寥，传者盖寡，《艺文》所录，约略可以观矣。若夫乐府流传，声诗则效，《木兰》征戍，《孔雀》乖离，以及《陌上》采桑之篇，山下蘼芜之什，四时《白纻》，《子夜》芳香，其声啴以缓，其节柔以靡；则自两汉古辞，皆无名氏。讫于六朝杂拟，并是骚客拟辞，思人寄兴；情虽托于儿女，义实本于风人。故其辞多骀宕，不以男女酬答为嫌也。如《陌上桑》、《羽林郎》之类，虽以贞沽自许，然幽闲女子，岂喋喋与狂且争口舌哉。出于拟作，佳矣。至于闺房篇什，间有所传，其人无论贞淫，而措语俱有边幅。文君，淫奔人也，而《白头》止讽相如；蔡琰，失节妇也，而钞书恳辞十吏。其他安常处顺，及以贞节著者，凡有篇章，莫不静如止水，穆若清风；虽文藻出于天娴，而范思不逾阃外。此则妇学虽异于古，亦不悖于教化者也。
《国风》男女之辞，皆出诗人所拟；以汉、魏、六朝篇什证之，更无可疑。古今一理，不应古人儿女，矢口成章。后世学士，力追而终不逮也。譬之男优，饰静女以登场，终不似闺房之雅索也。昧者不知斯理，妄谓古人虽儿女子，亦能矢口成章，因谓妇女宜于凤雅；是犹见优伶登场演古人事，妄疑古人动止，必先歌曲也。优伶演古人故事，其歌曲之文，正如史传中夹论赞体。盖有意中之言，决非出于口者，亦有旁观之见，断不出本人者，曲文皆所不避。故君子有时涉于自赞，宵小有时或至自嘲，俾观者如读史传，而兼得咏叹之意。体应如是，不为嫌也。如使真出君子小人之口，无是理矣。 《国风》男女之辞，与古人拟男女辞，正当作如是观。如谓真出男女之口，毋论淫者万无如此自暴，即贞者亦万无如此自亵也。
昔者班氏《汉书》，未成而卒，诏其女弟曹昭，躬就东观，踵而成之。 于是公卿大臣，执贽请业，大儒马融，从受《汉书》句读。可谓扩千古之所无矣。然专门绝学，家有渊源，书不尽言，非其人即无所受尔。又苻秦初建学校，广置博士经师，《五经》粗备，而《周官》失传。博士上奏，太常韦逞之母宋氏，家传《周官》音义；诏即其家讲堂，置生员百二十人，隔绛帏而受业，赐宋氏爵号为宣文君，此亦扩千古之所无矣。然彼时文献，盛于江左；苻氏割据山东，遗经绝业，幸存世学家女，非名公卿所能强与闻也。此二母者，并是以妇人身行丈夫事。盖传经述史，天人道法所关，恐共湮没失传，世主不得不破格而崇礼；非谓才华炫耀，惊流俗也。即如靖边之有谯洗夫人，佐命之有平阳柴主，亦千古所罕矣；一则特开幕府，辟署官属，一则羽葆鼓吹，虎贲班剑。以为隋、唐之主措置非宜，固属不可；必欲天下妇人以是为法，非惟不可，亦无是理也。
晋人崇尚玄风，任情作达，丈夫则糟粕六艺，妇女亦雅尚清言。步障解围之谈，新妇参军之戏，虽大节未失，而名教荡然。论者以十六国分裂，生灵涂炭，转咎清谈之灭礼教，诚探本之论也。 王、谢大家，虽愆礼法，然其清言名理，会心甚遥；既习儒风，亦畅玄旨；方于士学，如中行之失，流为狂简者耳。近于异端，非近于娼优也。非仅能调五言七字，自诩过于四德三从者也。若其绮旎风光，寒温酬答，描摩纤曲，刻画形似，脂粉增其润色，标榜饰其虚声；晋人虽曰虚诞，如其见此，挈妻子而逃矣。
王、谢大家，虽愆礼法，然实读书知学，故意思深远。非如才子佳人，一味浅俗好名者比也。
唐、宋以还，妇才之可见者，不过春闺秋怨，花草荣调，短什小篇，传其高秀。间有别出著作，如宋尚宫之《女论语》，侯郑氏之《女孝经》虽才识不免迂陋，欲作女训，不知学曹大家《女诚》之礼，而妄拟圣经，等于《七林》设问，子虚乌有。而趋向尚近雅正。艺林称述，恕其志足嘉尔。此皆古人妇学失传，故有志者，所成不过如此。李易安之金石编摩，管道升之书画精妙，后世亦鲜有其俪矣。然琳琅款识，惟资对勘于湖州；笔墨精能，亦藉观摩于承旨。未闻宰相子妇，得偕三舍论文；李易安与赵明诚集《金石录》，明诚方在太学，故云尔。翰林夫人，可共九卿挥麈。盖文章虽曰公器，而男子实千古大防，凛然名义纲常，何可诬耶？
盖自唐、宋以讫前明，国制不废女乐。公卿入直，则有翠袖薰炉；官司供张，每见红裙侑酒。梧桐金井，驿亭有秋感之缘；兰麝天香，曲江有春明之誓。见于纪载，盖亦详矣。又前朝虐政，凡缙绅籍没，波及妻孥，以致诗礼大家，多沦北里。其有妙兼色艺，慧擅声诗，都士大夫，从而酬唱。大抵情绵春草，思远秋枫；投赠类于交游，殷勤通于燕婉；诗情阔达，不复嫌疑，闺阁之篇，鼓钟阃外，其道固当然耳。且如声诗盛于三唐，而女子传篇亦寡。
今就一代计之，篇什最富，莫如李冶、薛涛、鱼玄机三人，其他莫能并焉。
是知女冠坊妓，多文因酬接之繁，礼法名门，篇简自非仪之诫，此亦其明征矣。
夫倾城名妓，屡接名流，酬答诗章，其命意也，兼具夫妻朋友，可谓善藉辞矣。而古人思君怀友，多托男女殷情。若诗人风刺邪淫，文代姣狂自述。
区分三种，蹊径略同，品骘韵言，不可不知所辨也。夫忠臣谊友，隐跃存恳挚之诚；讽恶嫉邪，言外见忧伤之意。自序说放废，而诗之得失悬殊，本旨不明，而辞之工拙迥异。《离骚》求女为真情，则语无伦次；《国风》溱、洧为自述，亦径直无味。作为拟托，文情自深。故无名男女之诗，殆如太极阴阳之理，存诸天壤，而智者见智，仁者自见仁也。名妓工诗，亦通古义，转以男女慕悦之实，托于诗人温厚之辞；故其遗言，雅而有则，真而不秽，流传千载，得耀简编，不能以人废也。第立言有体，妇异于男。比如《薤露》虽工，惟施于挽郎为称；棹歌纵妙，亦用于舟妇为宜。彼之赠李和张，所处应尔。良家闺阁，内言且不可闻，门外唱酬，此言何为而至耶？自官妓革，而闺阁不当有门外唱酬，丈夫拟为男女之辞，不可藉以为例，古之列女皆然。
夫教坊曲里，虽非先王法制，实前代故事相沿；自非濂、洛诸公，何妨小德出入。故有功名匡济之佐，忠义气节之流，文章道德之儒，高尚隐逸之士，往往闲情有寄，著于简编，禁网所施，亦不甚为盛德累也。第文章可以学古，而制度则必从时。我朝礼教精严，嫌疑慎别，三代以还，未有如是之肃者也。自宫禁革除女乐，官司不设教坊，则天下男女之际，无有可以假藉者矣。其有流娼顿妓，渔色售奸，并干三尺严条，决杖不能援赎。职官生监，并是行止有亏，永不叙用。 虽吞舟有漏，未必尽挂爱书；而君子怀刑，岂可自拘司败？每见名流，板镌诗稿，未窥全集，先阅标题。或纪红粉丽情，或著青楼唱和，自命风流倜傥，以谓古人同然；不知生今之世，为今之人，苟于禁令未娴，更何论乎文墨？周公制礼，同姓不婚。假令生周之后，以谓上古男女无别，而渎乱人伦，行同禽兽，以谓古人有然，可乎？名士诗集，先自具枷杖供招，虽谓未识字可矣。
夫材须学也，学贵识也。才而不学，是为小慧。小慧无识，是为不才。
不才小慧之人，无所不至，以纤佻轻薄为风雅，雅者，正也，与恶俗相反。
习染风气谓之俗，纤佻鄙俚皆俗也。鄙俚之俗，犹无伤于世道人心，纤佻之俗，则风雅之罪人也。以造饰标榜为声名，好名之人，未有不俗者也。炫耀后生，猖披士女，人心风俗，流弊不可胜言矣。夫佻达出于子衿，古人所有；矜标流于巾帼，前代所无。盖实不足而争骛于名，已非夫而藉人为重，男子有志，皆耻为之。乃至谊绝丝萝，礼殊授受，辄以缘情绮靡之作，托于斯文气类之通；因而听甲乙于胪传，求品题于月旦。此则钗楼勾曲，前代往往有之；静女闺姝，自有天地以来，未闻有是礼也。
古之妇学，如女史、女祝、女巫，各以职业为学，略如男子之专艺而守官矣。至于通方之学，要于德、言、容、功，德隐难名，必如任、姒之圣，方称德之全体。功粗易举。蚕织之类，通乎士庶。至其学之近于文者，言容二事为最重也。盖自家庭内则，以至天子、诸侯、卿、大夫、士，莫不习于礼容；至于朝聘丧祭，后妃、夫人、内子、命妇，皆有职事。平日讲求不预，临事何以成文？汉之经师，多以章句言礼，尚赖徐生，善为容者，盖以威仪进止，非徒诵说所能尽也。 是妇容之必习于礼，后世大儒，且有不得闻也。 但观传载敬姜之言，森然礼法，岂后世经师大儒所能及？至于妇言主于辞命，古者内言不出于阃，所谓辞命，亦必礼文之所须也。孔子云：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”善辞命者，未有不深于诗。但观春秋妇人辞命，婉而多风。乃知古之妇学，必由礼而通诗，非礼不知容，非诗不知言。六艺或其兼擅者耳。
穆姜论《易》之类。后世妇学失传，其秀颖而知文者，方自谓女兼士业，德色见于面矣，不知妇人本自有学，学必以礼为本；舍其本业而妄托于诗，而诗又非古人之所谓习辞命而善妇言也。是则即以学言，亦如农夫之舍其田，而士失出疆之贽矣，何足征妇学乎？嗟乎！古之妇学，必由礼以通诗，今之妇学，转因诗而败礼。礼防决，而人心风俗不可复言矣。夫固由无行之文人，倡邪说以陷之。彼真知妇学者，其视无行文人，若粪土然，无行文人学本浅陋，真知学者不难窥破。何至为所惑哉？古之贤女，贵有才也。前人有云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者，非恶才也，正谓小有才而不知学，乃为矜饰骛名，转不如村姬田妪，不致贻笑于大方也。
饰时髦之中驷，为闺阁之绝尘，彼假藉以品题，或誉过其实，或改饰其文。不过怜其色也。无行文人，其心不可问也。呜呼！己方以为才而炫之，人且以为色而怜之。不知其故而趋之，愚矣。微知其故，而亦且趋之，愚之愚矣！女子佳称，谓之静女，静则近于学矣。今之号才女者，何其动耶？何扰扰之甚耶？噫！
妇学篇书后妇学之篇，所以救颓风，维世教，饬伦纪，别人禽，盖有所不得已而为之，非好辨也。说者谓解《诗》与朱子异指，违于功令。不知诸经参取古义，未始非功令也。盖以情理言之，蚩氓妇竖，矢口成章，远出后世文人之上，古今不应若是悬殊。且两汉之去春秋，近于今日之去两汉。汉人诗文存于今者，无不高古浑朴，人遂疑汉世人才，远胜后代。然观金石诸编，汉人之辞，不著竹素；而以金石传后代者，其中实多芜蔓冗阘，与近人不能文者，未始悬殊。可知汉人不尽能文，传者特其尤善者耳。三代传文，当亦如是。必谓彼时妇竖矢音，皆足以垂经训，岂理也哉？朱子之解，初不过自存一说，宜若无大害也。而近日不学之徒，援据以诱无知士女，逾闲荡检，无复人禽之分；则解诗之误，何异误解《金滕》而启居摄，误解《周礼》而启青苗，朱子岂知流祸至于斯极？即当日与朱子辨难者，亦不知流祸之至斯极也。从来诗贵风雅。即唐、宋诗话，论诗虽至浅近，不过较论工拙，比拟字句，为古人所不屑道耳，彼不学之徒，无端标为风趣之目，尽抹邪正贞淫、是非得失，而使人但求风趣。甚至言采兰赠芍之诗，有何关系而夫子录之，以证风趣之说。无知士女，顿忘廉检，从风波靡。是以《六经》为导欲宣淫之具，则非圣无法矣。
或曰：《诗序》诚不可尽废矣。顾谓古之氓庶，不应能诗，则如役者之谣，舆人之祝，皆出氓庶，其辞至今诵之，岂传记之诬欤？答曰：此当日谚语，非复雅言。正如先儒所谓殷盘周诰，因于土俗，历时久远，转为古奥，故其辞多奇崛；非如风诗和平庄雅，出于文学士者，亦如典谟之文，虽历久而无难于诵识也。
以风诗之和雅，与民俗之谣谚绝然不同，益知国风男女之辞，皆出诗人讽刺，而非蚩氓男女所能作也。是则风趣之说，不待攻而破，不待教而诛者也。
至于古人妇学，虽异丈夫，然于礼陶乐淑，则上自王公后妃，下及民间俊秀，男女无不相服习也。盖四德之中，非礼不能为容，非诗不能为言；诗教放通于乐，故《关雎》化起房中，而天下夫妇无不治也。三代以后，小学废，而儒多师说之歧；妇学废，而士少齐家之效；师说歧，而异端得乱其教，自古以为病矣。
若夫妇学之废，人谓家政不甚修耳。岂知千载而后，乃有不学之徒，创为风趣之说，遂使闺阁不安义分，慕贱士之趋名。其祸烈于洪水猛兽，名义君子，能无世道忧哉？昔欧阳氏病佛教之蔓延，则欲修先王之政，自固元气，《本论》所为作也。今不学之徒，以邪说蛊惑闺阁，亦惟妇学不修，故闺阁易为惑也。妇人虽有非仪之诫，至于执礼通诗，则如日用饮食，不可斯须去也。
或以妇职丝枲中馈，文辞非所当先，则又过矣。夫聪明秀慧，天之赋畀，初不择于男女，如草木之有英华，山川之有珠玉，虽圣人未尝不宝贵也，岂可遏抑？
正当善成之耳。故女子生而质朴，但使粗明内教，不陷过失而已，如其秀慧通书，必也因其所通，申明诗礼渊源，进以古人大体，班姬、韦母，何必去人远哉？
夫以班姬、韦母为师，其视不学之徒，直妄人尔。
诗话诗话之源，本于钟嵘《诗品》。然考之经传，如云：“为此诗者，其知道乎？”又云：“未之思也，何远之有？”此论诗而及事也。又如“吉甫作诵，穆如清风，其诗孔硕，其风肆好”，此论诗而及辞也。事有是非，辞有工拙，触类旁通，启发实多。江河始于滥觞，后世诗话家言，虽曰本于钟嵘，要其流别滋繁，不可一端尽矣。
《诗品》之于论诗，视《文心雕龙》之于论文，皆专门名家，勒为成书之初祖也。《文心》体大而虑周，《诗品》思深而意远；盖《文心》笼罩群言，而《诗品》深从六艺溯流别也。如云某人之诗，其源出于某家之类，最为有本之学。其法出于刘向父子。论诗论文，而知溯流别，则可以探源经籍，而进窥天地之纯，古人之大体矣。此意非后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。钟氏所推流别，亦有不甚可晓处。盖古书多亡，难以取证。但已能窥见大意，实非论诗家所及。 唐人诗话，初本论诗，自孟棨《本事诗》出，亦本《诗小序》。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；而好事者踵而广之，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。间或诠释名物，则诗话而通于经部之小学矣；《尔雅》训诂类也。或泛述闻见，则诗话而通于子部之杂家矣。此二条，宋人以后较多。虽书旨不一其端，而大略不出论辞论事，推作者之志，期于诗教有益而已矣。
《诗品》、《文心》，专门著述，自非学富才优，为之不易，故降而为诗话。沿流忘源，为诗话者，不复知著作之初意矣。犹之训诂与子史专家，子指上章杂家，史指上章传记。为之不易，故降而为说部。沿流忘源，为说部者，不复知专家之初意也。诗话说部之末流，纠纷而不可犁别，学术不明，而人心风俗或因之而受其敝矣。 宋儒讲学，躬行实践，不易为也。风气所趋，撰语录以主奴朱、陆，则尽人可能也。论文考艺，渊源流别，不易知也。好名之习，作诗话以党伐同异，则尽人可能也。以不能名家之学，如能名家，即自成著述矣。入趋风好名之习，挟人尽可能之笔，著惟意所欲之言，可忧也，可危也！
说部流弊，至于诬善党奸，诡名托姓。前人所论，如《龙城录》、《碧云騢》之类，盖亦不可胜数，史家所以有别择稗野之道也。事有纪载可以互证，而文则惟意之所予夺，诗话之不可凭，或甚于说部也。
前人诗话之弊，不过失是非好恶之公；今人诗话之弊，乃至为世道人心之害。失在是非好恶，不过文人相轻之气习，公论久而自定，其患未足忧也。 害在世道人心，则将醉天下之聪明才智，而网人于禽兽之域也。其机甚深，其术甚狡，而其祸患将有不可胜言者；名义君子，不可不峻其防而严其辨也。 小说出于稗官，委巷传闻琐屑，虽古人亦所不废。然俚野多不足凭，大约事杂鬼神，报兼恩怨；《洞冥》、《拾遗》之篇，《搜神》、《灵异》之部，六代以降，家自为书。唐人乃有单篇，别为传奇一类。专书一事始末，不复比类为书。大抵情钟男女，不外离合悲欢。红拂辞杨，绣襦报郑：韩、李缘通落叶，崔、张情导琴心；以及明珠生还，小玉死报；凡如此类，或附会疑似，或竟托子虚，虽情态万殊，而大致略似。其始不过淫思古意，辞客寄怀，犹诗家之乐府古艳诸篇也。宋、元以降，则广为演义，谱为词曲，遂使替史弦诵，优伶登场，无分雅俗男女，莫不声色耳目。盖自稗官见于《汉志》，历三变而尽失古人之源流矣。
小说、歌曲、传奇、演义之流，其叙男女也，男必纤佻轻薄，而美其名曰才子风流；女必冶荡多情，而美其名曰佳人绝世。世之男子有小慧而无学识，女子解文墨而暗礼教者，皆以传奇之才子佳人，为古之人，古之人也。
今之为诗话者，又即有小慧而无学识者也。有小慧而无学识矣，济以心术之倾邪，斯为小人而无忌惮矣，何所不至哉？
诗话附录诗话论诗，非论貌也。就使论貌，所以称丈夫者，或魁梧奇伟，或丰硕美髯，或丰骨棱峻，或英姿飒爽，何所不可！今则概未有闻，惟于少年弱冠之辈，不曰美如好女，必曰顾影堪怜；不曰玉映冰肤，必曰兰薰蕙质，此亦约略之辞，非一定字样也。不知其意将何为也。甚至盛称邪说，以为礼制，但旌节妇，不褒贞男，以见美男之不妨作嬖；斯乃人首畜鸣，而毅然笔为诗话，人可戮而书可焚矣！男子为娼，古有禁律，其人不学，无由知也。
古今妇女之诗，比于男子诗篇，不过千百中之十一；诗话偶有所举，比于论男子诗，亦不过千百中之十一。盖论诗多寡，必因诗篇之多寡以为区分，理势之必然者也。今乃累轴连编，所称闺阁之诗，几与男子相埒，甚至比连母女姑妇，缀合娣姒姊妹，殆于家称王、谢，户尽崔、卢。岂壶内文风，自古以来，于今为烈耶？君子可欺以其方，其然，岂其然乎？且其叙述闺流，强半皆称容貌，非夸国色，即诩天人，非赞联珠，即标合璧，遂使观其书者，忘为评诗之话，更成品艳之编，自有诗话以来所未见也。
妇女内言不出阃外，诗话为之私立名字，标榜声气，为虚为实，吾不得而知也。诗话何由知人阖阁如是之详？即此便见倾邪，更无论伪饰矣。丈夫姓字，弧矢四方，诗话所名，岂能终秘？其中名德巨公，志其余事；奇才宿望，著其精能；或有身地寒微，表其幽隽；一节可取，藉端留芳；此诚诗话应有事也。今乃玉石不分，苗莠无别，往往诗话识其名姓，邂逅偶遇斯人，实乃风尘游乞，庸奴贱品，助语不辨虚实，引喻全乖向方，臃肿无知，赘瘤可厌，亦不乏其徒焉。此而可邀题品，则真才宿学，宁不以同类为羞乎？乃知闺阁称诗，何从按实？观其镂雕纤曲，酝酿尖新，虽面目万殊，而情态不异，其为窜易饰伪，情状显然。岂无静女名姝，清思佳什？牵于茅黄苇白，转觉恶紫夺朱矣。 自炫自媒，士女之丑；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凡人之足以千古者，必有得于古人之所谓诚然，而终身忧乐其中，不顾举世之所为是与非也。倾邪之人，欲有所取于世，则先以标榜声气，骚激人心；又恐人之不为动也，则诱人以好名，甚且倡为邪说，至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，以好名也。夫好名之人，矫情饰伪，竞趋时誉，虽禽兽所不为耳。亦犹椎埋◆箧，亦禽兽所不为。今倡说曰：人之所以异于禽兽，以能椎埋◆箧也，可乎？至于附会经传，肆侮圣言，尤丧心而病狂矣！ 《论语》：“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？”“疾没世而名不称。”皆妄引为好名之证。
人之所以应传名者，义类多矣。而彼之诱人，惟务文学之名，不亦小乎？
即文学之所以应得名者，途辙广矣。而彼之所以诱人，又不过纤佻轻隽之辞章，才子佳人之小说，男必张生、李十，女必宏度、幼微；将率天下之士女，翩翩然化为蛱蝶杨花，而后大快于心焉。则斯人之所谓名，乃名教之罪人也。
斯人之所谓名，亦有识者所深耻也。
学者亦知雅俗之别乎？雅者，正也，亦曰常也。安其正而守其常，实至而名自归之，斯天下之大雅也。好名者流，忘己徇人，世俗誉之，则沾沾以喜；世俗非之，则戚戚以忧。以世俗之予夺为趋避，是己之所处，方以俗为依归也。且人以好名为雅，好利为俗，尤非也。名者，有所利而好之；所好不同，而其心无异。
故好名之人，其俗甚于好利也。诱人好名者，其罪浮于教人◆箧也。一有名心，即沾俗气。与众争趋，俗安可医？
倾邪之人，必有所恃。挟纤仄便娟之笔，为称功颂德之辞。以揣摩抵掌之谈，运宛转逢迎之术。权贵显要，无不逢也：声望巨公，无不媚也。笔舌不足，导以景物娱游；追随未足，媚以烹庖口味。自记为某贵人品尝属下进馔。又某贵人屡索其姬妾手调饮馔，有谢赏姬人启事。至乃陪公子于青楼，贵人公子，时同句曲。颂娇姿于金屋，贵人受宠，无不详于笔记。尤称绝技，备极精能。贵人公退之余，亦思娱乐。优伶是其习见，狗马亦所常调，数见不鲜，神思倦矣。忽见通文墨之优伶，解声歌之犬马，屈曲如意，宛约解人，能不爱怜，几于得宝。加之便佞间如谐隐，饰情或托山林，自托山林隐遁之流，足迹不离戟辕铃阁。使人误认清流，因而揖之上坐，赐以颜色，假以羽毛。遂能登高而呼，有挟以令，舟车所向，到处逢迎，荧惑听闻，干谒州县。
或关说阴讼，恣其不肖之图；乘机渔色。或聚集少年，肆为冶荡之说。斯乃人伦之蝥贼，名教所必诛。昧者不知，夸其传食列城，风声炫耀，是犹羡仪、衍之大丈夫，而不知其为妾妇所羞也。
声诗三百，圣教所存，千古名儒，不闻异议。今乃丧心无忌，敢侮圣言，邪说倡狂，骇人耳目。六义甚广，而彼谓《雅》、《颂》劣于《国风》；《风》诗甚多，而彼谓言情妙于男女。凡圣贤典训，无不横征曲引，以为导欲宣淫之具，其罪可胜诛乎！自负诗才；天下第一，庸妄无知甚矣。昔李白论诗，贵于清真，此乃今古论诗文之准则，故至今悬功令焉。清真者，学问有得于中，而以诗文抒写其所见，无意工辞，而尽力于辞者莫及也。毋论诗文，皆须学问，空言性情，毕竟小家。彼方视学问为仇雠，而益以胸怀之鄙俗，是质已丧，而文无可附矣。斤斤争胜于言语之工，是鹦鹉猩猩之效人语也，不必展卷，而已知其诗无可录矣。
人各有能有不能，无能强也。鄙俗之怀，倾邪之心，诗则无其质矣。然舍质论文，则其轻隽便给之才，如效鹦鹉猩猩之语，未尝不足娱人耳目；虽非艺林所贵，亦堪附下驷以传名矣。彼不自揣，妄谈学问文章，古文辞颇有才气，而文理全然不通。而其言不类，殆于娼家读《列女传》也。学问之途甚广，记诵名数，特其一端。彼空疏不学，而厌汉儒以为糟粕，岂知其言之为粪土耶？经学历有渊源，自非殊慧而益以深功，不能成一家学也。而彼则谓不能诗者遁为经学，是伏、郑大儒，乃是有所遁而为之，鄙且悖矣！考据者，学问之所有事耳。学问不一家，考据亦不一家也，鄙陋之夫，不知学问之有流别，见人学问眩于目而莫能指识，则概名之曰考据家。夫考据岂有家哉？学问之有考据，犹诗文之有事实耳。今见有如韩、柳之文，李、杜之诗，不能定为何家诗文，惟见中有事实，即概名为事实家，可乎？学问成家，则发挥而为文辞，证实而为考据。比如人身，学问其神智也，文辞其肌肤也，考据其骸骨也，三者备而后谓之著述。著述可随学问而各自名家，别无所谓考据家与著述家也。鄙俗之夫，不知著述随学问以名家，辄以私意妄分为考据家、著述家，而又以私心妄议为著述家终胜于考据家。彼之所谓考据，不过类书策括。所谓著述，不过如伊所自撰无根柢之诗文耳。其实皆算不得成家。是直见人具体，不知其有神智，而妄别人有骸骨家与肌肤家，又谓肌肤家之终胜骸骨家也，此为何许语耶？诗话论诗，全失宗旨。然暗于大而犹明于细，比于杂艺，小道可观，君子犹节取焉。至其妄不自忖，僭论学问文章，直如蜀晴岭雪，奔吠苍黄，每论学问处，辄厌恶如吠所怪。揣籥闻钟，臆言天日。比类则置甲而误联乙丙，摘非则忘衰而核议功缌。剿袭唾余，稍近理者，皆出剿袭，浅显易知。强效不类。学人口气，每失其意。妄虽可恶，愚实堪怜。俚女村姬，臆度昭阳长信；畦氓野老，纷争金马玉堂。大似载鬼一车，使人喷饭满案。岂天夺其魄乎？何为自状其丑，津律有余味耶？
卷六外篇一
或曰：方志之由来久矣，未有析而为三书者。今忽析而为三，何也？曰：明史学也。贾子尝言古人治天下，至纤至析。余考之于《周官》，而知古人之于史事，未尝不至纤析也。外史掌四方之志，注谓：“若晋《乘》、鲁《春秋》、楚《梼杌》之类”，是一国之全史也。而行人又献五书，太师又陈风诗。详见《志科议》，此但取与三书针对者。是王朝之取于侯国，其文献之征，固不一而足也。苟可阙其一，则古人不当设是官；苟可合而为一，则古人当先有台一之书矣。
或曰：封建罢为郡县，今之方志，不得拟于古国史也。曰：今之天下，民彝物则，未尝稍异于古也。方志不得拟于国史，以言乎守令之官，皆自吏部迁除，既已不世其家，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纪其元于书耳。其文献之上备朝廷征取者，岂有异乎？人见春秋列国之自擅，以谓诸侯各为制度，略如后世割据之国史，不可推行于方志耳。不知《周官》之法，乃是同文共轨之盛治，侯封之禀王章，不异后世之郡县也。 古无私门之著述，六经皆史也。后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，惟《春秋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三家之流别耳。纪传正史，《春秋》之流别也；掌故典要，官《礼》之流别也；文征诸选，风《诗》之流别也。获麟绝笔以还，后学鲜能全识古人之大体，必积久而后渐推以著也。马《史》、班《书》以来，已演《春秋》之绪矣；刘氏《政典》、杜氏《通典》，始演官《礼》之绪焉；吕氏《文鉴》、苏氏《文类》，始演风《诗》之绪焉。并取括代为书，互相资证，无空言也。
或曰：文中子曰：“圣人述史有三，《书》、《诗》与《春秋》也。”今论三史，则去《书》而加《礼》，文中之说，岂异指欤？曰：《书》与《春秋》本一家之学也，《竹书》虽不可尽信，编年盖古有之矣。《书》篇乃史文之别具，古人简质，未尝合撰纪传耳。左氏以传翼经，则合为一矣。其中辞命，即训、诰之遗也，所征典实，即贡、范之类也。故《周书》讫平王，《秦誓》乃附候国之书。而《春秋》托始于平王，明乎其相继也。左氏合，而马、班因之，遂为史家一定之科律，殆如江、汉分源而合流，不知其然而然也。后人不解，而以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分别记言记事者，不知六艺之流别者也。若夫官《礼》之不可阙，则前言已备矣。
或曰：《乐》亡而《书》合于《春秋》，六艺仅存其四矣。既曰六经皆史矣，后史何无演《易》之流别欤？曰：古治详天道而简于人事，后世详人事而简于天道，时势使然，圣人有所不能强也。上古云鸟纪官，命以天时，唐、虞始命以人事；《尧典》详命羲、和，《周官》保章，仅隶春官之中秩，此可推其详略之概矣。《易》之为书也，开物成务，圣人神道设教，作为神物，以前民用。羲、农、黄帝不相袭，夏、商、周代不相沿，盖与治历明时，同为一朝之创制，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。后世惟以颁历授时为政典，而占时卜日为司天之官守焉；所谓天道远而人事迩，时势之不得不然。是以后代史家，惟司马犹掌天官，而班氏以下，不言天事也。
或曰：六经演而为三史，亦一朝典制之巨也。方州蕞尔之地，一志足以尽之，何必取于备物欤？曰：类例不容合一也。古者天子之服，十有二章，公、侯、卿、大夫、士差降，至于元裳一章，斯为极矣。然以为贱，而使与冠履并合为一物，必不可也。前人于六部卿监，盖有志矣。然吏不知兵而户不侵礼，虽合天下之大，其实一官之偏、不必责以备物也。方州虽小，其所承奉而施布者，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无所不备，是则所谓具体而微矣。
国史于是取裁，方将如《春秋》之藉资于百国宝书也，又何可忽欤？
或曰：自有方志以来，未闻国史以为凭也。今言国史取裁于方志，何也？
曰：方志久失其传，今之所谓方志，非方志也。其古雅者，文人游戏，小记短书，清言丛说而已耳；其鄙俚者，文移案牍，江湖游乞，随俗应酬而已耳。
◆绅先生每难言之。国史不得已而下取于家谱志状，文集记述，所谓礼失求诸野也。然而私门撰著，恐有失实，无方志以为之持证，故不胜其考核之劳，且误信之弊，正恐不免也。盖方志亡而国史之受病也久矣。方志既不为国史所凭，则虚设而不得其用，所谓觚不觚也，方志乎哉！ 或曰：今三书并立，将分向来方志之所有而析之欤？抑增方志之所无而鼎立欤？曰：有所分，亦有所增，然而其义难以一言尽也。史之为道也，文士雅言与胥吏簿牍，皆不可用；然舍是二者则无所以为史矣。孟子曰：其事，其文，其义，《春秋》之所取也。即簿牍之事，而润以尔雅之文，而断之以义，国史方志，皆《春秋》之流别也。譬之人身，事者其骨，文者其肤，义者其精神也。断之以义，而书始成家。书必成家，而后有典有法，可诵可识，乃能传世而行远。故曰：志者志也，欲其经久而可记也。
或曰：志既取簿牍以为之骨矣，何又删簿牍而为掌故乎？曰：说详《毫州掌故》之例议矣，今复约略言之。马迁八书，皆综核典章，发明大旨者也。
其《礼书》例曰：“笾豆之例，则有司存。”此史部书志之通例也。马迁所指为有司者：如叔孙朝仪，韩信军法，萧何律令，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，史文不能一概而收耳。惜无刘秩、杜佑其人，别删掌故而裁为典要。故求汉典者，仅有班书，而名数不能如唐代之详，其效易见也。则别删掌故以辅志，犹《唐书》之有《唐会要》，《宋史》之有《宋会要》，《元史》之有《元典章》，《明史》之有《明会典》而已矣。
或曰：今之方志，所谓艺文，置书目而多选诗文，似取事言互证，得变通之道矣。今必别撰一书为文征，意岂有异乎？曰：说详《永清文征》之序例矣，今复约略言之。志既仿史体而为之，则诗文有关于史裁者，当入纪传之中，如班《书》传志所载汉廷诏疏诸文可也。以选文之例而为艺文志，是《宋文鉴》可合《宋史》为一书，《元文类》可合《元史》为一书矣，与纪传中所载之文，何以别乎？ 或曰：选事仿于萧梁，继之《文苑英华》与《唐文粹》，其所由来久矣。
今举《文鉴》、《文类》，始演风诗之绪，何也？曰：《文选》、《文苑》诸家，意在文藻，不征实事也。《文鉴》始有意于政治，《文类》乃有意于故事，是后人相习久，而所见长于古人也。
或曰：方州文字无多，既取经要之篇人纪传矣，又辑诗文与志可互证者别为一书，恐篇次寥寥无几许也。曰：既已别为一书，义例自可稍宽。即《文鉴》、《文类》，大旨在于证史，亦不能篇皆绳以一概也。名笔佳章，人所同好，即不尽合于证史，未尝不可兼收也。盖一书自有一书之体例，《诗》教自与《春秋》分辙也。近代方志之艺文，其猥滥者，毋庸议矣。其稍有识者，亦知择取其有用，而慎选无多也。不知律以史志之义，即此已为滥收，若欲见一方文物之盛，虽倍增其艺文，犹嫌其隘矣。不为专辑一书，以明三家之学，进退皆失所据也。
或曰：《文选》诸体，无所不备，今乃归于风诗之流别，何谓也？曰：说详《诗教》之篇矣，今复约略言之。《书》曰：“诗言志。”古无私门之著述，经子诸史，皆本古人之官守；诗则可以惟意所欲言。唐、宋以前，文集之中无著述。文之不为义解经学、传记史学、论撰子家诸品者，古人始称之为文。其有义解、传记、论撰诸体者，古人称书，不称文也。萧统《文选》，合诗文而皆称为文者，见文集之与诗同一流别也，今仿选例而为文征，入选之文，虽不一例，要皆自以其意为言者，故附之于风诗也。 或曰：孔衍有《汉魏尚书》，王通亦有《续书》，皆取诏诰章疏，都为一集，亦《文选》之流也。然彼以衍书家，而不以入诗部，何也？曰：《书》学自左氏以后，并入《春秋》。孔衍、王通之徒，不达其义而强为之，故其道亦卒不能行。譬犹后世，济入已入于河，而泥《禹贡》者，犹欲于荥泽、陶丘浚故道也。 或曰：三书之外，亦有相仍而不废者，如《通鉴》之编年，本末之纪事，后此相承，当如俎豆之不祧矣。是于六艺，何所演其流别欤？曰：是皆《春秋》之支别也。盖纪传之史，本衍《春秋》家学；而《通鉴》即衍本纪之文，而合其志传为一也。若夫纪事本末，其源出于《尚书》；而《尚书》中折而入于《春秋》，故亦为《春秋》之别也。马、班以下，代演《春秋》于纪传矣；《通鉴》取纪传之分，而合之以编年；《纪事本末》又取《通鉴》之合，而分之以事类；而因事命篇，不为常例，转得《尚书》之遗法。所谓事经屡变而反其初，贲饰所为受以剥，剥穷所为受以复也。譬烧丹砂以为水银，取水银而烧之，复为丹砂，即其理矣。此说别有专篇讨论，不具详也。此乃附论，非言方志。
或曰：子修方志，更于三书之外，别有《丛谈》一书，何为邪？曰：此征材之所余也。古人书欲成家，非夸多而求尽也。然不博览，无以为约取地；既约取矣，博览所余，栏入则不伦，弃之则可惜。故附稗野说部之流，而作《丛谈》，犹经之别解，史之外传，子之外篇也。其不合三书之目而称四，何邪？三书皆经要，而《丛谈》则非必不可阙之书也。前人修志，则常以此类附于志后，或称余编，或称杂志。彼于书之例义，未见卓然成家，附于其后，故无伤也。既立三家之学，以著三部之书，则义无可借，不如别著一编为得所矣。《汉志》所谓小说家流，出于稗官；街谈巷议，亦采风所不废云尔。
州县请立志科议鄙人少长贫因，笔墨干人，屡膺志乘之聘，阅历志事多矣。其间评骘古人是非，斟酌后志凡例，盖尝详哉其言之矣。要皆披文相质，因体立裁。至于立法开先，善规防后，既非职业所及，嫌为出位之谋，间或清燕谈天，辄付泥牛入海。美志不效，中怀阙如。然定法既不为一时，则立说亦何妨俟后？
是以愿终言之，以待知者择焉。 按《周官》宗伯之属，外史掌四方之志，注谓若晋《乘》、楚《梼杌》之类，是则诸侯之成书也。成书岂无所藉？盖尝考之周制，而知古人之于史事，未尝不至纤悉也。司会既于郊野、县都掌其书契、版图之贰；党正“属民读法，书其德行道艺”；闾胥比众，“书其敬敏任恤”；诵训“掌道方志，以诏观事，掌道方慝，以诏避忌，以知地俗”；小史“掌邦国之志，奠系世，辨昭穆”；训方“掌导四方之政事，与其上下之志，诵四方之传道”；形方“掌邦国之地域，而正其封疆”；山师川师“各掌山林川泽之名，辨物与其利害”；原师“掌四方之地名，辨其邱陵、坟衍、原隰之名”。是于乡遂都鄙之间，山川风俗，物产人伦，亦已巨细无遗矣。至于行人之献五书，职方之聚图籍，大师之陈风诗，则其达之于上者也。盖制度由上而下，采摭由下而上，惟采摭备，斯制度愈精，三代之良法也。后世史事，上详于下。郡县异于封建，方志不复视古国史，而入于地理家言，则其事已偏而不全。且其书无官守制度，而听人之自为。故其例亦参差而不可为典要，势使然也。
夫文章视诸政事而已矣。三代以后之文章，可无三代之遗制；三代以后之政事，不能不师三代之遗意也。苟于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遗制，又何患乎文章不得三代之美备哉？天下政事，始于州县，而达乎朝廷，犹三代比间族党，以上于六卿；其在侯国，则由长帅正伯，以通于天子也。朝廷六部尚书之所治，则合天下州县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。其自下而上，亦犹三代比闾族党、长帅正泊之遗也。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，史官必合天下纪载而籍备也。乃州县掌故，因事为名，承行典吏，多添注于六科之外；而州县记载，并无专人典守，大义阙如。间有好事者流，修辑志乘，率凭一时采访，人多庸猥，例罕完善；甚至挟私诬罔，贿赂行文。是以言及方志，荐绅先生每难言之。史官采风自下，州县志乘如是，将凭何者为笔削资也？
且有天下之史，有一国之史，有一家之史，有一人之史。传状志述，一人之史也；家乘谱牒，一家之史也；部府县志，一国之史也；综纪一朝，天下之史也。比人而后有家，比家而后有国，比国而后有天下。惟分者极其详，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。谱牒散而难稽，传志私而多谀，朝延修史，必将于方志取其裁。而方志之中，则统部取于诸府，诸府取于州县，亦自下而上之道也。然则州县志书，下为谱牒传志持平，上为部府征信，实朝史之要删也。期会工程，赋税狱讼，州县恃有吏典掌故，能供六部之征求。至于考献征文，州县仅恃猥滥无法之志乘，曾何足以当史官之采择乎？州县挈要之籍，既不足观，宜乎朝史宁下求之谱牒传志，而不复问之州县矣。夫期会工程，赋税狱讼，六部不由州县，而直问于民间，庸有当欤？则三代以后之史事，不亦难乎？夫文章视诸政事而已矣，无三代之官守典籍，即无三代之文章；苟无三代之文章，虽有三代之事功，不能昭揭如日月也。令史案牍，文学之儒，不屑道也。而经纶政教，未有舍是而别出者也。后世专以史事责之于文学，而官司掌故，不为史氏备其法制焉，斯则三代以后，离质言文，史事所以难言也。今天下大计，既始于州县，则史事责成，亦当始于州县之志。州县有荒陋无稽之志，而无荒陋无稽之令史案牍。志有因人臧否、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，案牍无因人臧否、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：盖以登载有一定之法，典守有一定之人，所谓师三代之遗意也。故州县之志，不可取办于一时，平日当于诸典吏中，特立志科，金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，以充其选；而且立为成法，俾如法以纪载，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，则无妄作聪明之弊矣。积数十年之久，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，笔削以为成书，所谓待其人而后行也。如是又积而又修之，于事不劳，而功效已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，所谓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遗制也。
然则立为成法将奈何？六科案牍，约取大略，而录藏其副可也。官长师儒，去官之日，取其平日行事善恶有实据者，录其始末可也。所属之中，家修其谱，人撰其传志状述，必呈其副。学校师儒，采取公论，核正而藏于志科可也。所属人士，或有经史撰著，诗辞文笔，论定成编，必呈其副，藏于志科，兼录部目可也。衙廨城池，学庙祠字，堤堰桥梁，有所修建，必告于科，而呈其端委可也。铭金刻石，纪事搞辞，必摩其本，而藏之于科可也。
宾兴乡饮，读法讲书，凡有举行，必书一时官秩及诸名姓，录其所闻所见可也。置藏室焉，水火不可得而侵也；置锁椟焉，分科别类，岁月有时，封志以藏，无故不得而私启也。仿乡塾义学之意，四乡各设采访一人，遴绅士之公正符人望者为之，俾搜遗文逸事，以时呈纳可也。学校师儒，慎选老成，凡有呈纳，相与持公核实可也。夫礼乐与政事，相为表里者也。学士讨论礼乐，必询器数于宗祝，考音节于工师，乃为文章不托于空言也。令史案牍，则大巨讨论国政之所资，犹礼之有宗祝器数，乐之有工师音节也。苟议政事而鄙令史案牍，定礼乐而不屑宗祝器数与夫工师音节，则是无质之文，不可用也。独于史氏之业，不为立法无弊，岂曰委之文学之儒已足办欤？
或曰：州县既立志科，不患文献之散逸矣。由州县而达乎史官，其地悬而其势亦无统要，府与布政使司，可不过而问欤？曰：州县奉行不实，司府必当以条察也。至于志科，既约六科案牍之要，以存其籍矣。府吏必约州县志科之要，以为府志取裁；司吏必约府科之要，以为通志取裁。不特司府之志，有所取裁，且兼收并蓄，参互考求，可以稽州县志科之实否也。至于统部大僚，司科亦于去官之日，如州县志科之于其官长师儒，录其平日行事善恶有实据者，详其始末，存于科也。诸府官僚，府科亦于去官之日，录如州县可也。此则府志科吏，不特合州县科册而存其副；司志科吏，不特合诸府科而存其副；且有自为其司与府者，不容略也。
或曰：是于史事，诚有裨矣。不识政理亦有赖于是欤？曰：文章政事，未有不相表里者也。令史案牍，政事之凭藉也。有事出不虞，而失于水火者焉；有收藏不谨，而蚀于湿蠢者焉；有奸吏舞法，而窜窃更改者焉。如皆录其要，而藏副于志科，则无数者之患矣。此补于政理者不鲜也。谱牒不掌于官，亦今古异宜，天下门族之繁，不能悉核于京曹也。然祠袭争夺，则有讼焉；产业继嗣。则有讼焉；冒姓占籍，降服归宗，则有讼焉；昏姻违律，则有讼焉；户役隐漏，则有讼焉。或谱据遗失，或奸徒伪撰，临时炫惑，丛弊滋焉。平日凡有谱牒，悉呈其副于志科，则无数者之患矣。此补于政理者，又不鲜也。古无私门之著述，盖自战国以还，未有可以古法拘也。然文字不隶于官守，则人不胜自用之私。圣学衰而横议乱其教，史官失而野史逞其私。
晚近文集传志之猥滥，说部是非之混淆，其渎乱纪载，荧惑清议，盖有不可得而胜诘者矣。苟于论定成编之业，必呈副于志科，而学校师儒从公讨论，则地近而易于质实，时近而不能托于传闻，又不致有数者之患矣。此补于政理者，殆不可以胜计也。故曰文章、政事，未有不相表里者也。 地志统部阳湖洪编修亮吉，尝撰辑《乾隆府厅州县志》，其分部乃用《一统志》例，以布政使司分隶府厅州县。余于十年前，访洪君于其家，谓此书于今制当称部院，不当泥布政使司旧文。因历言今制分部与初制异者，以明例义。 洪君意未然也。近见其所刻《卷施阁文集》，内有《与章进士书》，繁称博引，痛驳分部之说，余终不敢谓然。又其所辨，多余向所已剖，不当复云云者。则余本旨，洪君殆亦不甚忆矣。因疏别其说，存示子弟，明其所见然耳，不敢谓己说之必是也。
统部之制，封建之世，则有方伯；郡县之世，则自汉分十三部州。六朝州郡，制度迭改，其统部之官，虽有都督总管诸名，而建府无常。故唐人修五代地志，即《隋志》。不得统部之说，至以《禹贡》九州，画分郡县，其弊然也。唐人分道，宋人分路，虽官制统辖不常，而道、路之名不改，故修地志者，但举道、路而分部明也。元制虽亦分路，而诸路俱以行省平章为主，故又称行省。而明改行省为十三布政使司，其守土之官，则曰布政使司布政使。布政使司者，分部之名，而布政使者，统部之官，不可混也。然布政使司，连四字为言，而行省则又可单称为省，人情乐趋简便，故制度虽改，而当时流俗，止称为省。沿习既久，往往见于章奏文移，积渐非一日矣。我朝布政使司，仍明旧制，而沿习称省，亦仍明旧。此如汉制子弟封国，颁爵为王，而诏诰章奏，乃称为诸侯王，当时本非诸侯，则亦徇古而沿其名也。但初制尽如明旧，故正名自当为布政使司。百余年来，因时制宜，名称虽沿明故，而体制与明渐殊。
今洪君书以乾隆为名，则循名责实，必当称部院而不当称布政使司矣。
盖初制巡抚无专地，前明两京无布政使司，而顺天、应天间设巡抚；顺天之外，又有正定，应天之外，又有凤阳诸抚。不似今之统辖全部，自有专地。 此当称部院者一也。初制巡抚无专官，故康熙以前，巡抚有二品、三品、四品之不同，其兼待郎则二品，副都御史则三品，全部御史则四品；今则皆兼兵部侍郎、右副都御史矣。其画一制度，不夏如钦差无定之例。此当称部院者二也。学差关部，皆有京职，去其京职，即无其官矣。今巡抚新除。吏部必请应否兼兵部都察院衔。虽故事相沿，未有不兼衔者；但既有应否之请，则亦有可不兼衔之理矣。按《会典》、《品级考》诸书，已列巡抚为从二品，注云：“加侍郎衔正二。”则巡抚虽不兼京衔，已有一定阶级，正如宋之京朝官，知州军知县事，虽有京衔，不得谓州县非职方也。此当称部院者三也。
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今戎政为总督专司，而巡抚亦有标兵，固无论矣。坛庙祭祀，向由布政使主祭者，而今用巡抚主祭。则当称部院者四也。宾兴大典，向用布政使印铃榜者，而今用巡抚关防。此当称部院者五也。初制布政使司有左右，使分理吏、户、礼、工之事，都司掌兵，按察使司提刑。是布政二使，内比六部；而按察一使，内比都察院也。今裁二使归一，而分驿传之责于按察使，裁都司而兵权归于督抚，其职任与前异。故上自诏旨，下及章奏文移，皆指督抚为封疆，而不曰轺使；皆谓布政之司为钱谷总汇，按察之司为刑名总汇，而不以布政使为封疆。此尤准时立制，必当称部院者六也。 督抚虽同曰封疆，而总督头衔则称部堂，盖兵部堂官，虽兼右都御史，而仍以戎政为主也。巡抚头衔则称部院，盖都察院堂官，虽兼兵部侍郎，而仍以察吏为主者也。故今制陪京以外，有不隶总督之府州县，而断无不隶巡抚之府州县也。如河南、山东、山西，有巡抚而无总督，巡抚不必兼总督衔。直隶、四川、甘肃，有总督而无巡抚，则总督必兼巡抚衔。督、抚事权相等，何以有督无抚，督必兼抚衔哉？正以巡抚部院，画一职方制度，并非无端多此兼衔。此尤生今之时，宜这今之体制，其必当称部院者七也。今天下有十九布政使司，而《会典》则例，六部文移，若吏部大计，户部奏销，礼部会试，刑部秋勘，皆止知有十八直省，而不知有十九布政使司，盖巡抚止有十八部院故也。巡抚实止十五，总督兼缺有三。故江苏部院，相沿称江苏省久矣。苏松布政使司与江淮布政使司，分治八府三州，不闻公私文告，有苏松直省、江淮直省之分。此尤见分部制度，今日万万不当称使司，必当称部院者八也；洪君以巡抚印用关防，不如布政使司正印，不碍为地方正主，可谓知一十而忘其为二五矣。如洪君说，则其所为府厅州县之称，亦不当也。府州县固自有印，厅乃直隶同知，止有关防而无印也。同知分知府印，而关防可领职方；巡抚分部察院印，而关防不可以领职方，何明于小而暗于大也？
此当称部院者九也。洪君又谓今制督扰，当如汉用丞相长史出刺州事，州虽领郡，而《汉志》仍以郡国为主，不以刺史列于其间。此比不甚亲切，今制惟江苏一部院，有两布政使司，此外使司所治，即部院所治，不比汉制之一州必领若干郡也。然即洪君所言，则阚氏《十三州志》，自有专书，何尝不以州刺史著职方哉！此当称部院者十也。 夫制度更改，必有明文。前明初遣巡抚与三使司官，宾主间耳。其稍尊者，不过王臣列于诸侯之上例耳。自后台权渐重，三司奉行台旨。然制度未改，一切计典奏销，宾兴祭祀，皆布政使专主，故为统部长官，不得以权轻而改其称也。我朝百余年来，职掌制度，逐渐更易。至今日而布政使官与按察使官，分治钱谷刑名，同为部院属吏，略如元制行省之有参政参议耳。一切大政大典，夺布政使职而归部院者，历有明文，此朝野所共知也。而统部之当称使司，与改称部院，乃转无明文，何哉？以官私文告，皆沿习：便而称直省，不特部院无更新之名，即使司亦并未沿旧之名耳。律令典例，诏旨文移，皆有直省之称；惟《一统志》尚沿旧例，称布政使司，偶未改正。洪君既以“乾隆”名志，岂可不知乾隆六十年中时事乎？
或曰：《统志》乃馆阁书，洪君遵制度而立例，何可非之？余谓统志初例已定，其后相沿未及改耳。初例木当以司为主。其制度之改使司而为部院者，以渐而更，非有一旦创新之举，故馆阁不及改也。私门自著，例以义起，正为制度云然。且余所辩，不尽为洪君书也。今之为古文辞者，于统部称谓，亦曰诸省，或曰某省。弃现行之制度，而借元人之名称，千古盖未之闻也。
雍正、康熙以前，古文亦无使司之称；彼时理必当称使司。则明人便省文，而因仍元制，为古文之病也久矣。故余于古文辞有当称统部者，流俗或云某省，余必曰某部院，或节文称某部；流俗或云诸省及某某等省，余必曰诸部院或某某等部院，节文则曰诸部某某等部，庶几名正为言顺耳。使非今日制度，则必曰使司，或节文称司，未为不可，其称省则不可行也。或云：诏旨、章奏、文移何以皆仍用之？答曰：此用为辞语故无伤，非古文书事例也。且如诏旨、章奏、文移称布政为藩，按察为臭，府州县长为守牧令，辞语故无害也，史文无此例矣。 [附录]郑小谷文集《监司统部辨》（据刘氏《识语》引） 黄帝画天下为九州，至禹而名天下以九州，虽时有变更，皆此地也，周末之天下乃以国计，秦初之天下乃以郡计，其后郡大而州小，郡同而国异。
然汉时仍分为十三州，统以十三部。唐之疆域等于汉，改十三部为十五道，其监司则曰观察使，或曰廉访使，又曰节度使。宋之疆字小于唐，又改十五道为九路，其监司曰转运使，或曰提刑使，又曰盐运使。曰道曰路，无分九州名目；为军为府，犹领九州疆界也。至元而以京朝内官监司外台，曰某地中书行省，而秦汉所谓州郡者无所系；明因之改称布政使司，而汉、宋所谓道、路者益无归。于是称统部者穷于词，而举监官曰某省曰某司，名之不正，无怪乎词之不文矣。顾元人不曰省而曰行省，明非朝中之省也。明人不曰司而曰使司，明非朝官之司山。而当时第白省，不曰司，盖直以元人之省当唐朱之道、路，而替汉人之部矣。明时修《一统志》，称各省为各布政使司，国初修《一统志》，亦称各省为布政使司，非不知巡抚之职已领方伯之权也，顾其名虽疆吏，其官本京衔，侍郎称部，兼御史称院，亦如布政之称使司耳。
章实斋谓本可称十八省使司，当称十八省部院。且云其自作古文，于某省必曰某部院，省文则曰某部，诸院必曰诸部院，省文或曰诸部，此则妄以为从时而误之甚者。今之巡抚，犹明之巡按，汉之刺史；而其权则隋之总管，唐之节度也。使汉人作文，于总部不曰某州而曰某牧，唐人作文，于统部不曰诸道而曰诸使，尚得谓之文乎？昔人谓作文者，地名官名宜从时，其说是也。然穷则变，变则通，言亦不能不中节。以不可通之词，施于不可解之处，则无论摩古、从时，皆非也。夫唐虞以来之制，至秦而大变；汉唐以来之制，至元而尽变。如一国号也，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、唐、宋皆地也，而元以后，则私撰矣。一王号也，汝南、淮南、东平、北平、汝阳、汾阳亦地也，而元以后，则别制矣。称州称部，变而称道称路，再变而称省称司，亦其势之不得不然者也。
和州志皇言纪序例《周官》，外史“掌四方之志”，又“以书使于四方，则书其令”。郑氏注四方之志，“若鲁之《春秋》，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梼杌》”是也。书其令，谓“书王命以授使者”是也。乡大夫于“正月之吉，受教法于司徒，退而颁之乡吏。”孔氏疏“谓若大司徒职十二教以下”是也。夫畿内六乡，夭子自治，则受法于司徒；而畿外侯封，各治其国，以其国制自为《春秋》。
列国之史，总名《春秋》。然而四方之书，必隶外史；书令所出，奉为典章。
则古者国别为书，而简策所昭，首重王命，信可征也。是以《春秋》岁首必书王正，而韩宣子聘鲁。得见《易象》、《春秋》，以谓周礼在是。盖书在囚方，则入而正于外史；而命行王国，亦自外史颁而出之。故事有专官，而书有定制，天下所以协于同文之治也。
窃意《周官》之治，列国史记，必有成法，受于王朝，如乡大夫之受教法，考察文字，罔有奇邪。至晋楚之史，自以《乘》与《梼杌》名书，乃周衰官失，列国自擅之制欤？司马迁侯国世家，亦存国别为书之义；而孝武《三王》之篇，详书诏策、冠于篇首。王言丝纶，史家所重，有由来矣。后代方州之书，编次失伦，体要无当，而朝廷诏诰，或入艺文；篇首标纪，或载沿革。又或以州县偏隅，未有特布德音，遂使中朝掌故，散见四方之志者，阙然无所考见。是固编摩之业，世久失传：然亦外史专官，秦汉以来，未有识职故也。夫封建之世，国别为史，然篇首尚重王正之书。郡县受治，守令承奉诏条，一如古者畿内乡党州闾之法，而外史掌故，未尝特立专条。宋、元、明州县志书，今可见者，迄用一律，亦甚矣其不讲于《春秋》之义也！今衷录州中所有，恭编为《皇言纪》一，以时代相次，蔚光篇首，以志祗承所自云尔。
和州志官师表序例《周官》，御史“掌赞书，数从政”。郑氏注谓“凡数及其见在空阙者”。
盖赞太宰建六典而掌邦治之故事也。夫官有先后，政有得失。太宰存其纲纪，而御史指数其人以赞之，则百工叙而庶绩熙也。后代官仪之篇，考选之格，《汉官仪》、《唐六典》、《梁选簿》、《隋官序录》。代有成书，而官职姓名，浩繁莫纪；则是有太宰之纲纪，而无御史之数从政者也。班固《百官公卿表》犹存古意，其篇首叙官，则太宰六典之遗也；其后表职官姓氏，则御史数从政之遗也。范、陈而后，斯风渺矣。至于《唐书》、《宋史》，乃有《宰相年表》，然亦无暇旁及卿尹诸官，非惟史臣思虑有所未周，抑史籍猥繁，其势亦难概举也。
至于嗜古之士，掇辑品令，联缀姓名，职官故事之书，六朝以还，于斯为盛。然而中朝掌故，不及方州，猥琐之编，难登史志；则记载无法，而编次失伦，前史不得不职其咎也。夫百职卿尹，中朝叙官，方州守令，外史纪载。《周官》御史数从政之士，则外史所掌四方之志，不徒山川土俗，凡所谓分职受事，必有其书，以归柱下之掌，可知也。唐人文集，往往有厅壁题名之记，盖亦叙官之意也。然文存而名不可考，自非搜罗金石，详定碑碣，莫得而知，则未尝勒为专书之故也。宋、元以来，至于近代方州之书，颇记任人名氏；然猥琐无文，如阅县令署役卯薄，则亦非班史年经月纬之遗也。
或编次为表者，序录不详，品秩无次；或限于尺幅，其有官阶稍多，沿革异制，即文武分编；或府州别记，以趋苟简。是又不知班史三十四官，分一十四级之遗法也。又前人姓氏，不可周知，然遗编具存，他说互见，不为博采旁搜，徒托闭文之义，是又不可语于稽古之功者也。
今折衷诸家，考次前后，上始汉代，迄于今兹，勒为一表，疑者阙之。 后之览者，得以详焉。
和州志选举表序例《周官》，乡大夫“三年大比，兴一乡之贤能，献书于王。王再拜受之，登于天府”，甚盛典也。汉制，孝廉、茂才、力田、贤良之举，盖以古者乡党州闾之遗。当时贤书典籍，辟举掌故，未有专书：则以科条为繁，兴替人文，散见纪传；潜心之士，自可考而知也。江左六朝，州郡侨迁，士不土著，学不专业；乡举里选，势渐难行。至于隋氏，一以文学词章，创为进士之举。
有唐以来，于斯为盛。选举既专，资格愈重，科条繁委，故事相传。于是文学之士，搜罗典章，采摭闻见，识大识小，并有成书。传记故事，杂以俳谐；而选举之书，盖衷然与柱下所藏等矣。
撰奢既繁，条贯义例，未能一辙，就求其指，略有三门：若晁迥《进士编敕》，陆深《科场条贯》之属，律例功令之书也：姚康、乐史《科第录》，姚康十六卷，乐史十卷。李奕、洪适《登科记》，李奕二卷亡，洪适十五卷。
题名记传之类也：王定保《唐摭言》，钱明逸《宋衣冠盛事》，稗野杂记之属也。史臣采辑掌故，编于书志，裁择人事，次入列传，一代浩繁，义例严谨，其笔削之余：等于弃土之苴，吐果之核。而陈编猥琐，杂录无文，小牍短书，不能传世行远。遂使甲第人文，《周官》所以拜献于王而登之天府者，阙焉不备。是以方州之书，不遵乡大夫慎重贤书之制；记载无法，条贯未明之咎也。
近代颇有考定方州自为一书者，若乐史《江南登科记》，张朝瑞《南国贤书》，陈汝元《皇明浙士登科考》，皆类萃一方掌故，惜未见之天下通行。
而州县志书，编次科目，表列举贡，前明以来，颇存其例，较之宋元州郡之书，可谓寸有所长者矣。特其体例未纯，纪载无法，不熟年经事纬之例，亦有用表例者，举贡掾仕封荫之条，多所牴牾。猥杂成书，甚者附载事迹，表传不分。此则相率成风，未可悉数其谬者也。论辩详列传第一篇总论内。今摭史志之文，先详制度，后列题名，以世相次，起于唐代，迄于今兹，为《选举表》。其封荫辟举，不可纪以年者，附其后云。
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《周官》，小史“奠系世，辨昭穆”。谱牒之掌，古有专官。司马迁以《五帝系》牒、《尚书》集世记，为《三代世表》，氏族渊源，有自来矣。 班固以还，不载谱系。而王符《氏姓》之篇，《潜夫论》第三十五篇。杜预《世族》之谱，《春秋释例》第二篇。则治经著论，别有专长，义尽而止，不复更求谱学也。自魏晋以降，迄乎六朝，族望渐崇。学士大夫，辄推太史世家遗意，自为家传。其命名之别，若《王肃家传》、虞览《家记》、范汪《世传》、明粲《世录》、陆煦《家史》陆史十五卷。之属，并于谱牒之外，勒为专书，以俟采录者也。至于挚虞《昭穆记》、王俭《百家谱》以及何氏《姓苑》、贾氏《要状》贾希鉴《氏族要状》十五卷。诸编，则总汇群伦，编分类次，上者可裨史乘，下或流入类书，其别甚广，不可不辨也。族属既严，郡望愈重。若沛国刘氏，陇西李氏，太原王氏，陈郡谢氏，虽子姓散处，或本非同居，然而推言族望，必本所始。后魏迁洛；则有八氏、十姓、三十六族、九十二姓，井居河南、洛阳。而中国人士，各第门阀，有四海大姓、州姓、郡姓、县姓，撰为谱录。齐、梁之间，斯风益盛，郡谱州牒，并有专书。若王俭、王僧孺之所著录，王俭《诸州谱》十二卷。王僧孺《十八州谱》七百卷。《冀州姓族》、《扬州谱钞》之属，不可胜纪，俱以州郡系其世望者也。唐刘知几讨论史志，以渭族谱之书，允宜入史。其后欧阳《唐书》，撰为宰相世系，顾清门巨族，但不为宰相者，时有所遗。至郑樵《通志》，首著《氏族》之略，其叙例之文，发明谱学所系；推原史家不得师承之故，盖尝慨切言之。而后人修史，不师其法，是亦史部之阙典也。
古者瞽蒙诵诗，并诵世系，以戒劝人君。《国语》所谓“教之世，而为之昭明德”者是也。然则奠系之属，掌于小史，诵于瞽蒙，先王所重，盖以尊人道而追本始也。当时州闾族党之长，属民读法；乡大夫三年大比，考德艺而献书于王；则其系世之属，必有成数，以集上于小史，可知也。夫比人斯有家，比家斯有国，比国斯有天下。家牒不修，则国之掌故何所资而为之征信耶？《易》曰：“天与火同人，君子以类族辨物。”物之大者，莫过于人：人之重者，莫过于族。记传之别，或及虫鱼；地理之书，必征土产。而于先王锡土分姓，所以重人类而明伦叙者，阙焉无闻，非所以明大通之义也。
且谱牒之书，藏之于家，易于散乱；尽入国史，又惧繁多。是则方州之志，考定成编，可以领诸家之总，而备国史之要删，亦载笔之不可不知所务者也。
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奠系世之掌于小史，与民数之掌于司徒，其义一也。杜子春曰：“奠系世为帝系、诸侯卿大夫世本之属。”然则比伍小民，其世系之牒，不隶小史可知也。乡大夫以岁时登夫家之众寡，三年以大比兴一乡之贤能。夫夫家众寡，即上大司徒之民数，其贤能为卿大夫之选，又可知也。民贱，故仅登户口众寡之数：卿大夫贵，则详系世之牒，理势之自然也。后代史志，详书户口，而谱系之作无闻，则是有小民而无卿大夫也。《书》曰：“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”郑氏注：“百姓，为群臣之父子兄弟。”见司马迁《五帝本纪》注。平章，乃辨别而章明之，是即《周官》小史奠系之权舆也。孟子曰：“所谓故国者，非谓有乔木之谓也，有世臣之谓也。”近代州县之志，留连故迹，附会桑梓。至于世牒之书，阙而不议，则是重乔木而轻世家也。且夫国史不录，州志不载，谱系之法，不掌于官，则家自为书，人自为说，子孙或过誉其祖父，是非或颇谬于国史。其不肖者流，或谬托贤哲，或私鬻宗谱，以伪乱真，悠谬恍惚，不可胜言。其清门华胄，则门阀相矜，私立名字。若江左王、谢诸家，但有官勋，即标列传，史臣含毫，莫能裁断。以至李必陇西，刘必沛国，但求资望，不问从来，则有谱之弊，不如无谱。史志阙略，盖亦前人之过也。
夫以司府领州具，以州具领世族，以世族率齐民，天下大计，可以指掌言也。唐三百年谱系，仅录宰相，彼一代浩繁，出于计之无如何耳。方州之书，登其科甲仕宦，则固成周乡大夫之所以书上贤能者也。今仿《周官》遗意，特表氏族，其便盖有十焉。一则史权不散，私门之书，有所折衷，其便一也；一则谱法画一，私谱凡例未纯，可以参取，其便二也；一则清浊分涂，非其族类，不能依托，流品攸分，其便三也；一则著籍已定，衡文取士，自有族属可稽，非其籍者，无难句检，其便四也；一则昭穆亲疏，秩然有叙，或先贤奉祀之生，或绝嗣嗣续之议，争为人后，其讼易平，其便五也；一则祖系分明，或自他邦迁至，或后迁他邦，世表编于州志。其他州县，或有谱牒散亡，可以借此证彼，其便六也；一则改姓易氏，其时世前后及其所改之故，明著于书，庶几婚姻有辨，且修明谱学者，得以考厥由来，其便六也；一则世系蝉联，修门望族，或科甲仕宦，系谱有书，而德行道艺，列传无录，没世不称，志士所耻，是文无增损，义兼劝惩，其便八也；一则地望著重，坊表都里。不为虚设，其便九也；一则征文考献，馆阁檄收，按志而求，易如指掌，其便十也。然则修而明之，可以推于诸府州县，不特一州之志已也。
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下《易》曰：“物不可穷也，故受之以《未济》。”夫网罗散失，是先有散失，而后有网罗者也；表章潜隐，是先有潜隐，而后有表章者也。陈寿《蜀志》列传，殿以杨戏之赞；常璩《华阳》序志，概存士女之名。二子知掌故之有时而穷也，故以赞序名字，存其大略，而明著所以不得已而仅存之故，是亦史氏阂文之旧例也。和州在唐、宋为望郡，而文献之征，不少概见。至于家谱世牒，寥寥无闻；询之故老，则云明季乙亥寇变，图书毁于兵燹。今州境之人士，皆当日仅存幸免者之曾若玄也。所闻所传，闻者不过五世七世而止，不复能远溯也。传世既未久远，子姓亦无繁多，故谱法大率不修。就求其所有，则出私札笔记之属，体例未定，难为典则，甚者至不能溯受姓所由来。余于是为之慨然叹焉。
夫家谱简帙，轻于州志，兵燹之后，家谱无存。而明嘉靖中知州易鸾与万历中知州康诰所修之州志，为时更久，而其书今日具存，是在官易守，而私门难保之明征也。及今而不争为之所，则并此区区者，后亦莫之征矣。且吾观《唐书。宰相世系》，列其先世，有及梁、陈者矣，有及元魏、后周者矣，不复更溯奕叶而上，则史牒阙文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然则录其所可考，而略其所不可知，乃免不知而作之诮焉。每姓推所自出，备稽古之资也。详人籍之世代，定州略也。科甲仕宦为目，而贡监生员与封君及货授空阶皆与焉，从其类也。无科甲仕宦，而仅有生员及赀授空阶，不为立表，定主宾、轻重之衡也。科甲仕宦之族，旁支皆齐民，则及分支之人而止，不复列其子若孙者，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。若皆列之，是与版图之籍无异也。虽有科甲仕宦，而无谱者阙之，严讹滥之防也。正贡亦为科甲，微秩亦为仕宦，不复分其资级，以文献无征，与其过而废也，毋宁过而存之，是《未济》之义也。
和州志舆地图序例图谱之学，古有专门，郑氏樵论之详矣。司马迁为史，独取旁行斜上之遗，列为十表，而不取象魏悬法之掌，列为诸图。于是后史相承，表志愈繁，图经浸失。好古之士，载考陈编，口诵其辞，目迷其象，是亦载笔之通弊，斯文之阙典也。郑樵生千载而后，慨然有志于三代遗文，而于《图谱》一篇，既明其用。又推后代失所依据之故，本于班固收书遗图，亦既感慨言之矣。
然郑氏之意，只为著录诸家，不立图谱专门；故欲别为一录，以辅《七略》四部之不逮耳，其实未尝深考。图学失传，由于司马迁有表无图，遂使后人修史，不知采录。故其自为《通志》纪传谱略，诸体具备，而形势名象，亦未为图。以此而议班氏，岂所谓楚则失之，而齐亦未为得者非耶？夫图谱之用，相为表里。周谱之亡久矣，而三代世次，诸侯年月，今具可考，以司马迁采摭为表故也；象魏之藏既失，而形名制度，方圆曲直，今不可知、以司马迁未列为图故也。然则书之存亡，系于史臣之笔削明矣。图之远者，姑弗具论。自《三辅黄图》、《洛阳宫殿图》以来，都邑之簿，代有成书，后代搜罗，百不存一。郑氏独具心裁，立为专录，以谓有其举之，莫或废矣。然今按以郑氏所收，其遗亡散失，与前代所著，宋始径庭；则书之存亡，系于史臣之笔削者尤重，而系于著录之部次者犹轻又明矣。樽罍之微，或资博雅；卤薄之属，或著威仪。前人并有图书，盖亦繁富。史臣识其经要，未遑悉入编摩；郑氏列为专录，使有所考，但求本书可也。至于方州形势，天下大计，不于表志之间，列为专部，使读其书者，乃若冥行擿埴，如之何其可也？治《易》者必明乎象，治《春秋》者必通乎谱，图象谱牒，《易》与《春秋》之大原也。《易》曰：“系辞焉以尽其言。”《记》曰：“比事属辞，《春秋》教也。”夫谓之系辞属辞者，明乎文辞从其后也。然则图象为无言之史，谱牒为无文之书，相辅而行，屋欲阙一而不可者也。况州郡图经，尤前人之所重耶？
或曰：学者亦知图象之用大矣。第辞可传习，而图不可以诵读，故书具存，而图不可考也，其势然也。虽然，非知言也。夫图不可诵，则表亦非有文辞者也。表著于史，而图不入编，此其所以亡失也。且图之不可传者有二：一则争于绘事之工也。以古人专门艺事，自以名家，实无当于大经大法。若郭璞《山海经图赞》，赞存图亡。今观赞文，自类雕龙之工，则知图绘，殆亦画虎之技也。一则同乎髦弁之微也。近代方州之志，绘为图象，厕于序例之间，不立专门，但缀名胜，以为一书之标识，而实无当千古人图谱之学也。
夫争于绘事，则艺术无当于史裁；而厕于弁髦，则书肆苟为标帜，以为市易之道，皆不可语于史学之精微也。古人有专门之学，即有专门之书；有专门之书，即有专门之体例。旁行斜上，标分子注，谱牒之体例也；开方计里，推表山川，舆图之体例也。图不详而系之以说，说不显而实之以图，互著之义也。文省而事无所晦，形著而言有所归，述作之则也。亥豕不得淆其传，笔削无能损其质，久远之业也。要使不履其地，不深于文者，依俭其图，洞如观火，是又通方之道也。夫天官、河渠图，而八书可以六；地理、沟洫图，而十志可以八。然而今日求太初之星象，稽西京之版舆，或不至于若是茫茫也，况夫方州之书，征名辨物，尤宜详赡无遗，庶几一家之作。而乃流连景物，附会名胜，以为丹青末艺之观耶？其亦不讲于古人所以左图右史之义也夫？
图不能不系之说，而说之详者，即同于书，图之名不亦缀欤？曰：非缀也。体有所专，意亦有所重也。古人书有专名，篇有专义。辞之出入非所计，而名实宾主之际，作者所谓窃取其义焉耳。且吾见前史之文，有表似乎志者矣，《汉书。百官公卿表》，篇首历叙官制。不必皆旁行斜上之文也。有志似乎表者矣，《汉书。律历急》，排列三统甲子。不必皆比事属辞之例也。 《三辅黄图》，今亡其书矣。其见于他说所称引，则其辞也。遁甲通统之图，今存其说，犹《华黍》、《由庚》之有其义耳。虽一尺之图，系以寻丈之说可也。既曰图矣，统谓之图可也。图又以类相次，不亦繁欤？曰：非繁也。
图之有类别，犹书之有篇名也。以图附书，则义不显；分图而系之以说，义斯显也。若皇朝《明史。律历志》，于仪象推步皆绘为图，盖前人所未有矣。 当时史臣，未尝别立为图，故不列专门。事各有所宜也。今州志分图为四：一曰舆地，二曰建置，三曰营汛，四曰水利，皆取其有关经要，而规方形势所必需者，详系之说，而次诸纪表之后，用备一家之学，而发其例于首简云尔。 和州志田赋书序例自画土制贡，创于夏书；任土授职，载师物地事及授地职。详于《周礼》；而田赋之书，专司之掌，有由来矣。班氏约取《洪范》八政，裁为《食货》之篇，后史相仍，著为圭臬。然而司农图籍，会稽簿录，填委架阁，不可胜穷，于是酌取一代之中，以为定制。其有沿革大凡，盈缩总计，略存史氏要删，计臣章奏，使读者观书可以自得，则亦其势然也。若李吉甫、韦处厚所为《国计》之簿，李吉甫《元和国计簿》十卷，韦处厚《太和国计》二十卷，丁谓、田况所为《会计》之录，丁谓《景德会计录》六卷，田况《皇祐会计录》六卷，则仿《周官》司会所贰，书契版图之制也。杜佑、宋白之《通典》，王溥、章得象之《会要》，则掌故汇编；其中首重食货，义取综核，事该古今；至于麻缕之徽，铢两之细，不复委折求尽也。赵过均田之议，李翱《平赋》之书，则公牍私论，各抒所见；惟以一时利病，求所折衷，非复史氏记实之法也。夫令史簿录，猥琐无文，不能传世行远；文学掌故，博综大要，莫能深鉴隐微。此田赋之所以难明，而成书之所以难觏者也。古者财赋之事，征于司徒，载师属大司徒，会于太宰。司会属太宰。太宰制三十年为通九式，均节九赋，自祭祀宾客之大。以至刍秣匪颁之细，俱有定数，以其所出，准之以其所入。虽欲于定式之外，多取于民，其道无由。此财赋所以贵簿正之法也。自唐变租庸调而为两税，明又变两税而为一条鞭法，势趋简便，令无苛扰，亦度时揆势，可谓得所权宜者矣。然而存留供亿诸费，土贡方物等目，金差募运之资，总括毕输，便于民间，使无纷扰，可也。有司文牍，令史簿籍，自当具录旧有款目，明著功令所以并省之由，然后折以时之法度。庶几计司职守，与编户齐民，皆晓然于制有变更，数无增损也。文移日趋简省，而案牍久远无征：但存当时总括之数，不为条列诸科：则遇禁网稍弛，官吏不饬于法，或至增饰名目，抑配均输，以为合于古者惟正之贡，孰从而议其非制耶？
夫变法所以便民，而吏或缘法以为奸，文案之功，或不能备，图史所以为经国之典也。然而一代浩繁，史官之籍，有所不胜。独州县志书，方隅有限，可以条别诸目，琐屑无遗，庶以补国史之力之所不给也。自有明以来，外志纪载，率皆猥陋无法。至于田赋之事，以谓吏胥簿籍，总无当于文章巨丽之观，遂据见行案牍，一例通编，不复考究古今，深求原委；譬彼玉厄无当，谁能赏其华美者乎？明代条鞭之法，定于嘉靖之年，而和州旧志今可考者，亦自嘉靖中易鸾《州志》而止。当时正值初更章程，而州志即用新法，尽削旧条，遂使唐人两税以来沿革莫考，惜哉！又私门论议，官府文移，有关田赋利病，自当采入本书；如班书叙次晁错《贵粟》之奏入《食货志》，贾让《治河》之策入《沟洫志》，庶使事显文明，学归有用。否则裁入本人列传，便人参互考求，亦赵充国《屯田》诸议之成法也。近代志家类皆截去文词，别编为艺文志；而本门事实，及本人行业，转使扩落无材。岂志目大书专门，特标义例，积成卷轴，乃等于匏瓜之悬，仰而不食者耶？康诰旧志，略窥此风。后来秉笔诸家，毅然删去，一面至再，无复挽回，可为太息者也！
今自易《志》以前，其有遗者，不可追已；自易《志》以后，具录颠未，编次为书。其康诰《均田》之议，实有当于田赋利病；他若州中有关田赋之文，皆采录之，次于诸条之后；兼或采入列传，互相发明，疑者阙之。后之览者，或有取于斯焉。
和州志艺文书序例《易》曰：“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百官以治。万民以察。”夫文字之原，古人所以为治法也。三代之盛，法具于书，书守之官。
天下之术业，皆出于宫师之掌故，道艺于此焉齐，德行于此焉通，天下所以以同文为治。而《周官》六篇，皆古人所以即守官而存师法者也。不为官司职业所存，是为非法，虽孔子盲礼，必访柱下之藏是也。三代而后，文字不隶于职司，于是官府章程，师儒习业，分而为二，以致人自为书，家自为说。
盖泛滥而出于百司掌故之外者，遂纷然矣。六经皆属掌故，如《易》藏太卜，《诗》在太师之类。书既散在天下，无所统宗，于是著录部次之法，出而治之，亦势之所不容已。然自有著录以来，学者视为纪数簿籍，求能推究同文为治，而存六典识职之遗者，惟刘向、刘歆所为《七略》、《别录》之书而已。故其分别九流，论次诸子，必云出于古者某官之掌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，失而为某事之敝，条宣究极，隐括无遗。学者苟能循流而溯源，虽曲艺小数，诐辞邪说，皆可返而通乎大道：而治其说者，亦得以自辨其力之至与不至焉。
有其守之，莫或流也；有其趋之，莫或歧也。言语文章，胥归识职，则师法可复，而古学可兴，岂不盛哉？韩氏愈曰：“辨古书之正伪，昭昭然若黑白分。”盂子曰：“诐辞知其所蔽，淫辞知其所陷，邪辞知其所离，遁辞知其所穷。”孔子曰：“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。”夫欲辨古书之正伪，以几于知言，儿于多闻择善，则必深明官师之掌，而后悉流别之故，竟未流之失；是刘氏著录，所以为学术绝续之几也。不能究官师之掌，将无以条流别之故，而因以不知末流之失；则天下学术，无所宗师。“生心发政，作政害事”，孟子言之，断断如也。然而涉猎之士，方且炫博综之才；索隐之功，方且矜隅墟之见，以为区区著录之文，校雠之业，可以有裨于文事，噫！其惑也。
六典亡而为《七略》，是官失其守也；《七略》亡而为四部，是师失其传也。《周官》之籍富矣，保章天文，职方地理，虞衡理物，巫祝交神。各守成书以布治法，即各精其业以传学术，不特师氏、保氏所谓六艺《诗》、《书》之文也。司空篇亡，刘歆取《考工记》补之；非补之也，考工当为司空官属，其所谓记，即冬官之典籍。犹《仪礼》十七篇，为春官之典籍；《司马法》百五十篇，为夏官之典籍；皆幸而获传后世者也。当日典籍具存，而三百六十之篇，即以官秩为之部次，文章安得散也？衰周而后，官制不行，而书籍散亡，千百之中，存十一矣。就十一之仅存，而欲复三百六十之部次，非凿则漏，势有难行，故不得已而裁为《七略》尔。其云盖出古者某官之掌，盖之为言，犹疑辞也：欲人深思，而旷然自得于官师掌故之原也。故曰，六典亡而为《七略》，官失其守也。虽然，官师失业，处士著书，虽曰法无统纪，要其本旨，皆欲推其所学，可以见于当世施行。其文虽连缀，而指趋可约也；其说虽谲诡，而驳杂不出也。故老庄、申韩、名墨、纵横，汉初诸儒犹有治其业者，是师传未失之明验也。师传未亡，则文字必有所本；凡有所本，无不出于古人官守，刘氏所以易于条其别也。魏晋之间，专门之学渐亡，文章之士，以著作为荣华，诗赋、章表、铭箴、颂诔，因事结构。命意各殊，其旨非儒非墨，其言时离时合，衷而次之，谓之文集。流别之不可分者一也。
文章无本，斯求助于词采；纂组经传，摘抉子史，譬医师之聚毒，以待应时取给；选青妃紫，不主一家，谓之类书。流别之不可分者二也。学术既无专门，斯读书不能精一，删略诸家，取便省览，其始不过备一时之捷给，未尝有意留青，继乃积渐相沿，后学传为津逮。分之则其本书具在，合之则非一家之言，纷然杂出，谓之书钞。流别之不可分者三也。会心不足，求之文貌，指摘句调工拙；品节官商抑扬；俗师小儒，奉为模楷，裁节经传，摘比词章，一例丹铅，谓之评选，流别之不可分者四也。凡此四者，并由师法不立，学无专门，末俗支离，不知古人大体，下流所趋，实繁且炽。其书既不能悉付丙丁，惟有强编甲乙。而欲执《七略》之旧法，部末世之文章，比于枘凿方圆，岂能有合？故曰，《七略》流而为四部，是师失其传也。若谓史籍浩繁，《春秋》附庸，蔚成大国；《七略》以太史公列春秋家，至二十一史，不得不别立史部。名墨寥落，小宗支别，再世失传；名家者流，墨家者流，寥寥数家者，后代不复有其书矣。以谓《七略》之势，不得不变而为四部，是又浅之乎论著录之道者矣。
闻以部次治书籍，未闻以书籍乱部次者也。汉初诸子百家，浩无统摄，官《礼》之意亡矣。刘氏承西京之敝，而能推究古者官师合一之故，著为条贯，以溯其源，则治之未尝不精也。魏、晋之间，文集类书，无所统系，魏文帝撰徐、陈、应、刘之文，都为一集，挚虞作《文章流别集》，集之始也，魏文帝作《皇览》，类书之始也。专门传授之业微矣。而荀、李诸家，荀勖、李充。不能推究《七略》源流；至于王、阮诸家，王俭、阮孝绪。相去逾远。 其后方技兵书，合于子部，而文集自为专门，类书列于诸子。唐人四部之书，四部创于荀勖，体例与后代四部不同，故云始于唐人也。乃为后代著录不祧之成法，而天下学术，益纷然而无复纲纪矣。盖《七略》承六典之敝，而知存六典之遗法；四部承《七略》之敝，而不知存《七略》之遗法。是《七略》能以部次治书籍，而四部不能不以书籍乱部次也。且四部之藉口于不能复《七略》者：一曰史籍之繁，不能附《春秋》家学也，夫二十一史，部勒非难。 至于职官故事之书，谱牒纪传之体，或本官礼制作，或涉儒杂家言，不必皆史裁也。今欲括囊诸体，断史为部，于是仪注不入礼经，职官不通六典，谟诰离绝《尚书》，史评分途诸子。史评皆诸子之遗，入史部，非也。变乱古人立言本旨、部次成法以就简易，如之何其可也？二曰文集日繁，不列专部。
无所统摄也。夫诸子百家，非出官守，而刘氏推为官守之流别。则文集非诸子百家，而著录之书，又何不可治以诸子百家之识职乎？夫集体虽曰繁赜，要当先定作集之人。人之性情必有所近，得其性情本趣，则诗赋之所寄托，论辨之所引喻，纪叙之所宗尚，掇其大旨，略其枝叶，古人所谓一家之言，如儒、墨、名、法之中，必有得其流别者矣。如韩愈之儒家，柳宗元之名家，苏轼之纵横家，王安石之礼家。存录其文集本名，论次其源流所自，附其目于刘氏部次之后。而别白其至与不至焉，以为后学辨途之津逮；则卮言无所附丽，文集之敝，可以稍歇。庶几言有物而行有恒，将由《七略》专家，而窥六典遗则乎！家法既专，其无根驳杂，类钞评选之属，可以不烦而自治。
是著录之道，通于教法，何可遽以数纪部目之属，轻言编次哉？但学者不先有以窥乎天地之纯，识古人之大体，而遽欲部次群言，辨章流别，将有希几于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。是以著录之家，好言四部，而惮闻《七略》也。
史家所谓部次条别之法，备于班固，而实仿于司马迁。司马迁未著成法，班固承刘歆之学而未精。则言著录之精微，亦在乎熟究刘氏之业而已矣。究刘氏之业，将由班固之书，人知之；究刘氏之业，当参以司马迁之法，人不知也。夫司马迁所谓序次六家，条辨学术同异，推究利病，本其家学，司马谈论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。道德，以为六家。尚已。纪首推本《尚书》，《五帝本纪赞》。表首推本《春秋》，《三代世表序》。传首推本《诗》、《书》所阙；至虞夏之文，《伯夷列传》。皆著录渊源所自启也。其于六艺而后，周秦诸子，若盂荀三邹、老庄申韩、管晏、屈原、虞卿、吕不韦诸传，论次著述，约其归趣，详略其辞，颉颃其品；抑扬咏叹，义不拘墟，在人即为列传，在书即为叙录。古人命意标篇，俗学何可绳尺限也？刘氏之业，其部次之法，本乎官《礼》；至若叙录之文，则于太史列传，微得其裁。盖条别源流，治百家之纷纷，欲通之于大道，此本旨也。至于卷次部目，篇第甲乙，虽按部就班，秩然不乱，实通官联事，交济为功。如《管子》列干道家，而叙小学流别，取其《弟子职》篇，附诸《尔雅》之后；则知一家之书，其言可采，例得别出也。《伊尹》、《太公》，道家之祖。次其书在道家。《苏子》、《蒯通》，纵横家言。以其兵法所宗，遂重录于兵法权谋之部次，冠冕孙吴诸家，则知道德兵谋，凡宗旨有所统会，例得互见也。夫篇次可以别出，则学术源流，无阙间不全之患也；部目可以互见，则分纲别纪，无两歧牵掣之患也。学术之源流，无阙间不全；分纲别纪，无两歧牵掣；则《周官》六卿联事之意存，而太史列传互详之旨见。如《货殖》叙子贡，不涉《弟子列传》。《儒林》叙董仲舒、王吉，别有专传。治书之法，古人自有授受，何可忽也？自班固删《辑略》，而刘氏之《绪论》不传；《辑略》乃总论群书大旨。省部目，而刘氏之要法不著。班省刘氏之重见者而归于一。于是学者不知著录之法，所以辨章百家，通于大道，《庄子。天下》篇亦此意也。 而徒视为甲乙纪数之所需，无惑乎学无专门，书无世守，转不着巫祝符墟、医士秘方，犹有师传不失之道也。郑樵《校雠》之略，力纠《崇文》部次之失，自班固以下，皆有讥焉。然郑氏未明著录源流，当追官《礼》，徒斤斤焉纠其某书当甲而误乙，某书宜丙而讹丁。夫部次错乱，虽由家法失传，然儒、杂二家之易混，职官故事之多歧，其书本在两可之间，初非著录之误。 如使刘氏别出互见之法，不明于后世，虽使太史复生，扬雄再见，其于部次之法，犹是茫然不可统纪也。郑氏能讥班《志》附类之失当，而不能纠其并省之不当，可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。且吾观后人之著录，有别出《小尔雅》以归《论语》者，本《孔丛子》中篇名。《隋。经籍志》别出归《论语》。
有别出《夏小正》以入时令者。本《大戴礼》篇名。《文献通考》别出归时令，是岂足以知古人别出之法耶？特忘其所本之书，附类而失其依据者尔。
《嘉瑞记》既入五行，又互见于杂传；《隋书。经籍志》。《西京杂记》既入故事，又互见于地理；《唐书。艺文志》。是岂足以知古人互见之法耶？特忘其已登著录，重复而至于讹错者尔。夫未学支离，至附类失据，重复错讹。可谓极矣。究其所以歧误之由，则理本有以致疑，势有所以必至。徒拘甲乙之成法，而不于古人之所以别出、所以互见者，析其精微，其中茫无定识，弊固至乎此也。然校雠之家，苟未能深于学术源流，使之徒事裁篇而别出，断部而互见，将破碎纷扰，无复规矩章程，斯救弊益以滋弊矣。是以校雠师法，不可不传；而著录专家，不可不立也。
州县志乘艺文之篇，不可不熟议也。古者行人采书，大史掌典，文章载籍；皆聚于上；故官司所守之外，无坟籍也。后世人自为书，家别其说，纵遇右文之代，购典之期，其能入于秘府，领在史官者，十无七八，其势然也。
文章散在天下，史官又无专守，则同文之治，惟学校师儒得而讲习，州县志乘得而部次，著为成法，守于方州，所以备輶轩之采风，待秘书之论定；其有奇邪不衷之说，亦得就其闻见，校雠是正。庶几文章典籍，有其统宗，而学术人心，得所规范也。昔蔡邕正定石经，以谓四方之士，至有贿改兰台漆书，以合私家文字者，是当时郡国传习，与中书不合之明征也。文字点画，小学之功，犹有四方传习之异，况纪载传闻，私书别录，学校不传其讲习，志乘不治其部次；则文章散著，疑似两淆，后世问所依据而为之考定耶？郑樵论求书之法，以谓因地而求，因人而求，是则方州部录艺文，固将为因地因人之要删也。前代搜访图书，不悬重赏，则奇书秘策，不能会萃；苟悬重赏，则伪造古逸，妄希诡合。三坟之《易》，古文之《书》，其明征也。向令方州有部次之书，下正家藏之目，上借中秘之征，则天下文字，皆著籍录；虽欲私锢而不得，虽欲伪造而不能，有固然也。夫人口孳生，犹稽版籍；水土所产，犹列职方。况乎典籍文章，为学术源流之所自出，治功事绪之所流传，不于州县志书，为之部次条别，治其要删，其何以使一方文献无所阙失耶？ 和州志政略序例夫州县志乘，比于古者列国史书，尚矣。列国诸侯开国承家，体崇势异，史策编列世家，抗于臣民之上，固其道也。州县长吏，不过古者大夫邑宰之选，地非久居，官不世禄，其有甘棠留荫，循迹可风，编次列传，班于文学政事之间，亦其宜也。往牒所载，今不可知。若梁元帝所为《丹阳尹传》，见《隋志》，凡十卷。孙仲所为《贤牧传》，见《唐志》，十五卷。则专门编录，率由旧章。马、班《循吏》之篇，要为不易者矣。至于州县全志，区分品地，乃用名宦为纲，与乡贤、列女、仙释、流寓诸条，均分门类；是乃摘比之类书，词人之杂纂，虽略仿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中所附名目，实兔园招摭词藻之先资。欲拟《春秋》家学，外史掌故，人编列传，事具首尾，苟使官民同录，体例无殊，未免德操诣庞公之家，一室难分宾主者矣。
窃意蜀郡之慕文翁，南阳之思邵父，取其有以作此一方，为能兴利革弊；其人虽去，遗爱在民，职是故也。正使伯夷之清，柳下之惠，不嫌同科。其或未仕之先，乡评未协；去官之后，晚节不终：苟为一时循良，何害一方善政？夫以治绩为重，其余行业为轻，较之州中人物，要其始末，品其瑕瑜，草木区分，条编类次者，其例本不相侔。于斯分别标题，名为“政略”，不亦宜乎？夫略者，纲纪之鸿裁，编摩之伟号，黄石、淮南之属抗其题，《黄石公三略》、《淮南子要略》。张温、鱼豢之徒分其纪，张温《三吏略》，鱼豢《典略》。盖有取乎谟略之遗，不独郑樵之二十部也。郑樵《通志》二十略。以之次比政事，编著功猷，足以临莅邦人，冠冕列传，揆诸记载，体例允符；非谓如裴之野之删《宋略》，但取节文为义者也。
和州志列传总论志曰：传志之文，古无定体。《左氏》所引《军志》、《周志》诸文，即传也；盂子所对汤武苑囿之问，皆曰“于传有之”，即志也。六艺为经，则《论语》、《礼记》之文谓之传；卦爻为经，则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谓之传。自《左氏春秋》依经起义，兼史为裁。而司马迁七十列传，略参其例；固以十二本纪，窃比《春秋》者矣。夫其人别为篇，类从相次，按诸《左氏》，稍觉方严，而别识心裁，略规诸子。揆其命名之初，诸传之依《春秋》，不过如诸记之因经礼，因名定体，非有深文。即楚之屈原，将汉之贾生合传；谈天邹衍，缀大儒孟荀之篇；因人征类，品藻无方，咏叹激昂，抑亦吕氏六论之遗也。吕氏十二纪似本纪所宗，八览似八书所宗，六论似列传所宗。班史一卷之中，人分首尾，传名既定，规制纂密。然逸民四皓之属，王贡之附庸也。王吉、韦贤诸人，《儒林》之别族也。附庸如颛臾之寄鲁，署目无闻；别族如田陈之居齐，重开标额；征文则相如侈陈词赋，辨俗则东方不讳谐言。
盖卓识鸿裁，犹未可量以一辙矣。范氏东汉之作。则题目繁碎，有类米盐，传中所列姓名，篇首必标子注。于是列传之体，如注告身，首征祖系，未缀孙曾，循次编年，惟恐失坠。求如陈寿之述《蜀志》，旁采《季汉辅臣》，沈约之传灵运，通论六朝文史者，不为绳墨拘牵，微存作者之意，跫然如空谷之足音矣。然师般不作，规矩犹存。比缉成编，以待能者；和而不倡，宜若可为；第以著述多门，通材达识，不当坐是为詹詹尔。至于正史之外，杂记之书，若《高祖》、《孝文》，论述策诏，皆称为传。《汉。艺文志》有《高祖传》十三篇，《孝文传》十一篇。则故事之祖也。《穆天子传》、《汉武内传》，小说之属也。刘向《列女传》，嵇康《高士传》，专门之纪也。
王肃《家传》，王裒《世传》，一家之书也。《东方朔传》、《陆先生传》，一人之行也。至于郡邑之志，则自东京以往，讫于六朝而还，若《陈留耆旧传》、《会稽先贤传》之类；其不为传名者，若《襄阳耆旧记》、《豫章志后撰》之类；载笔繁委，不可胜数。网罗放失，缀辑前闻，譬彼丛流趋壑，细大不捐：五金在冶，利钝并铸者矣。司马迁曰：“百家言不雅驯，◆绅先生难言之。”又曰：“不离古又者近是。”又曰：“择其言尤雅者。”“载籍极博，折衷六艺。《诗》、《书》虽阙，虞夏可知。”然则旁推曲证，闻见相参，显微阐幽，折衷至当，要使文成法立，安可拘拘为划地之趋哉？
夫合甘辛而致味，通纂组以成文，低昂时代，衡鉴士风，论世之学也。
同时比德，附出均编，类次之法也。情有激而如平，旨似讽而实惜，予夺之权也。或反证若比，或吕遥引如兴；一事互为详略，异撰忽尔同编，品节之理也。言之不文，行之不远。聚公私之记载，参百家之短长，不能自具心裁，而斤斤焉徒为文案之孔目，何以使观者兴起，而遽欲刊垂不朽耶？且国史证于外志，外志征于家牒，所征者博，然后可以备约取也，今之外志，纪传无分，名实多爽，既以人物列女标为专门，又以文苑乡贤区为定品；裁节史传，删略事实，逐条附注，有似类书摘比之规，非复古人传记之学；拟于国别为书，丘分作志，不亦难乎？又其甲科仕宦，或详选举之条，志状碑铭，列入艺文之内。一人之事，复见叠出，或注传详某卷，或注事见某条；此殆有类本草注药，根实异部分收；韵书通音，平仄互标为用者矣。文非雅驯，学者难盲。今以正史通裁，特标列传，旁推互证，勒为专家；上裨古史遗文，下备后人采录，庶有作者，得以考求。如谓不然，请俟来哲。
和州志阙访列传序例孔子曰：“吾犹及史之阙文也。”又曰：“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。”夫网罗散失，紬绎简编，所见所闻，时得疑似，非贵阙然不讲也。夫郭公夏五，原无深文，耒◆网罟，亦存论说。而《春秋》仍列故题，《尚书》断自《尧典》；疑者阙而弗竟，阙者存而弗删，斯其慎也。司马迁曰：“书阙有间，其轶时时见于他说。”夫疑似之迹，未必无他说可参，而旧简以古文为宗，百家以雅驯是择，心知其意，所以慨然于好学深思之士也。班固《东方朔传》，以谓奇言怪语，附著者多，遂详录其谐隐射覆琐屑之谈，以见朔实止此，是史氏释疑之家法也。陈寿《蜀志》，以诸葛不立史官，蜀事穷于搜访，因录杨戏季汉名臣之赞，略存姓氏，以致其意，是史牒阙文之旧章也。寿别撰《益部耆旧传》十卷，是寿未尝略蜀也。《益部耆旧传》不入《蜀志》，体例各有当也。或以讥寿，非也。自史学失传，中才史官不得阙文之义，喜繁辞者，或杂奇邪之说；好简洁者，或删经要之言；《晋书》喜采小说，《唐书》每删章奏。多闻之旨不遵，慎言之训误解。若以形涉传疑，事通附会，含毫莫断，故牒难征，谓当削去篇章，方合阙文之说。是乃所谓疑者灭之而已，更复何阙之有？郑樵著《校雠略》，以谓馆阁征书，旧有阙书之目；凡考文者，必当录其部次，购访天下。其论可谓精矣。
窃谓典籍如此，人文亦然。凡作史者，宜取论次之余，或有人著而事不详，若传歧而论不一者，与夫显列名品，未征事实，清标夷齐，而失载西山之薇；学著颜曾，而不传东国之业，一隅三反，其类实繁。或由载笔误删，或是虚声泛采，难凭臆断，当付传疑；列传将竟，别裁阙访之篇，以副慎言之训，后之观者，得以考求。使若陈寿之季汉名臣，见上。常璩之华阳士女，《华阳国志》有序录士女志，止列姓名，云其事未详。不亦善乎？至于州县之志，体宜比史加详；而向来撰志，条规人物，限于尺幅，摘比事实，附注略节，与方物土产区门分类，约略相同。至其所注事实，率似计荐考语，案牍谳文，骈偶其词，断而不叙。士曰孝友端方，慈祥恺悌；吏称廉能清慎，忠信仁良；学尽汉儒，贞皆姜女；千篇一律，葭苇茫然，又何观焉？今用史氏通裁，特标列传，务取有文可诵，据实堪书，前志所遗，搜访略尽。他若标名略注，事实难征，世远年湮，不可寻访，存之则无类可归，削之则潜德弗曜。凡若此者，悉编为《阙访列传》，以俟后来者之别择云尔。
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上《记》曰：“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：比事属辞，《春秋》教也。”言述作殊方，而风教有异也。孟子曰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乎？”言坟籍具存，而作者之旨，不可不辨也。古者史官各有成法，辞文旨远，存乎其人。孟子所谓其文则史，孔予以谓义则窃取，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，而义意为圣人所独裁。然则良史善书，亦必。有道矣。前古职史之官不可考，《春秋》列国之良史，著董狐、南史之直笔，左史倚相之博雅，其大较也。
窃意南、董、左史之流，当时必有师法授受。第以专门之业，事远失传，今不得而悉究之也。司马迁网罗散失，采获旧闻，撰为百三十篇，以绍《春秋》之业。其于衰周战国所为《春秋》家言，如晏婴、虞卿、吕不韦之徒，《晏子春秋》、《虞氏春伙》、《吕氏春秋》，皆有比事属辞之体。即当时《春秋》家言，各有派别，不尽春王正月一体也。皆叙录其著述之大凡，缉比论次，所以明己之博采诸家，折衷六艺，渊源流别，不得不详所自也。司马迁《自序》绍《春秋》之业。盖溯其派别所自，非僭妄之言。司马氏殁，班固氏作，论次西京史事，全录《太史自序》，推其义例，殆与相如、扬雄列传同科。范蔚宗《后汉》之述班固，踵成故事，墨守旧法，绳度不逾；虽无独断之才，犹有饩羊告朔，礼废文存者也。及《宋书》之传范蔚宗，《晋书》之传陈寿，或杂次文人之列，或猥编同时之人。而于史学渊源，作述家法，不复致意，是亦史法失传之积渐也。至于唐修《晋》、《隋》二书，惟资众力。人才既散，共事之人，不可尽知，或附著他人传未，或互见一、二文人称说所及，不复别有记载，乃使《春秋》家学，塞绝梯航，史氏师传，茫如河汉。譬彼收族无人，家牒自乱；淄流驱散，梵刹坐荒；势有必至，理有固然者也。
夫马、班著史，等于伏、孔传经。大义微言，心传口授；或欲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；或使大儒伏阁，受业于其女弟。岂若后代纪传，义尽于简篇，文同于胥史，拘牵凡例，一览无遗者耶？然马、班《儒林》之篇，能以六艺为纲，师儒传授。绳贯珠联，自成经纬，所以明师法之相承，溯渊源于不替者也。《儒林传》体，以经为纲，以人为纬，非若寻常列传，详一人之生平者也。自《后汉书》以下，失其传矣。后代史官之传，苟能熟究古人师法，略仿经师传例，标史为纲，因以作述流别，互相经纬。试以马、班而论，其先藉之资，《世本》、《国策》之于迁《史》，扬雄、刘歆之于《汉书》是也。 后衍其传，如杨恽之布迁《史》，马融之受《汉书》是也。别治疏注，如迁《史》之徐广、裴◆，《汉书》之服虔、应劭是也。凡若此者，并可依类为编，申明家学，以书为主，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。则《春秋》经世，虽谓至今存焉可也。至于后汉之史，刘珍、袁宏之作，华峤、谢承、司马彪之书，皆与范氏并列赅存。晋氏之史，自王隐、虞预、何法盛、干宝、陆机、谢灵运之流，作者凡一十人家，亦云盛矣。而后人修史，不能条别诸家体裁，论次群书得失，萃合一篇之中。比如郢人善斫，质丧何求？夏礼能言，无征不信者也。他若聚众修书，立监置纪，尤当考定篇章，覆审文字，某纪某书，编之谁氏，某表某传，撰自何人。乃使读者察其臧慝，定其是非，庶几泾渭虽淆，淄渑可辨；未流之弊，犹恃堤防。而唐、宋诸家，讫无专录，遂使经生帖括，词赋雕虫，并得啁啾班、马之堂，攘臂汗青之业者矣。 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晋挚虞创为《文章志》，叙文士之生平，论辞章之端委，范史《文苑列传》所由仿也。肉县文士记传，代有缀笔，而文苑入史，亦遂奉为成规。至于史学流别。讨论无闻，而史官得失，亦遂置之度量之外。甚矣，世之易言文而惮言史也！夫迁、固之韦，不立文苑，非无文也；老庄申韩、管晏、孟荀、相如、扬雄、枚乘邹阳，所为列传，皆于著述之业，未尝不三致意焉。不标文苑，所以论次专家之学也。文苑而有传，盖由学无专家；是文章之弛。然而史臣载笔，侈言文苑，而于《春秋》家学‘，派别源流，未尝稍容心焉，不知将自命其史为何如也？《文章志》传，挚虞而后，沈约、傅亮、张骘诸人，纷纷撰录；傅亮《续文章志》，沈约《宋世文章志》，张騭《文士传》。 指亦不胜屈矣。然而史臣采掂，存其大凡，著录诸书，今皆亡失。则史氏原委，编摩故迹，当其撰辑成书之际，公骘私楮，未必全无征考也。乃前史不列专题，后学不知宗要，则虽有踪迹；要亦亡失无存。遂使古人所谓官守其书，而家世其业者，乃转不如文采辞章，犹得与于常宝鼎《文选著作人名》之列也。常书凡三卷。唐李肇著《经史释题》，宗谏注《十三代史目》，其书编于目录部类，则未通乎记传之宏裁也。赵宋孔平仲尝著《良史事迹》，其书今亦不传，而著录仅有一卷，则亦猥陋不足观采也。
夫史臣创例，各有所因。列女本于刘向，孝义本于萧广济，晋人，作《孝子传》。忠义本于梁元帝，《忠臣传》三十卷，隐逸本于皇甫温，《逸士传》、《高士传》。皆前史通裁，因时制义者也。马、班《儒林》之传，本于博士所业，惜未取史官之掌，勒为专书。后人学识，不逮前人，故使未得所承，无能为役也。汉儒传经，师法亡矣。后史儒林之篇，不能踵其条贯源流之法，然未尝不取当代师儒，就其所业，以志一代之学。则马、班作史，家法既失，后代史官之事，纵或不能协其义例，何不可就当时纂述大凡，人文上下，论次为传，以集一史之成乎？
夫儒林治经，而文苑谈艺，史官之业，介乎其间，亦编摩之不可不知所务者也。或以艺文部次，登其卷帙，叙录后语，略标作者之旨，以谓史部要旨，已见大凡；则不知经师传注，文士辞章，艺文未尝不著其部次。而儒林文苑之篇，详考生平，别为品藻，参观互证，胡可忽诸？其或事迹繁多，别标特传，不能合为一篇，则于史官篇内。亦当存录姓名，更注别自有传。董仲舒、王吉、韦贤之例，自有旧章，仲舒治《春秋》，王吉治《毛诗》，韦贤治《鲁诗》，并见《儒林》而别有专传。两无妨害者也。夫荀卿著《礼》、《乐》之论，乃非十二子书，庄周恣荒唐之言，犹叙禽、墨诸子，欲成一家之作，而不于前人论著，条析分明，祖述渊源，折衷至当；虽欲有功前人，嘉惠来学，譬则却步求前，未有得其至焉者也。
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下州县志书，论次前人撰述，特编列传，盖创例也。举此而推之四方，使《春秋》经世，史氏家法，灿然大明于天下，则外志既治，书有统会，而国史要删，可以抵掌言也。虽然，有难叙者三，一有不可不叙者三，载笔之士，不可不熟察此论也。
何谓难叙者三？一曰书无家法，文不足观，易于散落也。唐、宋以后，史法失传，特言乎马、班专门之业，不能复耳。若其纪、表成规，志、传旧例，历久不渝，等于科举程式，功令条例，虽中庸史官，皆可勉副绳墨，粗就隐括。故书虽优劣不齐，短长互见，观者犹得操成格以衡笔削也。外志规矩荡然，体裁无准，摘比似类书。注记如簿册，质言似肯吏，文语若尺牍，观者茫然，莫能知其宗旨。文学之士，鄙弃不观；新编告成，旧志遽没。比如寒暑之易冠衣，传舍之留过客，欲求存录，不亦难乎？二曰纂修诸家，行业不详，难于立传也。史馆征儒，类皆文学之上，通籍朝绅，其中且有名公卿焉。著述或见艺文，行业或详列传，参伍考求，犹易集也。州县志书，不过一时游宦之士，偶尔过从。启局杀青，不逾岁月；讨论商榷，不出州闾。
其人或有潜德莫征，懿修未显，所游不知其常，所习不知其业，等于萍踪之聚，鸿爪之留，即欲效文苑之联编，仿儒林之列传，何可得耶？三曰题序芜滥，体要久亡，难征录例也。马、班之传，皆录自序。盖其生平行业，与夫笔削大凡，自序已明；据本直书，编入列传；读者苟能自得，则于其书思过半矣。原叙录之所作，虽本《易。系》、《诗》篇，而史氏要删，实自校雠诸家，特重其体。刘向所谓条其篇目，撮其旨意，录而奏上之文，类皆明白峻洁，于其书与人，确然并有发明。简首题辞，有裨后学，职是故也。后代文无体要，职非校勘，皆能率尔操觚。凡有简编，辄题弁语；言出公家，理皆泛指。掩其部次，骤读序育，不知所指何人，所称何事。而文人积习相沿，莫能自反，抑亦惑矣。州县修志，尤以多序为荣，隶草夸书，风云竞体。棠阴花满，先为循吏颂辞；水激山峨，又作人文通赞。千书一律，观者索然；移之甲乙可也，界之丙丁可也。尚得采其旧志序言，录其前书凡例，作列传之取材，为一书之条贯耶？凡此三者，所为难叙者也。
何谓不可不叙者三？一曰前志不当，后志改之，宜存互证也。天下耳目无穷，一人聪明有限，《禹贡》岷山之文尚矣，得《缅志》，而江源详于金沙。郑玄娑尊之说古矣，得王肃，而铸金凿其牺背。穷经之业，后或胜前，岂作志之才，一成不易耶？然后人裁定新编，未必遽存故录，苟前志失叙，何由知更定之苦心，识辨裁之至当？是则论次前录，非特为旧志存其姓氏，亦可为新志明其别裁耳。二曰前志有征，后志误改，当备采择也。人心不同，如其面也，为文亦复称是。史家积习，喜改旧文，取其易就凡例，本非有意苛求。然淮阴带剑，不辨何人；太史公《韩信传》云：淮阴少年辱信云“若虽长大，中情怯耳”。班固删去“若”字，文义便晦。太尉携头，谁当假借？
前人议《新唐书。段秀实传》云：柳宗元状称太尉曰“吾带吾头来矣”。文自明。《新唐书》改云：“吾带头来矣。”是谁之头耶？不存当日原文，则三更其手，非特亥豕传讹，将恐虫鱼易体矣。三曰志当递续，不当迭改，宜衷凡例也。迁书采《世本》、《国策》，集《尚书》世纪，《南、北史》集沈、萧、姚、李八家之书，未闻新编告成，遽将旧书覆瓿也。区区州县志乘，既无别识心裁，便当述而不作。乃近人载笔，务欲炫长，未窥龙门之藩，先习狙公之术，移三易四，辗转相因，所谓自扰也，夫三十年为一世，可以补辑遗文，搜罗掌故。更三十年而往，遗待后贤，使甲编乙录，新新相承，略如班之续马，范之继班，不亦善乎？藉使前书义例未全、凡目有阙，后人创起，欲补逸文，亦当如马无地理，班《志》直溯《夏书》；梁、陈无志，《隋书》上通五代；渠、陈、北齐、后周、隋五代。例由义制，何在不然？乃竟租更凡目，全录旧文，得鱼忘筌，有同剽窃，如之何其可也？然琴瑟不调，改而更张。今兹创定一书，不能拘于递续之例；或且以矛陷盾，我则不辞；后有来者，或当鉴其衷曲耳。历叙前志，存其规模，亦见刨例新编，初非得已。凡此三者，所谓不得不叙者也。 和州文征序例乾隆三十九年，撰《和州志》四十二篇。编摩既讫，因采州中著述有裨文献，若文词典雅有壮观瞻者，辑为奏议二卷，征述三卷，论著一卷，诗赋二卷，合为《文征》八卷，凡若干篇。既条其别，因述所以来辑之故，为之叙录。 叙曰：古人著述，各自名家，未有采辑诸人，裒合为集者也。自专门之学散，而别集之风日繁，其文既非一律，而其言时有所长，则选辑之事兴焉。 至于史部所征，汉代犹为近古。虽相如、扬雄、枚乘、邹阳，但取辞赋华言，编为列传；原史臣之意，虽以存录当时风雅，亦以人类不齐，文章之重，未尝不可与事业同传；不尽如后世拘牵文义，列传止征行迹也。但西京风气简质，而迁、固亦自为一家之书，故得用其义例。后世文字，如滥觞之流为江河，不与分部别收，则纪载充栋，将不可纪极矣。唐刘知几尝患史传载言繁富，欲取朝廷诏令，臣下章奏，仿表、志专门之例，别为一体，类次纪、传之中，其意可为善矣。然纪、传既不能尽削文辞，而文辞特编入史，亦恐浩博难罄。此后世所以存其说，而讫不能行也。 夫史氏之书，义例甚广；《诗》、《书》之体，有异《春秋》。若《国语》十二，《国风》十五，所谓典训风谣，各有攸当。是以太师陈诗，外史又掌四方之志，未闻独取备于一类之书也。自孔追《文苑》、萧统《文选》而后，唐有《文粹》，宋有《文鉴》，皆括代选文，广搜众体。然其命意发凡，仍未脱才子论文之习，经生帖括之风，其于史事，未甚亲切也。至于元人《文类》，则习久而渐觉其非。故其撰辑文辞，每存史意，序例亦既明言之矣。然条别未分，其于文学源流，鲜所论次。又古人云：“诵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乎？”作者生平大节，及其所著书名，似宜存李善《文选》注例，稍为疏证。至于建言发论，往往有文采斐然，读者兴起，面终篇扼腕，不知本事始末何如。此殆如梦古人而遽醒，聆妙曲而不终，未免使人难为怀矣。凡若此者，并是论文有余，证史不足，后来考史诸家，不可不熟议者也。
至若方州选文，《国语》、《国风》之说远矣。若近代《中州》、《河汾》诸集，《梁园》、《金陵》诸编，皆能画界论文，略寓征献之意，是亦可矣。
奈何志家编次艺文，不明诸史体裁，乃以诗辞歌赋、记传杂文，全仿选文之例，列于书志之中，可谓不知伦类者也。是用修志余暇，采俯诸体，草创规制，约略以类相从，为叙录其流别，庶几踵斯事者，得以增华云尔。
奏议第一文征首奏议，犹志首编纪也。自萧统选文，以赋为一书冠冕，论时则班固后于屈原，论体则赋乃诗之流别，此其义例，岂复可为典要？而后代选文之家，奉为百世不祧之祖，亦可怪已！今取奏议冠首，而官府文移附之。奏议拟之于纪，而文移拟之政略，皆掌故之藏也。
征述第二征述者，记传序述志状碑铭诸体也。其文与列传图书，互为详略。盖史学散而书不专家，文人别集之中，应酬存录之作，亦往往有记传诸体，可裨史事者。萧统选文之时，尚未有此也。后代文集中兼史体，修史传者往往从而取之。则征述之文，要为不易者矣。
论著第三论著者，诸子遗风，所以托于古之立言垂不朽者，其端于是焉在。刘勰谓论之命名，始于《论语》，其言当矣。晁氏《读书志》，援“论道经邦”，出于《尚书》，因低刘氏之疏略。夫《周官》篇出伪古文，晁氏曾不之察，亦其惑也。诸子风衰，而文士集中乃有论说辨解诸体，若书犊题跋之类，则又因事立言，亦论著之派别也。 诗赋第四诗赋者，六义之遗。《国风》一体，实于州县文征为近。《甘泉》、《上林》，班固录于列传，行之当世可也。后代文繁，固当别为专书。惟诗赋家流，至于近世，溺于辞采，不得古者国史序《诗》之意，而蚩蚩焉争于文字工拙之间，皆不可与言文征者也。兹取前人赋咏，依次编列，以存风雅之遗；同时之人，概从附录，以俟后来者之别择焉。
卷七外篇二
此见列国之书，不得自擅，必禀外史一成之例也。此则撰志诸家，不明史学之过也。
吕氏十二月令，但名为纪，而司马迁、班固之徒，则称本纪。原其称本之义，司马迁意在绍法《春秋》。顾左氏、公、毂专家，各为之传；而迁则一人之书，更著书、表、列传以为之纬，故加纪以本，而明其纪之为经耳。
其定名则仿《世本》之旧称。班固不达其意，遂并十志而题为本志。然则表、传之不加本称者，特以表称年表，传称列传，与本纪俱以二字定名，惟志止是单名，故强配其数，而不知其有害于经纪纬传之义也。古人配字双单，往往有之，如《七略》之方称经方，《淮南子》论称书论之类，不一而足。惟无害于文义，乃可为之耳。至于例以义起，方志撰纪，以为一书之经，当矣。 如亦从史而称本纪，则名实混淆，非所以尊严国史之义也。且如后世文人所著诗文，有关当代人君行事，其文本非纪体，而亦称恭纪以致尊崇，于义固无害也。若称本纪，则无是理矣。是则方志所谓纪者，临本书之表、传，则体为轻，对国史之本纪。则又为纬矣。是以著纪而不得称本焉。
迁、固而下，本纪虽法《春秋》，而中载诏诰号令，又杂《尚书》之体。
至欧阳修撰《新唐书》，始用大书之法，笔削谨严，乃出迁、固之上，此则可谓善于师《春秋》者矣。至于方志撰纪，所以备外史之抬遗，存一方之抵奉，所谓循堂槛而测太阳之照，处牖隙而窥天光之通，期于慎辑详志，无所取于《春秋》书事之例也。是以恭录皇言，冠于首简，与史家之例，互相经纬，不可执一例以相拘焉。
大哉王言，出于《尚书》；王言如丝，出于《礼记》。盖三代天子称王，所以天子之言称王言也。后世以王言承用，据为典故，而不知三代以后，王亦人臣之爵。凡称天子诏浩亦为玉言，此则拘于泥古，未见其能从时者也。 夫《尚书》之文，臣子自称为朕，所言亦可称浩。后世尊称，既定于一，则文辞必当名实相符，岂得拘执古例，不知更易？是以易王言之旧文，称皇言之鸿号，庶几事从其质，而名实不淆。
敕天之歌，载于谟典；而后史本纪，惟录诏诰。盖诗歌抒发性情，而诏诰施于政事，故史部所收，各有当也。至于方志之体，义在崇奉所尊，于例不当别择。前总督李卫所修《畿辅通志》，首列诏谕、宸章二门，于义较为允协。至永清一县，密迩畿南，固无特颁诏谕。若牵连诸府、州、县，及统该直隶全部，则当载入通志，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内，遂冒录以入书。如有恩赐、蠲通、赈恤，则事实恭登恩泽之纪，而诏谕所该者广，是亦未敢越界而书。惟是覃恩恺泽，褒赠◆封，固家乘之光辉，亦邑书之弁冕，是以辑而纪之。御制诗章，止有《冰窖》一篇，不能分置卷帙，恭录诏谕之后，以志云汉光华云尔。
永清县志恩泽纪序例古者，左史纪言，右史纪事，朱子以谓言为《尚书》之属，事为《春秋》之属，其说似矣。顾《尚书》之例，非尽纪言；而所谓纪事之法，亦不尽于春王正月一体也。《周官》五史之法，详且尽矣；而记注之书，后代不可尽详。盖自《书》与《春秋》而外，可参考者，《汲家周书》似《尚书》，《竹书纪年》似《春秋》而已。然而《穆天子传》，独近起居之注。其书虽若不可尽信，要亦古者记载之法，经纬表里，各有所主；初不拘拘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二体，而即谓法备于是，亦可知矣。三代而后，细为宫史，若《汉武禁中起居注》、马后《显宗起居注》是也；大为时政，若唐《贞观政要》、《周显德日历》是也；以时记录，历朝起居注是也；荟粹全书，梁太清以下实录是也。盖人君之德如天，◆计躔测，玑量圭度，法制周遍，乃得无所阙遗。
是以《周官》立典，不可不详其义，而《礼》言左史、右史之职，诚废一而不可者也。
纪之与传，古人所以分别经纬，初非区辨崇卑。是以迁《史》中有无年之纪，刘子玄首以为讥，班《书》自叙，称十二纪为春秋考纪，意可知矣。
自班、马而后，列史相仍，皆以纪为尊称，而传乃专属臣下，则无以解于《穆天子传》与《高祖》、《孝文》诸传也。今即列史诸帝有纪无传之弊论之。
如人君行迹，不如臣下之详，篇首叙其灵证，篇终断其大略；其余年编月次，但有政事，以为志传之纲领；而文势不能更及于他，则以一经一纬，体自不可相兼故也。诚以《春秋》大旨断之，则本纪但具元年即位，以至大经大法，足为事目。于义惬矣。人君行事，当参以传体，详载生平，冠于后妃列传之上。
是亦左氏之传，以惠公元妃数语，先经起事，即属隐公题下传文，可互证也。
但纪传崇卑，分别已久；君臣一例，事理未安；则莫若一帝纪终，即以一帝之传次其纪后。如郑氏《易》之以《象传》、《绿辞》附于本卦之后之例，且崇其名曰大传，而不混列传；则名实相符，亦似折中之一道也。方志纪载，则分别事言，统名以纪，盖所以备外史之是正，初无师法《春秋》之义例，以是不可议更张耳。
永清县志职官表序例职官选举，入于方志，皆表体也。而今之编方志者，则曰史有百官志与选举志，是以法古为例，定以鸿名，而皆编为志，斯则迂疏而寡当者矣。夫史志之文，职官详其制度，选举明其典则，其文或仿《周官》之经，或杂记传之体，编之为志，不亦宜乎！至于方志所书，乃是历官岁月，与夫科举甲庚，年经事纬，足以爽豁眉目，有所考索，按格而稽，于事足矣。今编书志之体，乃以知县、典史、教谕、训导之后，分类相从，遂使乾隆知县，居于顺治典史之前；康熙训导，次诸雍正教谕之后。其有时事后先，须资检阅，及同僚共事，欲考岁年；使人反覆披寻，难为究竟，虚占篇幅，不知所裁。
不识何故而好为自扰如斯也！夫人编列传，史部鸿裁，方志载笔，不闻有所规从；至于职官选举，实异名同，乃欲巧为附依，此永州铁炉之步，所以致慨于千古也。
《周官》御史掌赞书，数从政，郑氏注谓“数其现在之官位”。则官职姓名，于古盖有其书矣。三百六十之官属，而以从政记数之登书，窃意亦必有法焉。周谱经纬之凡例，恐不尽为星历一家之用也。刘向以谱与历合为一家，归于术数。而司马迁之称周谱，则非术数之书也。疑古人于累计之法，多用谱体。班固《百官公卿表》，叙例全为志体，而不以志名者，知历官之须乎谱法也。以《周官》之体为经，而以汉表之法为纬，古人之立法，博大而不疏，概可见矣。
东京以还，仅有职官志，而唐、宋之史，乃有宰辅表，亦谓百职卿尹之不可胜收也。至于专门之书，官仪簿状，自两汉以还，代有其编，而列表编年，宋氏始多其籍；司乌光《百官公卿表》百五十卷之类。亦见历官纪数之书，每以无文而易亡也。至于方州记载，唐、宋厅壁题名，与时湮没，其图经古制，不复类聚官人，非阙典欤？元、明以来，州县志书，往往存其历任，而又以记载无法，致易混淆，此则不可不为厘正者也。或谓职官列表，仅可施于三公宰辅，与州县方志，一则体尊而例严，一则官少而易约也。若夫部府之志，官职繁多，而尺幅难竟，如皆表之，恐其易经而难纬也。上方年月为经，首行官阶为纬，官多布格无容处也。夫立例不精，而徒争于记载之难约，此马、班以后，所以书繁而事阙也。班史《百官》之表，卷帙无多，而所载详及九卿；唐、宋宰辅之表，卷帙倍增，而所载止画于丞弼。非为古书事简，而后史例繁也，盖以班分类附之法，不行于年经事纬之中，宜其进退失据，难于执简而驭繁也。按班史，表列三十四官，格止一十四级；或以沿革，并注首篇；相国、丞相、奉常、太常之类。或以官联，共居一格。大行令、大鸿胪同格，左冯翊、京兆尹同格之类。篇幅简而易省，事类从而易明，故能使流览者，按简而无复遗逸也。苟为统部列表，则督抚提镇之属，共为一格。布按巡守之属，共为一格。其余以府州画格，府属官吏，同编一格之中，固无害也。及撰府州之志，即以州县各占一格，亦可不致阙遗。是则历官著表，断无穷于无例可通，况县志之固可一官自为一格欤？ 姓名之下，注其乡贯科甲，盖其人不尽收于政略，注其首趾，亦所以省传文也。无者阙之。至于金石纪载，他有所证，而补收于志，即以金石年月冠之，不复更详其初仕何年，去官何月，是亦势之无可如何者耳。至于不可稽年月而但有其姓名者，则于经纬列表之终，横列以存其目，亦阙疑俟后意云尔。
永清县志选举表序例选举之表，即古人贤书之遗也。古者取士，不立专科，兴贤出长，兴能出治，举才即见于用，用人即见于事。两汉贤良、孝、秀，与夫州郡辟署，事亦见于纪传，不必更求选举之书也。隋唐以来，选举既专，资格愈重。科条繁委，故事相传，选举之书，累然充栋。则举而不必尽用，用而不必尽见于事。旧章故典，不可求之纪传之中，而选举之文，乃为史志之专篇矣。
志家之载选举，不解年经事纬之法，率以进士、举人、贡生、武选，各分门类；又以进士冠首，而举贡以次编于后。于是一人之由贡获举而成进士者，先见进士科年，再搜乡举时代，终篇而始明其入贡年甲焉；于事为倒置，而文岂非复沓乎？间有经纬而作表者，又于旁行斜上之中，注其事实。以列传之体而作年表，乃元人撰《辽》、《金史》之弊法，虚占行幅，而又混眉目，不识何所取乎此也。
史之有表，乃列传之叙目。名列于表，而传无其人者，乃无德可称，而书事从略者也。其有立传而不出于表音，事有可纪，而用特书之例也。今撰志者，选举、职官之下，往往杂书一二事实。至其人之生平大节，又用总括大略，编于人物名宦条中，然后更取传志全篇，载于艺文之内，此云详见某项，彼云已列某条，一人之事，复见叠出。而能作表者，亦不免于表名之下，更注有传之文，何其扰而不精之甚欤？ 表有有经纬者，亦有不可以经纬者。如永清岁贡，嘉靖以前，不可稽年甲者七十七人，载之无格可归，删之于理未惬，则列叙其名于嘉靖选举之前，殿于正德选举之末；是《春秋》归余于终，而《易》卦终于《未济》之义也。
史迁《三代世表》，于夏泄而下，无可经纬，则列叙而不复纵横其体，是亦古法之可通者矣。
永清县志士族表序例方志之表士族，盖出古法，非创例也。《周官》小史：“奠系世，辨昭穆。”杜子春注：“系世若诸侯、卿大夫系本之属”是也。《书》曰：“平章百姓。”郑康成曰：“百姓谓群臣之父子兄弟。”平章乃辨别而章明之也。
先王锡土分姓，所以尊人治而明伦叙者，莫不由此。故欲协和万邦，必先平章百姓，典綦重矣。
士亦民也，详上族而略民姓，亦犹行古之道也。《周官》乡大夫“以岁时登夫家之众寡”，三年以大比兴一乡之贤能。夫民贱而士贵，故夫家众寡，仅登其数；而贤能为卿大夫者，乃详世系之牒；是世系之牒，重于户口之书，其明征也。近代方志，无不详书户口，而世系之载，阒尔无闻，亦失所以重轻之义矣。
夫合人而为家，合家而为国，合国而为天下。天下之大，由合人多家始也。家不可以悉数，是以贵世族焉。夫以世族率齐民，以州县领世族，以司府领州县，以部院领司府，则执简驭繁，天下可以运于掌也。孟子曰：“所谓故国者，非谓有乔木也，有世臣之谓也。”州县之书，苟能部次世族，因以达于司府部院，则伦叙有所联，而治化有所属矣。今修志者，往往留连故迹，附会桑梓，而谱牒之辑阙然，是则所谓重乔木而轻世家矣。
谱牒掌之于官，则事有统会，人有著籍，而天下大势可以均平也。今大江以南，人文称盛，习尚或近浮华。私门谱牒，往往附会名贤，侈陈德业，其失则诬。大河以北，风俗简朴，其人率多椎鲁无文。谱牒之学，阙焉不备，往往子孙不志高曾名字。间有所录，荒略难稽，其失则陋。夫何地无人，何人无祖，而偏诬偏陋，流弊至于如是之甚者？谱牒不掌于官，而史权无统之故也。
或谓古人重世家，而其后流弊，至于争门第。魏晋而后，王、谢、崔、卢，动以流品相倾轧；而门户风声，贤者亦不免于存轩轾，何可为训耶？此非然也。吏部选格，州郡中正，不当执门阀而定铨衡，斯为得矣。若其谱牒，掌于曹郎令史，则固所以防散佚而杜伪托，初非有弊也。且郎吏掌其谱系，而吏部登其俊良，则清门巨族，无贤可以出长，无能可以出治者，将激励而争于自见矣。是亦鼓舞贤才之一道也。
史迁世表，但纪三五之渊源；而《春秋》氏族，仅存杜预之世谱，于是史家不知氏族矣。欧阳《宰相世系》，似有得于知几之寓言。《史通。书志》篇。欲立氏族志，然意存商榷，非刘本旨。第邓州韩氏，不为宰相，以退之之故，而著于篇，是亦创例而不纯者也。魏收《官氏》与郑樵《氏族》，则但纪姓氏源流，不为条列支系。是史家之表系世，仅见于欧阳。而后人又不为宗法，毋亦有鉴于欧阳之为例不纯乎？窃惟网罗一代，典籍浩繁，所贵持大体，而明断足以决去取，乃为不刊之典尔。世系不必尽律以宰相，而一朝右族，声望与国相终始者，纂次为表，篇帙亦自无多也。标题但署为世族，又何至于为例不纯欤？刘歆曰：“与其过而废也，毋宁过而存之。”其是之谓矣。
正史既存大体，而部府州县之志，以渐加详焉。所谓行远自迩，登高自卑，州县博收，乃所以备正史之约取也。或曰：州县有大小，而陋邑未必尽可备谱系。则一县之内，固已有士有民矣；民可计户口，而士自不虞无系也。
或又曰：生员以上，皆曰士矣。文献大邦，惧其不可胜收也。是则量其地之盛衰，而加宽严焉。或以举贡为律。或以进士为律，至于部府之志，则或以官至五品或至三品者为律，亦自不患其芜也。夫志之载事，如鉴之示影也。径寸之鉴，体具而微；盈尺以上，形之舒展亦称是矣，未有至于穷而无所置其影者也。
州县之志，尽勒谱牒矣，官人取士之祖贯可稽检也，争为人后之狱讼可平反也，私门不经之纪载可勘正也，官府谱牒之讹误谱牒之在官者。可借雠也。借私家之谱较官谱，借他县之谱较本县，皆可也。清浊流品可分也，姻睦孝友可劝也。凡所以助化理而惠士民者，于此可得其要略焉。
先王锡土分姓，以地著人，何尝以人著地哉？封建罢，而人不土著矣。
然六朝郡望，问谢而知为阳夏，问崔而知为清河，是则人户以籍为定，而坊表都里，不为虚设也。至于梅里、郑乡，则又人伦之望，而乡里以人为隐显者也。是以氏族之表，一以所居之乡里为次焉。
先城中，一县所主之地也。次东，次南，而后西乡焉，北则无而阙之，记其实也。城内先北街而后南街，方位北上而南下，城中方位有定者也。四乡先东南而后西北，《禹贡》先青、兖，次扬、荆，而殿梁、雍之指也。然亦不为定例，就一县之形势，无不可也。
凡为士者，皆得立表，而无谱系者阙之。子孙无为士者不入，而昆弟则非士亦书，所以定其行次也。为人后者，录于所后之下，不复详其所生；志文从略，家谱自可详也。寥寥数人，亦与入谱；先世失考，亦著于篇。盖私书易失，官谱易存，急为录之，庶后来可以详定，兹所谓先示之例焉耳。
私谱自叙官阶封赠，论谬甚多。如同知通判称分府，守备称守府，犹徇流俗所称也。锦衣千户则称冠带将军，或御前将军，或称金吾，则鄙倍已甚，使人不解果为何官也。今并与较明更正。又谱中多称省祭官者，不解是何名号，今仍之，而不入总计官数云。
永清县志舆地图序例史部要义，本纪为经，而诸体为纬。有文辞者，曰书，曰传；无文辞者，曰表，曰图。虚实相资，详略互见，庶几可以无遗憾矣。昔司马氏创定百三十篇，但知本周谱而作表，不知溯夏鼎而为图，遂使古人之世次年月，可以推求，而前世之形势名象，无能踪迹。此则学《春秋》而得其谱历之义，未知◆《易象》而得其图书之通也。夫列传之需表而整齐，犹书志之待图而明显也。先儒尝谓表团而列传不得不繁，殊不知其图阙而书志不得不冗也。呜呼！马、班以来，二千年矣，曾无创其例者，此则穷源竟委，深为百三十篇惜矣。
郑樵《图谱》之略，自谓独得之学；此特为奢录书目，表章部次之法尔，其实史部鸿裁，兼收博采，并存家学，以备遗忘，樵亦未能见及此也。且如《通志》，纪传悉仍古人，反表为谱，改志称略，体亦可为备矣。如何但知收录图谱之目，而不知自创图体，以补前史之所无；以此而傲汉、唐诸儒所不得闻，宁不愧欤？又樵录图谱，自谓部次，专则易存，分则易失，其说似矣。然今按以樵之部目，依检前代之图，其流亡散失，正复与前不甚相远。
然则专家之学，不可不入史氏鸿编，非仅区区著于部录，便能保使无失也。
司马迁有表，而周谱遗法，至今犹存；任宏录图，郑樵云：任宏校兵书，有书有图，其法可谓善矣，而汉家仪制，魏晋已不可考；则争于著录之功小，创定史体之功大，其理易明也。
史不立表，而世次年月，犹可补缀于文辞；史不立图，而形状名象，必不可旁求于文字。此耳治目治之所以不同，而图之要义，所以更甚于表也。
古人口耳之学，有非文字所能著者，贵其心领而神会也。至于图象之学，又非口耳之所能授者，贵其目击而道存也。以郑康成之学，而凭文字以求，则娑尊诂为凤舞。至于凿背之牺既出，而王肃之义长矣。以孔颖达之学，而就文义以解，江源出自岷山；至金沙之道既通，而《缅志》之流远矣。此无他，一则困于三代图亡，一则困于班固《地理》无图学也。《地理志》自班固始，故专责之。虽有好学深思之士，读史而不见其图，未免冥行而擿埴矣。 唐、宋州郡之书，多以图经为号，而地理统图，起于萧何之收图籍。是图之存于古者，代有其书，而特以史部不收，则其力不能孤行于千古也。且其为体也，无文辞可以诵习，非纂辑可以约收；事存专家之学，业非文士所能；史部不与编摩，则再传而失其本矣。且如《三辅黄图》、《元和图志》，今俱存书亡图，是岂一朝一夕故耶？盖古无镌木印书，图学难以摩画；而竹帛之体繁重，则又难家有其编。马、班专门之学，不为裁定其体，而后人溯流忘源，宜其相率而不为也。解经多舛，而读史如迷，凡以此也。 近代方志，往往有图，而不闻可以为典则者，其弊有二：一则逐于景物，而山水摩画，工其绘事，则无当于史裁也；一则厕于序目凡例，而视同弁髦，不为系说命名，厘定篇次，则不可以立体也。夫表有经纬而无辞说，图有形象而无经纬，皆为书志列传之要删。而流俗相沿，苟为悦人耳目之具矣。则传之既久，欲望如《三辅黄图》、《元和图志》之犹存文字，且不可得，而况能补马、班之不逮，成史部之大观也哉！ 图体无经纬，而地理之图则亦略存经纬焉。孟子曰：“行仁政，必自经界始。”《释名》曰：“南北为经，东西为纬。”地理之求经纬尚已。今之州县舆图，往往即楮幅之广狭，为图体之舒缩。此则丹青绘事之故习，而不可入于史部之通裁也。今以开方计里为经，而以县乡村落为纬，使后之阅者，按格而稽，不爽铢黍，此图经之义也。 永清县志建置图序例《周官》象魏之法，不可考矣。后世《三辅黄图》及《洛阳官殿》之图，则都邑宫室之所由仿也。建章宫千门万户，张华遂能历举其名，郑樵以为观图之效，而非读书之效。是则建制之图，所系岂不重欤？朱子尝著《仪礼释宫》，以为不得其制，则仪节度数，无所附著。盖古今宫室异宜，学者求于文辞，而不得其解，则图阙而书亦从而废置矣。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古。
城邑衙廨，坛壝祠庙，典章制度，社稷民人所由重也。不为慎著其图，则后人观志，亦不知所向往矣。迁、固以还，史无建置之图，是则元、成而后，明堂太庙，所以纷纷多异说也。
邵子曰：“天道见乎南，而潜乎北。是以人知其前，而昧其后也。”夫万物之情，多背北而向南。故绘图者，必南下而北上焉。山川之向背，地理之广袤，列之于图，犹可北下而南上，然而已失向背之宜矣。庙祠衙廨之建置，若取北下而南上，则檐额门扉，不复有所安处矣。华亭黄氏之隽，执八卦之图，乾南居上，坤北居下，因谓凡图俱宜南上者，是不知河洛、《先、后天图》至宋始著，误认为古物也。且理数之本质，从无形而立象体，当适如其本位也。山川宫室，以及一切有形之物，皆从有象而入图，必当作对面观而始肖也。且如绘人观八卦图，其人南面而坐，观者当北面矣。是八卦图，则必南下北上，此则物情之极致也。无形之理，如日临檐，分寸不可逾也。
有形之物，如鉴照影，对面则互易也，是图绘必然之势也。彼好言尚古，而不知情理之安，则亦不可以论著述矣。
建置所以志法度也，制度所不在，则不入于建置矣。近代方志，或入古迹，则古迹本非建而置之也；或入寺观，则寺观不足为建置也。旧志之图，不详经制，而绘八景之图，其目有曰：南桥秋水，三塔春虹，韩城留角，汉庙西风，西山叠翠，通镇鸣钟，灵泉鼓韵，雁口声噰。命名庸陋，构意勉强，无所取材；故志中一切削去，不留题咏，所以严史体也。且如风月天所自有，春秋时之必然，而强叶景物，附会支离，何所不至。即如一室之内，晓霞夕照，旭日清风，东西南北，触类可名，亦复何取？而今之好为题咏，喜竟时名，日异月新，逐狂罔觉，亦可已矣！
永清县志水道图序例史迁为《河渠书》，班固为《沟洫志》，盖以地理为经，而水道为纬。
地理有定，而水则迁徙无常，此班氏之所以别《沟洫》于《地理》也。顾河自天设，而渠则人为，迁以《河渠》定名，固兼天险人工之义；而固之命名《沟洫》，则考工水地之法，井田浍畎所为，专隶于匠人也。不识四尺为洫，倍洫为沟，果有当于瓠子决河、碣石入海之义否乎？然则诸史标题，仍马而不依班，非无故矣。
河为一渎之名，与江、汉、淮、济等耳。迁书之目《河渠》，盖汉代治河之法，与郑、白诸渠缀合而名，未尝及于江、淮、汶、泗之水，故为独蒙以河号也。《宋》、《元》诸史、概举天下水利，如汴、洛、漳、蔡、江、淮圩闸，皆存其制，而其目亦为《河渠》，且取北条诸水，而悉命为河，不曰汴而曰汴河，不曰洛而曰洛河之类，不一而足。则几于饮水而忘其源矣。 《水经》称诸水，无以河字作统名者。夫以一渎之水，概名天下穿渠之制，包罗陂闸，虽曰命名从古，未免失所变通矣。孟子曰：“禹之治水，水之道也。”倘以水为统名，而道存制度，标题入志，称为水道，不差愈乎？永定河名，圣祖所锡；浑河、芦沟，古已云然。题为河渠，是固宜矣。然减水、哑吧诸水，未尝悉入一河，则标以《水道》，而全县之水，皆可概其中矣。 地理之书，略有三例，沿革、形势、水利是也。沿革宜表，而形——势、水利之体宜图，俱不可以求之文辞者也。迁、固以来，但为书志，而不绘其图，是使读者记诵，以备发策决科之用尔。天下大势，读者了然于目，乃可豁然于心。今使论事甚明，而行之不可以步，岂非徇文辞而不求实用之过欤？ 地名之沿革，可以表治；而水利之沿革，则不可以表治也。盖表所以齐名目，而不可以齐形象也。图可得形象，而形象之有沿革，则非图之所得概焉。是以随其形象之沿革，而各为之图，所以使览之者可一望而周知也。《禹贡》之纪地理，以山川为表，而九州疆界，因是以定所至。后儒遂谓山川有定，而疆界不常，此则举其大体而言之也。永定河形屡徙，往往不三数年，而形势即改旧观；以此定界，不可明也。今以村落为经，而开方计里，著为定法，河形之变易，即于村落方里表其所经，此则古人互证之义也。
志为一县而作，水之不隶于永清者，亦总于图，此何义耶？所以明水之源委，而见治水者之施功有次第也。班史止记西京之事，而《地理》之志，上溯《禹贡》、《周官》，亦见源委之有所自耳。然而开方计里之法，沿革变迁之故，止详于永清，而不复及于全河之形势，是主宾轻重之义。滨河州县，皆仿是而为之，则修永定河道之掌故，盖秩如焉。
永清县志六书例议史家书志一体，古人官《礼》之遗也。周礼在鲁，而《左氏春秋》，典章灿著，不能复备全官，则以依经编年，随时错见，势使然也。自司马八书，孟坚十志，师心自用，不知六典之文，遂使一朝大典，难以纲纪。后史因之，而详略弃取，无所折衷，则弊之由来，盖已久矣。
郑樵尝谓书志之原，出于《尔雅》。波固特著《六书》、《七音》、《昆虫草木》之属，欲使经史相为经纬，此则自成一家之言可也。若论制作，备乎官《礼》，则其所谓《六书》、《七音》，名物训诂，皆本司徒之属，所谓师氏保氏之官，是其职矣。而大经大法，所以纲纪天人而敷张王道者，《尔雅》之义，何足以尽之？官《礼》之义，大则书志，不得系之《尔雅》，其理易见者也。
字文仿《周官》，唐人作《六典》，虽不尽合乎古，亦一代之章程也。
而牛弘、刘昫之徒，不知挈其纲领，以序一代之典章，遂使《会要》、《会典》之书，不能与史家之书志合而为一，此则不可不深长思者也。
古今载籍，合则易存，分则难恃。如谓掌故备于《会要》、《会典》，而史中书志，不妨意存所重焉，则《汉志》不用汉官为纲领，而应劭之仪，残阙不备；《晋志》不取晋官为纲领，而徐宣瑜之品，徐氏有《晋官品》。 亡逸无存；其中大经大法，因是而不可窥其全体者，亦不少矣。且意存所重，一家私言，难为典则。若文章本乎制作，制作存乎官守；推而至于其极，则立官建制，圣人且不以天下为己私也；而载笔之士，又安可以己之意见为详略耶？
书志之体宜画一，而史家以参差失之。列传之体本参差，而史家以画一失之。典章制度，一本官《礼》，体例本截然也。然或有《天官》而无《地理》，或分《礼》、《乐》而合兵、《刑》，不知以当代人官为纲纪，其失则散。列传本乎《春秋》，原无定式，裁于司马，略示区分。抑扬咏叹，予夺分合，其中有《春秋》之直笔，亦兼诗人之微婉，难似一概绳也。后史分别门类，整齐先后，执泥官阀，锱铢尺寸，不敢稍越，其失则拘。散也，拘也，非著作之通裁也。
州县修志，古者侯封一国之书也。吏、户、兵、刑之事，具体而微焉。 今无其官而有吏，是亦职守之所在，掌故莫备于是，治法莫备于是矣。且府史之属，《周官》具书其数，《会典》亦存其制，而所职一县之典章，实兼该而可以为纲领。惟其人微而缙绅所不道，故志家不以取裁焉。然有入境而问故，舍是莫由知其要，是以书吏为令史，首领之官曰典史。知令史典史之史，即纲纪掌故之史也，可以得修志之要义矣。
今之州县，繁简异势，而掌故令史，因事定制，不尽皆吏、户、兵、刑之六曹也。然就一县而志其事，即以一县之制定其书，且举其凡目，而愈可以见一县之事势矣。案牍簿籍无文章，而一县之文章，则必考端于此，常人日用而不知耳。今为挈其纲领，修明其书，使之因书而守其法度，因法而明其职掌，于是修其业而传授得其人焉。古人所谓书契易而百官治，胥是道也。
或谓掌故之书，各守专官，连床架屋，书志之体所不能该，是以存之《会典》、《会要》，而史志别具心裁焉。此亦不可谓之知言也。《周官》挛一代之大纲，而仪礼三千，不闻全入春官；《司马法》六篇，不闻全入夏官。
然存宗伯司马之职掌，而礼兵要义，可以指掌而谈也。且如马作《天官》，而太初历象，不尽见于篇籍也；班著《艺文》，而刘歆《七略》，不尽存其论说也。史家约取掌故，以为学者之要删，其与专门成书，不可一律求详，亦其势也。既不求详，而又无纲纪以统摄之，则是散漫而无法也。以散漫无法之文，而欲部次一代之典章，宜乎难矣！ 或谓求掌故于令史，而以吏、户、兵、刑为纲领，则纪、表、图、书之体，不可复分也。如选举之表，当入吏书，河道之图，当入工书，充类之尽，则一志但存六书而已矣，何以复分诸体也？此亦不可谓之知言也。古人著书，各有义类；义类既分，不可强合也。司马氏本周谱而作表，然谱历之书，掌之太史，而旁行斜上之体，不闻杂入六典之中。盖图、谱各有专书，而书、志一体，专重典章与制度，自宜一代人官为统纪耳。非谓专门别为体例之作，皆杂其中，乃称◆括也。且如六艺皆周官所掌，而《易》不载于太卜，《诗》不载于太师，然三《易》之名，未尝不见于太卜，而四《诗》之目，则又未尝不著于太师也，是其义矣。
六卿联事，交互见功，前人所以有冬官散在五典之疑也。州县因地制宜，尤无一成之法，如丁口为户房所领，而编户烟册，乃属刑房。以烟册非赋丁，而立意在诘奸也。武生、武举隶兵部，而承办乃在礼房。以生员不分文武，皆在学校，而学校通于贡举也。分合详略之间，求其所以然者而考之，何莫非学问耶？
永清县志政略序例近代志家，以人物为纲，而名宦、乡贤、流寓诸条，标分为目，其例盖创于元、明之一统志。而部、府、州、县之国别为书，亦用统志类纂之法，可谓失其体矣。夫人物之不当类纂，义例详于例传首篇；名宦之不当收于人物，则未达乎著述体裁，而因昧于权衡义理者也。古者侯封世治，列国自具春秋，羊舌肝《晋春秋》，墨子所引《燕春秋》。则君临封内，元年但奉王正而已。至封建罢而郡县守令承奉诏条，万里之外，亦如畿内守土之官，甘棠之咏召公，郑人之歌子产，马、班《循吏》之传，所以与时为升降也。若夫正史而外，州部专书，古有作者，义例非无可绎。梁元帝有《丹阳尹传》。 《隋志》凡十卷。贺氏有《会稽太守赞》，《唐志》凡二卷。唐人有《成都幕府记》，《唐志》凡二卷，起贞元，讫咸通。皆取莅是邦者，著其名迹。
其书别出，初不与《广陵烈士传》、华隔撰，见《隋志》。《会稽先贤传》、谢承撰，见《隋志》。《益部耆旧传》陈寿撰，见《隋志》。猥杂登书。是则棠阴长吏，与夫梓里名流，初非类附云龙，固亦事同风马者也。叙次名宦，不可与乡贤同为列传，非第客主异形，抑亦详略殊体也。长吏官于斯土，取其有以作此一方，兴利除弊，遗德在民，即当尸而祝之。否则学类颜、曾，行同连、惠，于县无补，志笔不能越境而书，亦其理也。如其未仕之前，乡评未允，去官之后，晚节不终，苟为一时循良，便纪一方善政。吴起杀妻，而效奏西河，于志不当追既往也；黄霸为相，而誉减颖川，于志不逆其将来也。以政为重，而他事皆在所轻，岂与斯土之人，原始要终，而编为列传者，可同其体制欤？
旧志于职官条下，备书政迹，而名宦仅占虚篇，惟于姓名之下，注云事已详前而已。是不但宾主倒置，抑亦未辨于褒贬去取，全失《春秋》之据事直书也。夫选举为人物之纲目，犹职官为名宦之纲目也。选举职官之不计贤否，犹名宦人物之不计崇卑，例不相侔，而义实相资也。选举有表而列传无名，与职官有表面政略无志，观者依检先后，责实循名，语无褒贬而意具抑扬，岂不可为后起者劝耶？ 列传之体缛而文，政略之体直而简，非载笔有殊致，盖事理有宜然也。
列传包罗巨细，品藻人物，有类从如族，有分部如井，变化不拘，《易》之象也；敷道陈谟，《书》之质也；抑扬咏叹，《诗》之旨也；繁曲委折，《礼》之伦也；比事属辞，《春秋》之本义也。具人伦之鉴，尽事物之理，怀千古之志，撷经传之腴，发为文章，不可方物。故马、班之才，不尽于本纪、表、志，而尽于列传也。至于政略之体，义取谨严，意存补救，时世拘于先后，纪述要于经纶。盖将峻洁其体，可以临莅邦人，冠冕列传，经纬错综，主在枢纽，是固难为文士言也。 古人有经无纬之书，大抵名之以略。裴子野取沈约《宋书》，而编年称略，亦其例也。而刘知几讥裴氏之书名略，而文不免繁，斯亦未达于古人之旨。《黄石》、《淮南》，《黄石公三略》、《淮南子。要略》。诸子之篇也。张温、鱼豢，张温《三史略》、鱼豢《典略》。史册之文也。其中亦有谟略之意，何尝尽取节文为义欤？
循吏之迹，难于志乡贤也。治有赏罚，赏罚出而恩怨生，人言之不齐，其难一也。事有废兴，废兴异而难易殊，今昔之互视，其难二也。官有去留，非若乡人之子姓具在，则迹远者易湮，其难三也。循吏悃愊无华，巧宦善于缘饰，去思之碑，半是愧辞，颂祝之言，难证实迹，其难四也。擢当要路，载笔不敢直道；移治邻封，瞻顾岂遂无情？其难五也。世法本多顾忌，人情成败论才，偶遭挂误弹章，便谓其人不善，其难六也。旧志纪载无法，风尘金石易湮，纵能粗举大凡，岁月首趾莫考，其难七也。知其难，而不敢不即闻见以存其涯略，所以穷于无可如何，而益致其慎尔。
列传首标姓名，次叙官阀，史文一定之例也。政略以官标首，非惟宾主之理宜然，抑亦顾名思义之旨，不可忽尔。旧志以知县县丞之属，分类编次，不以历官先后为序，非政略之意，故无足责也。
永清县志列传序例传者对经之称，所以转授训估，演绎义蕴，不得已而笔之于书者也。左氏汇萃宝书，详具《春秋》终始，而司马氏以人别为篇，标传称列，所由名矣。经旨简严，而传文华美，于是文人沿流忘源，相率而撰无经之传，则唐、宋文集之中，所以纷纷多传体也。近人有谓文人不作史官，于分不得撰传。
夫以绎经之题，逐末遗本，折以法度，彼实无辞。而乃称说史官，罪其越俎，使彼反唇相讥，以谓公、谷非鲁太史，何以亦有传文？则其人当无说以自解也。且使身为史官，未有本纪，岂遽可以为列传耶？此传例之不可不明者也。
无经之传，文人之集也；无传之经，方州之志也。文集失之艳而诬，方志失之短而俗矣。自获麟绝笔以来，史官不知百国宝书之义。州郡掌故，名曰图经，历世既久，图亡而经孤，传体不详，其书遂成瓠落矣。乐史《寰宇记》，袭用《元和志》体，而名胜故迹，略存于点缀。其后元、明《一统志》，遂以人物、列女、名宦、流寓诸目，与山川、祠墓，分类相次焉。此则地理专门，略具类纂之意，以供词章家之应时取给尔，初不以是为重轻者也。阎若璩欲去《一统志》之人物门，此说似是。其实此等亦自无伤，古人亦不尽废也。盖此等处，原不关正史体裁也。州县之志，本具一国之史裁，而撰述者转用一统类纂之标目，岂曰博收以备国史之约取乎？ 列传之有题目，盖事重于人，如《儒林》、《循吏》之篇，初不为施、孟、梁邱、龚、黄、卓、鲁诸人而设也。其余人类之不同，奚翅什百倍徒而千万？必欲尽以二字为标题，夫子亦云方人，我则不暇矣。欧阳《五代》一史，尽人皆署其品目，岂所语于《春秋》经世，圣人所以议而不断哉？方州之志，删取事略，区类以编，观者索然，如窥点鬼之簿。至于名贤、列女，别有状志传铭，又为分裂篇章，别著艺文之下。于是无可奈何，但增子注，此云详见某卷，彼云已列某条，复见叠出，使人披阅为劳，不识何故而好为自扰也。此又志家列传之不可不深长思者也。 近代之人，据所见闻，编次列传，固其宜也。伊古有人，已详前史，录其史传正文，无所更易，抑亦马、班递相删述，而不肯擅作聪明之旨也。虽然，列史作传，一书之中，互为详略，观者可以周览而知也。是以《陈余传》中，并详张耳之迹，管晏政事，备于太公之篇，其明验也。今既裁史以入志，犹仍列传原文，而不采史文之互见，是何以异于锲彼舟痕，而求我故剑也？
史文有讹谬，而志家订正之，则必证明其故，而见我之改易，初非出于得已也。是亦时势使然，故司马氏《通鉴考异》，不得同马、班之自我作古也。至于史文有褒贬，《春秋》以来，未有易焉者也。乃撰志者，往往来其长而讳其短，则不如勿用其文，犹得相忘于不觉也。志家选史传以入艺文，题曰某史某人列传矣。按传文而非其史意也，求其所删所节之故，而又无所证也。是则欲讳所短，而不知适以暴之矣。
史传之先后，约略以代次，否则屈贾、老庄之别有命意也。比事属辞，《春秋》之教也，比兴于是存焉尔；疏通知远，《尚书》之教也，象变亦有会焉尔。为列传面不知神明存乎人，是则为人作自陈年甲状而已矣。
永清县志列女列传序例列女之传，传其幸也。史家标题署目之传，儒林、文苑、忠义、循良，及于列女之篇，莫不以类相次，盖自蔚宗、伯起以还，率由无改者也。第儒林、文苑，自有传家；忠义、循良，勒名金石。且其人世不数见，见非一端，太史搜罗，易为识也。贞女节妇，人微迹隐，而纲维大义，冠冕人伦；地不乏人，人不乏事，◆轩远而难采，舆论习而为常。不幸不值其时，或值其时而托之非人，虽有高行奇节，归于草木同萎，岂不惜哉！永清旧志，列女姓氏寥寥。覆按其文，事实莫考，则托非其人之效也。旧志留青而后，新编未辑以前，中数十年，略无可纪，则值非其时之效也。今兹博采广询，备详行实，其得与于列传，兹非其幸欤？幸其遇，所以深悲夫不遇者也！ 列女之名，仿于刘向，非烈女也。曹昭重其学，使为丈夫，则儒林之选也；蔡琰著其才，使为丈夫，则文苑之材也。刘知几讥范史之传蔡琰，其说甚谬，而后史奉为科律，专书节烈一门。然则充其义例，史书男子，但具忠臣一传足矣，是之谓不知类也。永清列女，固无文苑、儒林之选，然而夫死在三十内，行年历五十外，中间嫠处，亦必满三十年；不幸夭亡，亦须十五年后，与夫四十岁外，律令不得不如是尔。妇德之贤否，不可以年律也。穆伯之死，未必在敬姜三十岁前；杞梁妻亡，未必去战莒十五年后也。以此推求，但核真伪，不复拘岁年也。州县之书，密选而易于征实，非若律令之所包者多，不得不存限制者也。
迁、固之书不著列女，非不著也。巴清叙于《货殖》，文君附著《相如》，唐山之入《艺文》，缇萦之见《刑志》，或节或孝，或学或文，磊落相望；不特杨敞之有智妻，买臣之有愚妇也。盖马、班法简，尚存《左》、《国》余风，不屑屑为区分类别。亦犹四皓，君平之不标隐逸，邹、枚、严、乐之不署文苑也。李延寿《南》、《北》二史，同出一家，《北史》仍魏、隋之题，特著《列女》，《南史》因无列女原题，乃以萧矫妻羊以下，杂次《孝义》之篇；遂使一卷之中，男女无所区别，又非别有取义，是直谓之缪乱而已，不得妄托于马、班之例也。至于类族之篇，亦是世家遗意，若王、谢、崔、卢孙曾支属，越代同篇：王、谢、崔、卢，本史各分朝代，而李氏合为一处也。又李氏之寸有所长，不可以一疵而掩他善也。今以《列女》之篇，自立义例。其牵连而及者，或威姑年迈而有懿德，或子妇齿稚而著芳型，并援刘向之例。刘向之例，列女乃罗列女行，不拘拘为节烈也。姑妇相附，又世家通意也。一并联编，所谓人弃而我取者也。其或事系三从，行详一族，虽是贞节正文，亦为别出门类。如刘氏守节。而归义门列传之尖。庶几事有统贯，义无枝离，不拘拘以标题为绳，犹得《春秋》家法。是又所谓人合而我分者也。
范史列传之体，人自为篇，篇各为论，全失马、班合传，师法《春秋》之比事属辞也。马、班分合篇次，具有深意，非如范史之取足成卷而已。故前《汉书》于简帙繁重之处，宁分上中下而仍为一篇，不肯分其篇为一二三也。至于《列女》一篇，叙例明云不专一操矣。《自奴》云：“录其高秀，不专一操”而已。乃杂次为编，不为分别置论，他传往往一人事毕，便立论断，破坏体裁。此处当分，反无论断。抑何相反而各成其误耶？今志中列传，不敢妄意分合，破体而作论赞。惟兹《列女》一篇，参用刘向遗意，列传不拘一操，每人各为之赞。各为论列，抑亦诗人咏叹之义云尔。其事属平恒，义无特著，则不复缀述焉。太史标题，不拘绳尺，传首直称张廷尉、季将军之类。盖春秋诸子以意命篇之遗旨也。至班氏列传，而名称无假借矣。范史列传，皆用班传书法；而《列女》一篇，章首皆用郡望夫名，既非地理之志，何以地名冠首？又非男子之文，何必先出夫名？是已有失列女命篇之义矣。
当云某氏，某郡某人之冬，不当云某郡某人妻某也。至于曹娥、叔先雄二女，又以孝女之称，揭于其上，何蔚宗之不惮烦也？篇首既标列女，曹昭不闻署贤母也，蔡琰不闻署才女也，皇甫不闻称烈妇也，庞氏不闻称孝妇也，是则娥、雄之加藻饰，又岂《春秋》据事直书、善恶自见之旨乎？末世行文，至有叙次列女之行事，不书姓氏，而直以贞女、节妇二字代姓名者，何以异于科举制义，破题人不称名，而称圣人、大贤、贤者、时人之例乎？是则蔚宗实阶之厉也。今以女氏冠章，而用夫名父族次于其下，且详书其村落，以为后此分乡析县之考征。其贞烈节孝之事，观文自悉，不复强裂题目，俾览者得以详焉。妇人称姓曰张曰李可也。今人不称节妇贞女，即称之曰氏，古人无此例也。称其节妇贞女，是破题也，称之谓氏，是呈状式也。
先后略以时代为次。其出于一族者，合为一处；时代不可详者，亦约略而附焉。无事可叙，亦必详其婚姻岁月，及其见存之年岁者，其所以不与人人同面目，惟此区区焉耳。噫！人且以是为不惮烦也。其有不载年岁者，询之而不得耳。
永清县志阙访列传序例史家阙文之义，备于《春秋》。两汉以还，伏、郑传经，马、班著史，经守师说，而史取心裁。于是六艺有阙简之文，而三传无互存之例矣。《公》、《谷》异闻，不著于《左氏》；《左氏》别见，不存于《公》、《谷》。夫经尊而传别其文，故入主出奴，体不妨于并载；史直而语统于一，则因削明笔，例不可以兼存，固其势也。司马氏肇法《春秋》，创为纪传，其于传闻异辞，折衷去取，可谓慎矣。顾石室金匮，方策留遗，名山大川，见闻增益。
其叙例所谓疑者阙之，与夫古文乖异，以及书阙有间，其轶时时见于他说云云者，但著所取，而不明取之之由；自以为阙，而不存阙之之说。是则厕足而致之黄泉，容足之外，皆弃物矣。夫子曰：“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。”闻欲多而疑存其阙，慎之至也。马、班而下，存其信而不著所疑以待访，是直所谓疑者削之而已矣，又复何阙之有哉？
阙疑之例有三：有一事两传而难为衷一者，《春秋》书陈侯鲍卒，并存甲戌己丑之文是也。有旧著其文而今亡其说者，《春秋》书夏五郭公之法是也。有慎书闻见而不自为解者，《春秋》书恒星不见，而不言恒星之陨是也。
韩非《储说》，比次春秋时事，凡有异同，必加或曰云云，而著本文之下，则甲戌己丑之例也。孟子言献子五友，而仅著二人，则郭公夏五之例也。《檀弓》书马惊败绩，而不书马中流矢，是恒星不见之例也。马、班以还，书闻见面示意者，盖有之矣；一事两书，以及空存事目者，绝无闻焉。如谓经文得传而明，史笔不便于自若而自释，则别存篇目，而明著阙疑以俟访，未见体裁之有害也。
史无阙访之篇，其弊有十。一己之见，折衷群说，稍有失中，后人无由辨正，其弊一也。才士意在好奇，文人义难割爱，猥杂登书，有妨史体，削而不录，又阙情文，其弊二也。传闻必有异同，势难尽灭其迹，不为叙列大凡，则稗说丛言，起而淆乱，其弊三也。初因事实未详，暂置不录，后遂阙其事目，等于入海泥牛，其弊四也。载籍易散难聚，不为存证崖略，则一时之书，遂与篇目俱亡，后人虽欲考求，渊源无自，其弊五也。一时就所见闻，易为存录，后代◆蜷补缀，辞费心劳，且又难以得实，其弊六也。《春秋》有口耳之受，马、班有专家之学，史宗久失，难以期之马氏外孙，班门女弟，不存阙访，遂致心事难明，其弊七也。史传之立意命篇，如《老庄》、《屈贾》是也。标题类叙，如《循吏》、《儒林》是也。是于史法，皆有一定之位置，断无可缀之旁文。凡有略而不详，疑而难决之事，不存阙访之篇，不得不附著于正文之内，类例不清，文辞难称粹洁，其弊八也。开局修书，是非哄起，子孙欲表扬其祖父，朋党各自逞其所私；苟使金石无征，传闻难信，不立阙访，以杜请谒，如云事实尚阙，而所言既有如此，谨存其略，而容后此之参访，则虽有◆心之人，亦无从起争端也。无以谢绝一偏之言，其弊九也。史无别识心裁，便如文案孔目；苟具别识心裁，不以阙访存其补救，则才非素王，笔削必多失平，其弊十也。 或谓史至马、班极矣，未闻有如是之詹詹也。今必远例《春秋》，而近祧《史》、《汉》，后代史家亦有见及于此者乎？答曰：后史皆宗《史》、《汉》。《史》、《汉》未具之法，后人以意刨之，大率近于类聚之书，皆马、班之吐弃而不取者也。夫以步趋马、班，犹恐不及，况能创意以救马、班之失乎？然有窥见一二，而微存其意者，功亦不可尽诬矣。陈寿《蜀志》。
以诸葛不立史官，蜀事穷于搜访，因于十五列传之末，独取杨戏《季汉辅臣赞》，与《益部耆旧杂记》以补之。常璩《华阳国志》，以汉中士女有名贤贞节，历久相传，而遗言轶事，无所考见者，《序志》之篇，皆列其名，而无所笔削。此则似有会于多闻阙疑之旨者。惜其未能发凡起例，特著专篇，后人不暇搜其义蕴，遂使独断之学，与比类之书，接跋于世，而《春秋》之旨微矣。
近代府县志书，例编人物一门，厕于山川祠墓、方物土产之间，而前史列传之体，不复致思焉。其有丰功伟绩，与夫潜德幽光，皆约束于盈寸之节略，排纂比次，略如类书，其体既亵，所收亦猥滥而无度矣。旧志所载，人物寥寥，而称许之间，漫无区别，学皆伏、郑，才尽班、扬，吏必龚、黄，行惟曾、史。且其文字之体，尤不可通，或如应酬肤语，或如案牍文移，泛填排偶之辞，间杂帖括之句，循名按实，开卷茫然。凡若此者，或是乡人庸行，请托滥收；或是当日名流，失传事实；削之则九原负屈，编之则传例难归。又如一事两说，参差异同，偏主则褒贬悬殊，并载则抑扬无主，欲求名实无憾，位置良难。至于近代之人，开送事迹，俱为详询端末，纤悉无遗，具编列传之中，曾无时世之限。其间亦有姓氏可闻，实行莫著，滥收比类之册，或可奄藏，入诸史氏体裁，难相假借。今为别裁闭访，同占列传之篇，各为标目，可与正载诸传互相发明。是用叙其义例，以待后来者之知所审定云尔。
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史家著作成书，必取前人撰述，汇而列之，所以辨家学之渊源，明折衷之有自也。司马谈推论六家学术，犹是庄生之叙禽、墨，荀子之非十二家言而已。至司马迁《十二诸侯表叙》，则于吕览、虞卿、铎椒、左丘明诸家所为《春秋》家言，反覆推明著书之旨，此即百三十篇所由祖述者也。史迁绍述《春秋》，即虞、吕、铎、左之意，人讥其僭妄，非也。班固作迁列传，范氏作固列传，家学具存。至沈约之传范氏，姚氏之传沈约，不以史事专篇为重，于是史家不复有祖述渊源之法矣。今兹修志，而不为前志作传，是直攘人所有而没其姓名，又甚于沈、姚之不存家学也。盖州县旧志之易亡，又不着范史、沈书之力能自寿也。 纪述之重史官，犹《儒林》之重经师，《文苑》之重作者也。《儒林列传》当明大道散著，师授渊源；《文苑列传》当明风会变迁，文人流别。此则所谓史家之书，非徒纪事，亦以明道也。如使儒林文苑不能发明道要，但叙学人才土一二行事，已失古人命篇之义矣。况史学之重，远绍《春秋》、而后史不立专篇，乃令专门著述之业，湮而莫考，岂非史家弗恩之甚耶？夫列史具存，而不立专传，弊已如是；况州县之书，迹微易隐，而可无专录乎？
书之未成，必有所取裁，如迁史之资于《世本》、《国策》，固书之资于冯商、刘歆是也；书之既成，必有其传述，如杨恽之布迁书，马融之受汉史是也；书既成家，必有其攻习，如徐厂、裴骃之注马，服虔、应劭之释班是也。此家学渊源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。
马、班而后，家学渐衰，世传之家学也。而豪杰之士，特立名家之学起，如《后汉书》之有司马彪、华峤、谢承、范蔚宗诸家，而《晋书》之有何法盛等一十八家是也。同纪一朝之迹，而史臣不领专官，则人自为编，家各为说。不为叙述讨论，萃合一篇之内，何以得其折衷？此诸家流别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。
六代以还，名家复歇，父子世传为家学，一人特撰为名家。而集众修书之法行，如唐人之修《晋书》，元人之修《宋》、《辽》、《金》三史是也。
监修大臣，著名简端，而编纂校勘之官，则隐显不一。即或偶著其人与修史事，而某纪某表编之谁氏，某志某传辑自何人，孰为草创规条，孰为润色文采，不为整齐缀合，各溯所由，未免一书之中，优劣互见，而功过难知。此一书功力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。
若夫日历起居之法，延阁广内之藏，投牒议谥之制，稗官野史之征，或于传首叙例，详明其制；或于传终论述，推说其由，无施不可。亦犹儒林传叙，申明学制，表立学官之遗意也。诚得此意而通于著作，犹患史学不举，史道不明，未之闻也。
志乘为一县之书，即古者一国之史也，而世人忽之。则以家学不立，师法失传，文不雅驯，难垂典则故也。新编告成，而旧书覆瓮，未必新书皆优，而旧志尽劣也。旧志所有，新志重复载之，其笔削之善否，初未暇辨；而旧志所未及载，新志必有增益，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一矣。纂述之家，喜炫己长，后起之书，易于攻摘。每见修志诸家，创定凡例，不曰旧书荒陋，则云前人无稽，后复攻前，效尤无已。其实狙公颠倒三四，本无大相径庭。但前人已往，质证无由，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二矣。州县之书，率多荒陋，文人学士，束而不观。其有特事搜罗，旁资稽索，不过因此证彼，初非耽悦本书。
新、旧二本，杂陈于前，其翻阅者，犹如科举之士，购求程墨，阴阳之家，检视宪书，取新弃旧，理势固然，本非有所特择，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三矣，夫索绥《春秋》，夫索绥《前凉春秋》。端资边浏。浏承张骏之命，集凉内外事。常璩《国志》，《华阳国志》也。半袭谯周。《华阳国志》载李氏始末。其刘氏二志，大率取裁谯周《蜀本纪》。是则一方之书，不能无藉于一方之纪载。而志家不列前人之传，岂非得鱼忘筌，习而不察？又何怪于方志之书，放失难考耶？
主修之官，与载笔之士，撰著文辞，不分名实，前志之难传一也。序跋虚设，于书无所发明，前志之难传二也。如有发明，则如马、班之录《自序》。
可以作传矣。作志之人，行业不详，前志之难传三也。书之取裁，不标所目，前志之难传四也。志当递续，非万不得已，不当迭改，迭改之书，而欲并存，繁重难胜，前志之难传五也。于难传之中，而为之作传，盖不得已而存之，推明其故，以为后人例也。
永清县志文征序例《永清县志》告成，区分纪、表、图、书、政略、列传六体，定著二十五篇，篇各有例，又取一时征集故事文章，择其有关永清而不能并收入本志者，又自以类相从，别为奏议、征实、论说、诗赋，各为一卷，总四卷。卷为叙录如左，而总叙大指，以冠其编。 叙曰：古人有专守之官，即有专掌之故；有专门之学，即有专家之言。
未有博采诸家，汇辑众体，如后世文选之所为也。官失学废，文采愈繁。以意所尚，采掇名隽，若萧氏《文选》，姚氏《文粹》是也；循流溯源，推而达于治道，《宋文之鉴》是也；相质披文，进而欲为史翼，《元文之类》是也。是数子之用心，可谓至矣。然而古者十五《国风》、八国《国语》，以及晋乘、楚梼杌与夫各国春秋之旨绎之，则列国史书，与其文诰声诗，相辅而行，在昔非无其例也。唐刘知几尝患史体载言繁琐，欲取诏诰章疏之属，以类相从，别为一体，入于纪传之史。是未察古人各有成书，相辅益章之义矣。第窥古人之书，《国语》载言，必叙事之终始。《春秋》义授左氏，《诗》有国史之叙，故事去千载，读者洞然无疑。后代选文诸家，掇取文辞，不复具其始末。如奏议可观，而不载报可；寄言有托，而不述时世；诗歌寓意，而不缀事由；则读者无从委决，于史事复奚裨乎？《文选》、《文粹》，固无足责；《文鉴》、《文类》，见不及斯。岂非尺有所短者哉？近人修志，艺文不载书目，滥入诗文杂体，其失固不待言；亦缘撰志之时，先已不辨为一国史裁，其猥陋杂书，无所不有，亦何足怪？今兹稍为厘正，别具《文征》；仍于诗文篇后，略具始末，便人观览，疑者阅之。聊于叙例，申明其旨云尔。
奏议叙录奏议之文，所以经事综物，敷陈治道。文章之用，莫重于斯。而萧统选文，用赋冠首。后代撰辑诸家，奉为一定科律，亦失所以重轻之义矣。如谓彼固辞章家言，本无当于史例，则赋乃六义附庸，而列于诗前；骚为赋之鼻祖，而别居诗后；其任情颠倒，亦复难以自解。而《文苑》、《文鉴》，从而宗之，又何说也？今以奏议冠首，以为辑文通例，窃比列史之首冠本纪云尔。 史家之取奏议，如《尚书》之载训诰，其有关一时之制度者，裁入书志之篇；其关于一人之树立者，编诸列传之内。然而纪传篇幅，各有限断，一代奏牍，文字繁多，广收则史体不类，割爱则文有阙遗。按班氏《汉书》，备详书奏，然覆检《艺文志》内石渠奏议之属，《高祖》、《孝文》论述册诏之传，未尝不于正史之外，别有专书，然则奏议之编，固与实录起居注相为表里者也。前人编《汉魏尚书》，近代编《名臣章奏》，皆体严用巨，不若文士选文之例。而不知者，往往忽而不察，良可惜也。 杜佑撰《通典》，于累朝制度之外，别为礼议二十余卷，不必其言之见用与否，而谈言有中，存其名理。此则著书之独断，编次之通裁，其旨可以意会，而其说不可得而迹泥者也。然而专门之书，自为裁制，或删或节，固无不可。史志之体，各有识职，征文以补书志之阙，则录而不叙，自由旧章。
今采得奏议四篇，咨详禀帖三篇，亦附录之，为其官府文书，近于奏议，故类入焉。其先后一以年月为次，所以备事之本末云尔。
征实叙录征实之文，史部传记支流。古者史法谨严，记述之体，各有专家。是以魏晋以还，文人率有别集。然而诸史列传，载其生平著述，止云诗赋、箴铭、颂诔之属，共若干篇而已。未闻载其记若干首，传若干章，志若干条，述若干种者也。由是观之，则记传志述之体，古人各为专门之书，初无散著文集之内，概可知矣。唐、宋以还，文集之风日炽，而专门之学杳然。于是一集之中，诗赋与经解并存，论说与记述同载，而裒然成集之书，始难定其家学之所在矣。若夫选辑之书，则萧统《文选》不载传记，《文苑》、《文鉴》始渐加详，盖其时势然也。文人之集，可征史裁，由于学不专家，事多旁出，岂不洵欤？
证实之体，自记事而外，又有数典之文，考据之家，所以别于叙述之文也。以史法例之，记事乃纪传之余，数典为书志之裔，所谓同源而异流者也。
记事之源，出于《春秋》，而数典之源，本平官《礼》，其大端矣。数典之文，古来亦具专家，《戴记》而后，若班氏《白虎通义》、应氏《风俗通义》、蔡氏《独断》之类，不可胜数。而文人入集，则自隋、唐以前，此体尤所未见者也。至于专门学衰，而文士偶据所得，笔为考辨，著为述议，成书则不足，削弃又可惜，于是无可如何，编入文集之中，与诗赋书表之属，分占一体，此后世选文之不得不收者也。
征实之文，与本书纪事，尤相表里，故采录校别体为多。其传状之文，有与本志列传相仿佛者，正以详略互存，且以见列传采摭之所自，而笔削之善否工拙，可以听后人之别择审定焉，不敢自据为私也。碑刻之文，有时不入金石者，录其全文，其重在征事得实也；仍于篇后著石刻之款识，所以与金石相互见也。 论说叙录论说之文，其源出于《论语》。郑氏《易》云：“云雷屯，君子以经纶。
言论撰书礼，乐施政事。“盖当其用，则为典谟训浩；当其未用，则为论撰说议。圣人制作，其用虽异，而其本出于一也。周秦诸子，各守专家，虽其学有醇驳，语有平陂，然推其本意，则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，笔之于书，而非有意为文章华美之观，是论说之本体也。自学不专门，而文求绮丽，于是文人撰集，说议繁多。其中一得之见，与夫偶合之言，往往亦有合于古人。
而根本不深，旨趣未卓，或诸体杂出，自致参差；或先后汇观，竟成复沓。
此文集中之论说，所以异于诸子一家之言也。唐马总撰《意林》，裁节诸子，标其名隽，此亦弃短取长之意也。今兹选文，存其论之合者，亦撰述之通义也。
《文选》诸论，若《过秦》、《辨亡》诸篇，义取抑扬咏叹，旨非抉摘发挥。是乃史家论赞之属，其源略近诗人比兴一流，与唐、宋诸论，名同实异。然《养生》、《博弈》诸篇，则已自有命意；斯固文集盛行，诸子风衰之会也。萧氏不察，同编一类，非其质矣。
诸子一变而为文集之论议，再变而为说部之札记，则宋人有志于学，而为反朴还淳之会也。然嗜好多端，既不能屏除文士习气；而为之太易，又不能得其深造逢源。遍阅作者，求其始末，大抵是收拾文集之余，取其偶然所得，一时未能结撰者，札而记之，积少致多，裒成其帙耳。故义理率多可观，而宗旨终难究索也。
永清文献荒芜，论说之文，无可采择，约存一首，聊以备体，非敢谓有合千古人也。
诗赋叙录诗赋者，六籍之鼓吹，文章之宣节也。古者声诗立教，铿锵肄于司乐，篇什叙于太史；事领专官，业传学者；欲通声音之道，或求风教所施，询诸掌故，本末犁然，其具存矣。自诗乐分源，俗工惟习工尺，文士仅攻月露。
于是声诗之道，不与政事相通，而业之守在专官，存诸掌故者，盖茫然而不可复追矣。然汉魏而还，歌行乐府，指事类情；就其至者，亦可考其文辞，证其时事。唐、宋以后，虽云文士所业，而作者继起，发挥微隐，敷陈政教，采其尤者，亦可不愧古人。故选文至于诗赋，能不坠于文人绮语之习，斯庶几矣。
刘氏《七略》，以封禅仪记入《礼经》，秦官奏议、《太史公书》入《春秋》，而《诗赋》自为一略，不隶《诗经》，则以部帙繁多，不能不别为部次也。惜其叙例，不能申明原委，致开后世诗赋文集混一而不能犁晰之端耳。
至于赋乃六义之一，其体诵而不歌。而刘《略》所收，篇第倍蓰于诗，于是以赋冠前，而诗歌杂体，反附于后；以致萧《选》以下，奉为一定章程，可谓失所轻重者矣。又其诗赋区为五种，若杂赋一门，皆无专主名氏，体如后世总集之异于别集。诗歌一门，自为一类，虽无叙例，观者犹可以意辨之，知所类别。至屈原以下二十家，陆贾以下二十一家，孙卿以下二十五象，门类既分为三，当日必有其说。而叙例阙如，如诸子之目后叙明某家者流，其原出于古者某官云云是也。不与诸子之书，同申原委。此诗赋一略，后人所为欲究遗文，而莫知宗旨者也。
州县文证，选辑诗赋，古者《国风》之遗意也。旧志八景诸诗，颇染文士习气，故悉删之，所以严史例也。文丞相词与《祭漯河文》，非诗赋而并录之者，有韵之文，如铭箴颂诔，皆古诗之遗也。
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上班固《古今人表》，为世诟詈久矣。由今观之，断代之书，或可无需人表，通古之史，不可无人表也。固以断代为书，承迁有作，凡迁史所阙门类，固则补之，非如纪传所列君臣事迹，但画西京为界也。是以《地理》及于《禹贡》、《周官》，《五行》罗列春秋战国；人表之例，可类推矣。人表之失，不当以九格定人，强分位置，而圣仁智愚，妄加品藻，不得《春秋》谨严之旨。又刘知几摘其有古无今，名与实舛，说亦良允。其余纷纷议其不当作者，皆不足为班氏病也。向令去其九等高下，与夫仁圣愚智之名，而以贵贱尊卑区分品地，或以都分国别异其标题，横列为经；而以年代先后标著上方，以为之纬；且明著其说曰，取补迁书，作列传之稽检。则其立例，当为后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，而岂至反为人诟詈哉？甚矣，千古良法，沉溺于众毁之余，而无有精史裁者，为之救其弊而善所用也！近代马氏《绎史》，盖尝用其例矣。然马氏之书，本属纂类，不为著作。推其用意，不过三代去今日久，事文杂出，茫无端绪，列为人表，则一经传姓名考耳。且犹贬置班表，不解可为迁书补隙，又不解扩其义类，可为史氏通裁，顾曰人表，若为《绎史》而作，则亦未为知类者也。
夫通古之史，所书事迹，多取简编故实，非如当代纪载，得于耳闻目见，虚实可以互参。而既为著作，自命专家，则列传去取，必有别识心裁，成其家言；而不能尽类以收，同于排纂，亦其势也。即如《左传》中事收入《史记》，而子产、叔向诸人，不能皆编列传，《人表》安可不立？至前人行事，杂见传记，姓名隐显，不无详略异同。列传裁断所余，不以人表收其梗概，则略者致讥挂漏，详者被谤偏徇，即后人读我之书，亦觉阙然少绳检矣。故班氏之《人表》，于古盖有所受，不可以轻议也。
毫州志人物表例议中或曰：通史之需人表，信矣。断代之史，子言或可无需人表，或之云者，未定辞也，断代无需征古，何当有人表欤？曰：断代书不一类，约计盖有三门，然皆不可无人表也。较于通史，自稍缓耳；有之，斯为美矣。史之有列传也，犹《春秋》之有《左氏》也。《左氏》依经而次年月，列传分人而著标题，其体稍异，而其为用，则皆取足以备经、《春秋》。纪《本纪》。之本末而已矣。治《左氏》者，尝有列国《公子谱》矣。治断代纪传之文者，仅有班《书》《人表》，甫著录而已为丛诟所加，孰敢再议人物之条贯欤？
夫《春秋》《公子》《谥族》诸谱，杜预等。《名字异同》诸录，冯继先等。
治编年者，如彼其详。而纪传之史，仅一列传目录，而列传数有限制，即年表、世表，亦仅著王侯将相，势自不能兼该人物，类别区分。是以学者论世知人，与夫检寻史传去取义例，大抵渺然难知。则人表之不可阙也，信矣。
顾氏炎武曰：“史无年表，则列传不得不多；列传既多，则文繁而事反遗漏。”因谓其失始于陈寿，而范、沈、姚、李诸家，咸短于此。顾氏之说，可谓知一而不知二矣。年表自不可废，然王公将相，范、沈、姚、李诸史，所占篇幅几何？唐、宋之史，复立年表，而列传之繁，乃数倍于范、沈诸书，年表何救于列传之多欤？夫不立人表，则列传不得不多，年表犹其次焉者耳。
而人表方为史家怪笑，不敢复犯，宜其纷纷著传，如填户版，而难为决断，定去取矣。
夫通古之史，所取于古纪载，简册具存。不立人表，或可如迁史之待补于固，未为晚也。断代之史，或取裁于簿书记注，或得之于耳目见闻，势必不能尽类而书，而又不能必其事之无有，牵联而及；则纵揽人名，区类为表，亦足以自见凡例，且严列传通裁，岂可更待后之人乎？夫断代之史，上者如班、陈之专门名家，次者如晋、唐之集众所长，下者如宋、元之强分抑配。
专门名家之史，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独断别裁；集众所长之史，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参差同异；强分抑配之史，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芜滥猥梦。故曰：断代之史，约计三门，皆不可无人表也。
毫州志人物表例议下方志之表人物，何所仿乎？曰：将以救方志之弊也，非谓必欲仿乎史也，而史裁亦于是具焉而已。今之修方志者，其志人物，使人无可表也。且其所志人物，反类人物表焉，而更无所谓人物志焉，而表又非其表也。盖方志之弊也久矣！史自司马以来，列传之体，未有易焉者也。方志为国史所取裁，则列人物而为传，宜较国史加详。而今之志人物青，删略事实，总撷大意，约略方幅，区分门类。其文非叙非论，似散似骈；尺牍寒温之辞，簿书结勘之语，滥收猥入，无复翦裁。至于品皆曾、史，治尽龚、黄，学必汉儒，贞皆姜女，面目如一，情性难求，斯固等于自郐无讥，存而不论可矣。即有一二矫矫，雅尚别裁，则又简略其辞，谬托高古，或仿竹书记注，或摩石刻题名，虽无庸恶肤言，实昧通裁达识，所谓似表非表，似注非注，其为痼弊久矣。是以国史宁取家乘，不收方志，凡以此也。
夫志者，志也。人物列传，必取别识心裁，法《春秋》之谨严，含诗人之比兴。离合取舍，将以成其家言。虽曰一方之志，亦国史之具体而微矣。
今为人物列表，其善盖有三焉。前代帝王后妃，今存故里，志家收于人物，于义未安，削而不载，又似阙典。是以方志遇此，聚讼纷然；而私智穿凿之流，往往节录本纪，巧更名目，辗转位置，终无确当。今于传删人物，而于表列帝王，则去取皆宜，永为成法。其善一也。史传人物本详，志家反节其略，此本类书摘比，实非史氏通裁。然既举事文，归于其义，则简册具有名姓，亦必不能一概而收，如类纂也。兹于古人见史策者，传例苟无可登，列名人物之表，庶几密而不猥，疏而不漏。其善二也。史家事迹，日详于耳，宽今严古，势有使然。至于乡党自好，家庭小善，义行但存标题，节操止开年例，史法不收，志家宜具。传无可著之实，则文不繁猥；表有特著之名，则义无屈抑。其善三也。凡此三者，皆近志之通病，而作家之所难言。故曰：方志之表人物，将以救方志之弊也。
亳州志掌故例议上先王制作，存乎六艺，明其条贯，天下示诸掌乎？夫《书》道政事，典、谟、贡、范，可以为经要矣。而《周官》器数，不入四代之书。夏礼、殷礼，夫子能言，而今已不存其籍。盖政教典训之大，自为专书，而人官物曲之细，别存其籍，其义各有攸当。故以周孔经纶，不能合为一也。司马迁氏绍法《春秋》，著为十二本纪，其年表、列传，次第为篇，足以备其事之本末；而于典章制度，所以经纬人伦，纲维世宙之具，别为八书，以讨论之。班氏厂为十志；后史因之，互有损益，遂为史家一定法矣。昔韩宣子见《易象》、《春秋》，以谓周《礼》在鲁。左氏综纪《春秋》，多称礼经。书志之原，盖出官《礼》。《天官》未改天文，《平准》未改食货，犹存《汉书》一二名义，可想见也。郑樵乃云“志之大原，出于《尔雅》”，非其质矣。然迁、固书志，采其纲领，讨论大凡，使诵习者可以推验一朝梗概，得与纪传互相发明，足矣。至于名物器数，以谓别有专书，不求全备，犹左氏之数典征文，不必具《周官》之纤悉也。司马《礼书》末云：“俎豆之事，则有司存。”其他抑可知矣。
自沈、范以降，讨论之旨渐微，器数之加渐广。至欧阳《新唐》之志，以十三名目，成书至五十卷，官府簿书，泉货注记，分门别类，惟恐不详。
《宋》、《金》、《元史》繁猥愈甚，盈床叠几，难窥统要。是殆欲以《周官》职事，经礼容仪，尽入《春秋》，始称全体。则夫子删述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不必分经为六矣。夫马、班书志，当其创始，略存诸子之遗。《管子》、《吕览》、《鸿烈》诸家，所述天文、地圆、官图、乐制之篇，采掇制数，运以心裁，勒成一家之言，其所仿也。马、班岂不知名数器物不容忽略？盖谓各有成书，不容于一家之言，曲折求备耳。如欲曲折求备，则文必繁芜，例必庞杂，而事或反晦而不显矣。惟夫经生策括，类家纂要，本非著作，但欲事物兼该，便于寻检。此则猥陋无足责耳。史家纲纪群言，将勒不朽，而惟沾沾器数，拾给不暇。是不知《春秋》官《礼》，意可互求，而例则不可混合者也。
亳州志掌故例议中薄书纤悉，既不可溷史志，而古人甲乙张本，后世又无由而知，则欲考古制而得其详，其道何从？曰：叔孙章程，韩信军法，萧何律令，皆汉初经要之书，犹《周官》之六典也。《汉志》礼乐刑法，不能赅而存之，亦以其书自隶官府，人可咨于有司而得之也。官失书亡，则以其体繁重，势自不能行远，自古如是，不独汉为然矣。欧、宋诸家，不达其故，乃欲藉史力以传之。夫文章易传，而度数难久。故《礼》亡过半，而《乐经》全逸。六艺且然，况史文乎？且《唐书》倍汉，而《宋史》倍唐，已若不可胜矣。万物之情，各有所极。倘后人再倍《唐》、《宋》而成书，则连床架屋，毋论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，抑且迟之又久，终亦必亡。是则因度数繁重，反并史文而亡之矣，又伺史力尚能存度数哉？
然则前代章程故事，将遂听其亡欤？曰：史学亡于唐，而史法亦莫具于唐。欧阳《唐志》未出，而唐人已有窥于典章制度，不可求全于史志也。刘氏有《政典》，杜氏有《通典》，并仿《周官》六典，包罗典章，巨细兼收，书盈百帙。未尝不曰君臣事迹，纪传可详，制度名数，书志难于赅备，故修之至汲汲也。至于宋初王氏有《唐会要》、《五代会要》，其后徐氏更为《两汉会要》，则补苴前古，括代为书，虽与刘、杜之典，同源异流，要皆综核典章，别于史志，义例昭然，不可易矣。夫唐、宋所为典要，既已如彼，后人修唐、宋书，即以其法，纪纲唐、宋制度，使与纪传之史，相辅而行，则《春秋》、《周礼》，并接源流。奕世遵行，不亦善乎？何欧阳述《唐》，元人纂《宋》，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数，而猥加罗列，则亦不善度平时矣。或谓《通典》、《会要》之书，较马、班书志之体力加详耳；其于器物名数，亦复不能甄综赅备，故考古者不能不参质他书。此又非知言也。古物苟存于今，虽户版之籍，市井泉货之簿，未始不可备考证也。如欲皆存而无裁制，则岱岳不足供藏书，沧海不足为墨渖也。故为史学计其长策，纪、表、志、传，率由旧章，再推周典遗意，就其官司簿籍，删取名物器数，略有条贯，以存一时掌故，与史相辅而不相侵，虽为百世不易之规，可也。
亳州志掌故例议下掌故之原，始于官《礼》。百官具于朝廷，则惟国史书志，得而撷其要，国家会典、会要之书，得而备其物与数矣，撰方志者，何得分志与掌故乎？
曰：部寺卿监之志，即掌故也；拟于《周官》，犹夏官之有《司马法》，冬官之有《考工记》也。部府州县之志，乃国史之分体，拟于周制，犹晋《乘》、楚《梼杌》与鲁《春秋》也。郡县异于封建，则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，六曹职掌，在上颁而行之，在下承而奉之，较之国史，具体而微。志与掌故。
各有其不可易，不容溷也。
今之方志，猥琐庸陋，求于史家义例，似志非志，似掌故而又非掌故，盖无以讥为也。然簿书案牍，颁于功令，守于吏典，自有一定科律，虽有奇才，不能为加；虽有愚拙，不能为损；名胜大邦与荒僻陋邑，无以异也。故求于今日之志，不可得而见古人之史裁；求于今日之案牍，实可因而见古人之章程制度。故曰：礼失求诸野也。夫治国史者，因推国史以及掌故，盖史法未亡，而掌故之义不明，故病史也。治方志者，转从掌故而正方志。盖志义久亡，而掌故之守未坠；修其掌故，则志义转可明矣。《易》曰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”志义欲其简而明也，然而事不可不备也。掌故欲其整以理也，然而要不容不挈也。徒以简略为志，此《朝邑》、《武功》之陋识也。但知详备为掌故，则胥史优为之，而不知其不可行矣。夫志者，志也。 其事其文之外，盖有义焉，所谓操的之道者此也。而或误以并省事迹，删削文字，谓之简也；其去古人，不亦远乎？夫名家撰述，意之所在，必有别裁，或详人之所略，或弃人之所取，初无一成之法。要读之者，美爱传久，而恍然见义于事文间，斯乃有关于名教也。然不整齐掌故，别为专书，则志亦不能自见其意矣。
卷八外篇三
一，州郡均隶职方，自不得如封建之国别为史，然义例不可不明。如传之与志，本二体也。今之修志，既举人物、典制而概称曰志，则名宦、乡贤之属，不得别立传之色目；传既别分色目，则礼、乐、兵、刑之属，不得仍从志之公称矣。窃思志为全书总名，皇恩庆典，当录为外纪；官师铨除，当画为年谱。典籍法制，则为考以著之；人物名宦，则为传以列之。变易名色，既无僭史之嫌；纲举目张，又无遗漏之患。其他率以类附。至事有不伦，则例以义起，别为创制可也。琐屑繁碎，无关惩创，则削而不存可也。详瞻明备，整齐画一乃可为国史取村；否则纵极精采，不过一家小说耳，又何裨焉？
一，今世志艺文者，多取长吏及邑绅所为诗赋、记序、杂文，依类相附。 甚而风云月露之无关惩创，生祠碑颂之全无实征，亦胥入焉。此姑无论是非，即使文俱典则，诗必雅驯，而铨次类录，诸体务臻，此亦选文之体，非复志乘之体矣。夫既志艺文，当仿《三通》、《七略》之意，取是邦学士著选书籍，分其部汇，首标目录，次序颠末，删芜撷秀，掇取大旨，论其得失，比类成编，乃使后人得所考据，或可为馆阁雠校取材，斯不失为志乘体尔。至坛庙碑铭，城堤纪述，利弊论著，土物题咏，则附人物产、田赋、风俗、地理诸考，以见得失之由，沿革之故。如班史取延年、贾让诸疏入《河渠志》，贾谊、晁错诸疏入《食货志》之例可也。学士论著，有可见其生平抱负，则全录于本传，如班史录《天人三策》于《董仲舒传》，录《治安》诸疏于《贾谊列传》之例可也。至墓志传赞之属，核实无虚，已有定论，则即取为传文，如班史仍《史记。自序》而为《司马迁传》，仍扬雄《自序》而为《扬雄列传》之例可也。此一定之例，无可疑虑，而相沿不改，则甚矣史识之难也！
一，凡捐资修志，开局延儒，实学未闻，凡例先广，务新耳目，顿易旧书；其实颠倒狙公，有何真见？州郡立志，仿自前明。当时草创之初，虽义例不甚整齐，文辞尚贵真实，剪裁多自己出；非若近日之习套相沿，轻隽小生，史字未曾全识，皆可奋笔妄修，窃叨汽脯者。然其书百无一存，此皆后凌前替，修新志者，袭旧志之纪载，而灭作者之姓名。充其义类，将班《书》既出，《史记》即付祖龙；欧、宋成书，《旧唐》遂可覆瓮与？仆以谓修志者，当续前人之纪载，不当毁前人之成书。即前志义例不明，文辞乖舛，我别为创制，更改成书；亦当听其并行，新新相续，不得擅毁；彼此得失，观者自有公论。仍取前书卷帙目录，作者姓氏，录入新志艺文考中，以备遗亡。
庶得大公无我之意，且吾亦不致见毁于后人矣。 一，志之为体，当详于史。而今之志乘所载，百不及一。此无他，搜罗采辑，一时之耳目难周；掌故备藏，平日之专司无主也。尝拟当事者，欲使志无遗漏，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，佥掾吏之稍通文墨者为之。凡政教典故，堂行事实，六曹案牍，一切皆令关会，目录真迹，汇册存库。异日开局纂修，取裁甚富。虽不当比拟列国史官，亦庶得州间史肯之遗意。今既无及，当建言为将来法也。
一，志乃史体，原属天下公物，非一家墓志寿文，可以漫为浮誉，悦人耳目者。闻近世纂修，往往贿赂公行，请托作传，全无证实。此虽不肖浮薄文人所为，然善恶惩创，自不可废。今之志书，从无录及不善者，一则善善欲长之习见，一则惧罹后思之虚心尔。仆谓讥贬原不可为志体，据事直书，善否自见，直宽隐彰之意同，不可专事浮文，以虚誉为事也。
一，史志之书，有裨风教者，原因传述忠孝节义，凛凛烈烈，有声有色，使百世而下，怯者勇生，贪者廉立。《史记》好侠，多写列客畸流，犹足令人轻生增气，况天地间大节大义，纲常赖以扶持，世教赖以撑柱者乎？每见文人修志，凡景物流连可骋文笔，典故考订可夸博雅之处，无不津津累牍。
一至孝子忠臣，义夫节妇，则寥寥数笔，甚而空存姓氏，行述一字不详，使观者若阅县令署役卯簿，又何取焉？窃谓邑志搜罗不过数十年，采访不过百十里，闻见自有真据，宜加意采辑，广为传述，使观者有所兴起，宿草秋原之下，必有拜彤管而泣秋雨者矣。尤当取穷乡僻壤，畸行奇节，子孙困于无力，或有格于成例，不得邀旌奖者，踪迹既实，务为立传，以备采风者观览，庶乎善善欲长之意。
已上六条，就仆所见，未敢自谓必然。而今世刻行诸志，诚有未见其可者。丈夫生不为史臣，亦当从名公巨卿，执笔充书记，因而得论列当世，以文章见用于时，如纂修志乘，亦其中之一事也。今之所谓修志，令长徒务空名，作者又鲜学识；上不过图注勤事考成，下不过苟资馆谷禄利。甚而邑绅因之以启奔竟，文士得之以舞曲笔；主宾各挟成见，同局或起抵悟；则其于修志事，虽不为亦可也。乃如足下负抱史才，常恨不得一当牛刀小试。向与仆往复商论，窥兄底蕴，当非苟然为者。文安君又能虚心倾领，致币敦请，自必一破从前宿习。杀青未毕，而观者骇愕，以为创特，又岂一邑之书，而实天下之书矣。仆于此事，无能为役，辱存商榷，陈其固陋之衷，以庶几萤烛增辉之义，兄具有以进我乎？ 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日前敬筹末议，薄殖浅陋，猥无定见，非复冀有补高深，聊以塞责云耳。
乃辱教答，借奖有加，高标远引，辞意挚恳，读之真愧且畏也！足下负良史才，博而能断，轩视前古，意志直欲驾范轶陈，区区郡邑志乘，不啻牛刀割◆。乃才大心虚，不耻往复下问。鄙陋如仆，何以副若谷之怀耶？前书粗陈梗概，过辱虚誉，且欲悉询其详。仆虽非其人，辄因高情肫挚之深，不敢无一辞以复，幸商择焉。
二，体裁宜得史法也。州县志乘，混杂无次，既非正体，编分纪表，亦涉僭妄。故前书折衷立法，以外纪、年谱、考、传四体为主，所以避潜史之嫌，而求纪载之实也。然虚名宜避国史，而实意当法古人。外纪年谱之属，今世志乘，百中仅见一二。若考之与传，今虽浑称志传，其实二者之实，未尝不载；特不能合于古史良法者，考体多失之繁碎，而传体多失之浑同也。
考之为体，乃仿书、志而作。子长八书，孟坚十志，综核典章，包函甚广。
范史分三十志，《唐书》广五十篇，则已浸广。至元修《宋史》，志分百六十余，议者讥为科吏档册。然亦仅失裁制，致成汗漫，非若今之州县志书，多分题目，浩无统摄也。如星野、疆域、沿革、山川、物产，俱地理志中事也；户口、赋役、征榷、市籴，俱食货考中事也；灾祥、歌谣、变异、水旱，俱五行志中事也；朝贺、坛庙、祀典、乡饮、宾兴，俱礼仪志中事也。凡百大小，均可类推。篇首冠以总名，下乃缕分件悉，汇列成编。非惟总萃易观，亦且谨严得体。此等款目，直在一更置耳。而今志猥琐繁碎，不啻市井泉货注簿，米盐凌杂，又何观焉？或以长篇大章，如班固《食货》，马迁《平准》，大难结构。岂知文体既合史例，即使措辞如布算子，亦自条理可观，切实有用。文字正不必沾沾顾虑，好为繁琐也。
一，成立宜标作者也。班袭迁史，孝武以前，多用原文，不更别异；以《史》、《汉》同一纪载，而迁史久已通行，故无嫌也。他若诏令、书表之属，则因其本人本事而明叙之，故亦无嫌于抄录成文。至《史记》赞秦，全用贾生三论，则以“善或贾生推言”一句引起。《汉书。迁传》，全用《史记自序》，则以“迁之自序云尔”一句作收。虽用成文，而宾主分明，不同袭善。志为史体，其中不无引用成文，若如俗下之艺文选集，则作者本名，自应标于目录之下。今若刊去所载文辞，分类载入考传诸体，则作者本名易于刊去，须仍复如《史》、《汉》之例标而出之。至文有蔓长，须加删节者，则以“其略曰”三字领起，如孟坚载贾谊诸疏之例可也，援引旧文，自足以议论者，则如《伯夷列传》中，入“其传曰”云云一段文字之例，可也。至若前缀序引，后附论赞，今世纂家，多称野史氏曰，或称外史氏曰，揆之于理，均未允协。莫如直仿东汉之例，标出论曰、序曰之体为安。至反复辨正，存疑附异，或加案曰亦可。否则直入本文，不加标目，随时斟酌，均在夫相体裁衣耳。
一，传体亘归画一也。列传行述入艺文志，前书已辨其非。然国史取材邑志，人物尤属紧要。盖典章法令，国有会典，官有案牍，其事由上而下；故天下通同：即或偶有遗脱，不患无从考证。至于人物一流，自非位望通显，大常议谥，史臣立传，则姓名无由达乎京师。其幽独之上，贞淑之女，幸邀族奖；按厥档册，直不啻花名卯册耳。必待下诏纂修，开馆投牒，然后得核。 故其事由下而上，邑志不详备，则日后何由而证也？夫传即史之列传体尔。
《儒林》、《游侠》，迁《史》首标总目；《文苑》、《道学》，《宋史》又画三科。先儒讥其标帜启争，然亦止标目不及审慎尔。非若后世志乘传述碑版，统列艺文。及作人物列传，又必专标色目，若忠臣、孝子、名贤、文苑之类，挨次排纂，每人多不过八九行，少或一二三行，名曰传略。夫志曰輶轩实录，宜详于史，而乃以略体行之，此何说也？至于标目所不能该，义类兼有所附，非以董宣入《酷吏》，则于《周臣》阙韩通耳。按《史记》列传七十，惟《循吏》、《儒林》而下九篇，标出总目；《汉书》自《外戚》、《佞幸》而上七篇，标出总目。江都传列三策，不必列以《儒林》；东方特好诙谐，不必列入《滑稽》，传例既宽，便可载瑰持之行于法律之外：行相似者，比而附之；文章多者，录而入之。但以庸滥徇情为戒，不以篇幅广狭为拘，乃属善之善耳。
一，论断宜守谨严也：史迁序引断语，俱称太史公曰云云，所以别于叙事之文，并非专标色目。自班固作赞，范史撰论，亦已少靡。南朝诸史，则于传志之末，散文作论，又用韵语，仿孟坚自叙体作赞，以缀论文之后。屋下架屋，斯为多文。自后相沿，制体不一。至明祖纂修《元史》，谕宋濂等据事直书，勿加论赞。虽寓谨严之意，亦非公是之道。仆则以为是非褒贬，第欲其平，论赞不妨附入；但不可作意轩轻，亦不得故恣吊诡。其有是非显然，不待推论，及传文已极抑扬，更无不尽之情者，不必勉强结撰，充备其数。
一，典章宜归详悉也。仆言典章自上而下，可较人物为略，然是极言传之宜更详耳。学校祭祀，一切开载会典者，苟州县所常举行，岂可因而不载？
会典简帙浩繁，购阅非易。使散在州县各志，则人人可观，岂非盛事？况州县举行之典，不过多费梨枣十余枚耳。今志多删不载，未知所谓。
一，自注宜加酌量也。班史自注，于十志尤多。以后史家文字，每用自注。宋人刻伪《苏注杜诗》，其不可强通者，则又妄加“公自注”三字。后人觉其伪者，转矫之曰：古人文字，从无自注。然则如司马《潜虚》，自加象传，又例如耶？志体既取详赡，行文又贵简洁，以类纂之意，而行纪传之文，非加自注，何以明畅？但行文所载之事实，有须详考颠末，则可自注。如《潜虚》之自解文义，则非志体所宜尔。 一，文选宜相辅佐也。诗文杂体入《艺文志》，固非体裁，是以前书欲取备体归于传考。然西京文字甚富，而班史所收之外，寥寥无觏者，以学士著撰，必合史例方收；而一切诗文赋颂，无昭明、李◆其人，先出而采辑之也。史体纵看，志体横看，其为综核一也。然综核者事详，而因以及文。文有关于土风、人事者，其类颇夥，史固不得而尽收之。以故昭明以来，括代为选，唐有《文苑》，宋有《文鉴》，元有《文类》，明有《文选》，广为铨次，巨细毕收，其可证史事之不逮者，不一而足。故左氏论次《国语》，未尝不引谚证谣；而十五《国风》，亦未尝不别为一编，均隶太史。此文选、志乘，交相裨益之明验也。近楚抚于《湖广通志》之外，又选《三楚文献录》。
江苏宋抚军聘邵毗陵修《明文录》外，更撰《三吴文献录》等集，亦佐《江南通志》之不及。仆浅陋寡闻，未知他省皆如是否？然即此一端，亦可类及。
何如略仿《国风》遗意，取其有关民风流俗，参伍质证，可资考校，分列诗文记序诸体，勒为一邑之书，与志相辅，当亦不为无补。但此非足下之力所克为者，盍乘间为当事告焉？
一，列女宜分传例也。列女名传，创于刘向，分汇七篇，义近乎子；缀《颂》述《雅》，学通乎《诗》；而比事属辞，实为史家之籍。班、马二史，均缺此传。自范蔚宗东汉书中，始载《列女》。后史因之，遂为定则。然后世史家所谓列女，则节烈之谓；而刘向所叙，乃罗列之谓也。节烈之烈为列女传，则贞节之与殉烈，已自有殊；若孝女义妇，更不相入，而闺秀才妇，道姑仙女，永无入传之例矣。夫妇道无成，节烈孝义之外，原可稍略；然班姬之盛德，曹昭之史才，蔡琰之文学，岂转不及方技伶官之伦，更无可传之道哉？刘向传中，节烈孝义之外，才如妾婧，奇如鲁女，无所不载；即下至施、旦，亦肯附焉。列之为义，可为广矣。自东汉以后，诸史误以罗列之列，为殉烈之烈。于是法律之外，可载者少；而蔡文姬之入史，人亦议之。今当另立贞节之传，以载旌奖之名。其正载之外，苟有才情卓越，操守不同，或有文采可观，一长擅绝者，不妨入于列女，以附方技、文苑、独行诸传之例。
庶妇德之不尽出于节烈，而苟有一长足录者，亦不致有湮没之叹云。
狂瞽之言，幸惟择之！醉中草草，勿罪。
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（二）
辱示《文选》义例，大有意思，非熟知此道甘苦，何以得此？第有少意商复。夫踵事增华，后来易为力，括代总选，须以史例观之。昭明草刨，与马迁略同。由六朝视两汉，略已；先秦，略之略已。周则子夏《诗序》，屈子《离骚》而外，无他策焉。亦犹天汉视先秦，略已、周则略之略已。五帝三王，则本纪略载而外，不更详焉。昭明兼八代，《史记》采三古，而又当创事，故例疏而文约。《文苑》、《文鉴》，皆包括一代；《汉书》、《唐书》，皆专纪一朝；而又藉前规，故条密而文详。《文苑》之补载陈隋，则续昭明之未备；《文鉴》之并收制科，则广昭明之未登。亦犹班固《地志》之兼采《职方》、《禹贡》，《隋书》诸志之补述梁、陈、周、齐，例以义起，斟酌损益，固无不可耳。夫一代文献，史不尽详，全恃大部总选，得载诸部文字于律令之外，参互考校，可补二十一史之不逮。其事綦重，原与揣摩家评选文字不同，工拙繁简，不可屑屑校量。读书者但当采掇大意，以为博古之功，斯有益耳。
驳文选义例书再答来书云：“得兄所论《文选》义例，甚以为不然。文章一道，所该甚广，史特其中一类耳。选家之例，繁博不伦，四部九流，问所不有？而兄概欲以史拟之。若马若班，若表若志，斤斤焉以萧唐诸选，削趾适履，求其一得符合。将毋陈大士初学时文，而家书悉裁为八股式否？东西两京文字，入选寥寥，而班、范两史排纂，遂为定本。惟李陵塞外一书，班史不载，便近齐梁小儿。果选裨史之不逮乎？抑史裨选之不逮乎？编年有《纲目》，纪传有廿一史，历朝事已昭如日星。而兄复思配以文选，连床架屋，岂为风云月露之辞，可以补柱下之藏耶？选事仿于六朝，而史体亦坏于是，选之无裨于史明矣。考镜古今，论列得失，在乎卓荦之士，不循循株守章句；孺歌妇叹，均可观采，岂皆与史等哉？昔人称杜甫诗史，而杨万里驳之，以为《诗经》果可兼《尚书》否？兄观书素卓荦，而今言犹似牵于训诂然者，仆窃不喜。或有不然，速赐裁示！”惠书甚华而能辨，所赐于仆，岂浅鲜哉！然意旨似犹不甚相悉，而盛意不可虚，故敢以书报。文章一道，体制初不相沿，而原本各有所自。古人文字，其初繁然杂出，惟用所适，岂斤斤焉立一色目，而规规以求其一似哉？ 若云文事本博，而史特于中占其一类，则类将不胜其繁。《伯夷》、《屈原》诸传，夹叙夹议；而《庄周》、《列子》之书，又多假叙事以行文。兄以选例不可一概，则此等文字，将何以画分乎？经史子集，久列四库，其原始亦非远。试论六艺之初，则经目本无有也。大《易》非以圣人之书而尊之，一子书耳。《书》与《春秋》，两史籍耳。《诗》三百篇，文集耳。《仪礼》、《周官》，律令会典耳。自《易》藏太卜而外，其余四者，均隶柱下之籍，而后人取以考证古今得失之林，未闻沾沾取其若《纲目》纪传者，而专为史类，其他体近繁博，遽不得与于是选也。《诗》亡而后《春秋》作，《诗》类今之文选耳，而亦得与史相终始何哉？土风殊异，人事兴衰，纪传所不及详，编年所不能录，而参互考验，其合于是中者，如《鸱枭》之于《金滕》，《乘舟》之于《左传》之类；其出于是外者，如《七月》追述周先，《商颂》兼及异代之类，岂非文章史事，固相终始者与？两京文字，入选甚少，不敌班、范所收，使当年早有如选《文苑》其人，裁为大部盛典，则两汉事迹，吾知更赫赫如昨日矣。史体坏于六朝，自是风气日下，非关《文选》。昭明所收过略，乃可恨耳。所云不循循株守章句，不必列文于史中，顾斤斤画文于史外，其见尚可谓之卓革否？杨万里不通太史观风之意，故驳诗史之说。
以兄之卓见而惑之，何哉？
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修志有二便：地近则易核，时近则迹真。有三长：识足似断凡例，明足以决去取，公足以绝请托。有五难：清晰天度难，考衷古界难，调剂众议难，广征藏书难，预杜是非难。有八忌：忌条理混杂，忌详略失体，忌偏尚文辞，忌妆点名胜，忌擅翻旧案，忌浮记功绩，忌泥古不变，忌贪载传奇。有四体：皇恩庆典宜作纪，官师科甲宜作谱，典籍法制宜作考，名宦人物宜作传。有四要：要简，要严，要核，要雅。今拟乘二便，尽三长，去五难，除八忌，而立四体，以归四要。请略议其所以然者为十条。先陈事宜，后定凡例，庶乎画宫于堵之意云。
一，议职掌，提调专主决断是非，总裁专主笔削文辞，投牒者叙而不议，参阅者议而不断，庶各不相侵，事有专责。
二，议考证。邑志虽小，体例无所不备。考核不厌精详，折衷务祈尽善。 所有应用之书，自省府邻境诸志而外，如《廿二史》、《三楚文献录》、《一统志》、圣祖仁皇帝御纂《方舆路程图》、《大清会典》、《赋役全书》之后，俱须加意采访。他若邑绅所撰野乘、私记、文编、稗史、家谱、图牒之类，凡可资搜讨者，亦须出示征收，博观约取。其六曹案牍，律令文移，有关政教典故、风土利弊者，概令录出副本，一体送馆，以凭详慎铨次。庶能巨细无遗，永垂信史。 三，议征信。邑志尤重人物，取舍贵辨真伪。凡旧志人物列传，例应有改无削。新志人物，一凭本家子孙列状投柜，核实无虚，送馆立传。此俱无可议者。但所送行状，务有可记之实，详悉开列，以备采择，方准收录。如开送名宦，必详曾任何职，实兴何利，实除何弊，实于何事有益国计民生，乃为合例。如胆云清廉勤慎，慈惠严明，全无实征，但作计荐考语体者，概不收受。又如卓行亦必开列行如何卓，文苑亦必开列著有何书，见推士林，儒林亦必核其有功问经，何等著作有关名教，孝友亦必开明于何事见其能孝能友。品虽毋论庸奇偏全，要有真迹，便易采访。否则行皆曾、史，学皆程、朱，文皆马、班，品皆夷、惠，鱼鱼鹿鹿，何以辨真伪哉？至前志所收人物，果有遗漏，或生平大节，载不尽详，亦准其与新收人物一例开送，核实增补。
四，议征文。人物之次，艺文为要。近世志艺文者，类辑诗文记序，其体直如文选；而一邑著述目录，作者源流始末，俱无稽考，非志体也。今拟更定凡例，一仿班《志》刘《略》，标分部汇，删芜撷秀，跋其端委，自勒一考，可为他日馆阁校雠取材，斯则有裨文献耳。但艺文入志，例取盖棺论定，现存之人，虽有著作，例不入志。此系御纂续考馆成法，不同近日志乘，掇拾诗文，可取一时题咏，广登尺幅者也。凡本朝前代学士文人，果有卓然成家，可垂不朽之业，无论经史子集，方技杂流，释门道藏，图画谱牒，帖括训诂，均得净录副本，投柜送馆，以凭核纂。然所送之书，须属共见共闻；即未刻行，亦必论定成集者，方准收录。倘系抄撮稿本，畸零篇页，及从无序跋论定之书，概不入编，庶乎循名责实之意。惟旧志原有目录，而藏书至今散逸者，仍准入志，而于目录之下，注一“亡”字以别之。
五，议传例。史传之作，例取盖棺论定，不为生人立传。历考两汉以下，如《非有先生》、《李赤》诸传，皆以传为游戏。《圬者》、《橐驼》之作，则借传为议论。至《何蕃》、《方山》等传，则又作贻赠序文之用。沿至宋人，遂多为生人作传，其实非史法也。邑志列传，全用史例，凡现存之人，例不入传。惟妇人守节，已邀旌典，或虽未旌奖，而年例己符，操守粹白者，统得破格录入。盖妇人从一而终，既无他志，其一生责任已毕，可无更俟没身。而此等单寒之家，不必尽如文苑卓行之出入缙绅，或在穷乡僻壤，子孙困于无力，以及偶格成例，今日不予表章，恐后此修志，不免遗漏，故搜求至汲汲也。至去任之官，苟一时之政绩卓然可传，舆论交推，更无拟议者，虽未经没身论定，于法亦得立传。盖志为此县而作，为宰有功此县，则甘棠可留；虽或缘故被劾，及乡论未详，安得没其现施事迹？且其人已去，即无谀颂之嫌，而隔越方州，亦无遥访其人存否之例。惟其人现居本县，或现升本省上官及有统辖者，仍不立传；所以远迎合之嫌，杜是非之议耳。其例得立传人物，投递行状，务取生平大节合史例者，详慎开载。纤琐碔砆，凡属浮文，俱宜削去。其有事涉怪诞，义非惩创，或托神鬼，或称奇梦者，虽有所凭，亦不收录。庶兔凫履羊鸣之诮。
六，议书法。典故作考，人物作传，二体去取。均须断制尽善，有体有要，乃属不刊之书，可为后人取法。如考体但重政教典礼，民风土俗，而浮夸形胜，附会景物者，在所当略。其有古迹胜概，确乎可凭，名人题咏，卓然可纪者，亦从小书分庄之例，酌量附入正考之下；所以厘正史体，别于稗乘耳。盖志体譬之治室，厅堂甲第，谓之府宅可也。若依岩之构，跨水之亭，谓之别业可，谓之正寝则不可。玉麈丝绦，谓之仙服可，谓之绅笏则不可：此乃郡县志乘，与卧游清福诸编之分别也。列传亦以名宦乡贤，忠孝节义，儒林卓行为重。文苑、方技有长可见者次之。如职官而无可纪之迹，科目而无可著之业，于法均不得立传。盖志同信史，非如宪纲册籍，一以爵秩衣冠为序者也。其不应立传者，官师另立历任年谱，邑绅另有科甲年谱，年经月纬之下，但注姓名，不得更有浮辞填入。即其中有应立传者，亦不必更于谱内，注明有传字样，以昭画一。若如近日通行之例，则纪官师者，既有职官志，以载受事年月，又有名宦志，以载历任政绩；而于他事有见于生祠碑颂、政绩序记者，又收入艺文志。记邑绅者，既有科目志，又有人物志，亦分及第年分与一生行业为两志。而其行业有见于志铭传诔者，则又收入艺文志。
一人之事，叠见三四门类，于是或于此处注传见某卷，于波处注详见某志，字样纷错，事实倒乱，体裁烦碎，奠此为甚。今日修志，尤当首为厘定，一破俗例者也。 七，议援引。史志引用成文，期明事实，非尚文辞。苟于事实有关，即胥吏文移，亦所采录，况上此者乎？苟于事实无关，虽班扬述作，亦所不取，况下此者乎？但旧志艺文所录文辞，今悉散隶本人本事之下，则篇次繁简不伦，收入考传方幅之内，其势不无删润。如恐嫌似剿袭，则于本文之上，仍标作者姓名，以明其所自而已。至标题之法，一仿《史》、《汉》之例。《史》、《汉》引用周秦诸子，凡寻常删改字句，更不识别，直标“其辞曰”三字领起。惟大有删改，不更仍其篇幅者，始用“其略曰”三字别之，若贾长沙诸疏是也。今所援引，一皆仿此。然诸文体中，各有应得援引之处。独诗赋一体，应用之处甚少。惟地理考内，名胜条中，分注之下，可载少许，以证灵杰。他若抒写性灵，风云月露之作，果系佳构，自应别具行稿，或入专主选文之书，不应搀入史志之内，方为得体。且古来十五《国风》，十二《国语》，并行不悖，未闻可以合为一书。则志中盛选诗词，亦俗例之不可不亟改者。
倘风俗篇中，有必须征引歌谣之处，又不在其例。是又即《左》、《国》引谚征谣之义也。
八，议裁制。取艺文应载一切文辞，各归本人本事，俱无可议。惟应载传志行状诸体，今俱删去，仍取其文裁入列传，则有难处者三焉：一则法所不应立传，与传所不应尽载者，当日碑铭传述，或因文辞为重，不无滥收。
二则志中列传，方幅无多，而原传或有洋洋大篇；全录原文，则繁简不伦；删去事迹，则召怨取讥。三则取用成文，缀入本考本传，原属文中援引之体，故可标作者姓名及“其辞曰”三字，以归征引之体。今若即取旧传，裁为新传，则一体连编，未便更著作者姓名。譬班史作《司马迁传》，全用《史记自序》，则以“迁之自序云尔”一句，标清宾主。盖史公《自序》，原非本传，故得以此句识别之耳。若孝武以前纪传，全用《史记》成文者，更不识别；则以纪即此纪，传即此传，赞即此赞，其体更不容标司马迁曰字样也。
今若遽同此例，则近来少见此种体裁，必有剿袭雷同之谤。此三端者，决无他法可处，惟有大书分注之例，可以两全。盖取彼旧传，就今志义例，裁为新传，而于法所应删之事，未便遽删者，亦与作为双行小字，并作者姓厌，及删润之故，一体附注本文之下。庶儿旧志证实之文，不尽刊落；而新志谨严之体，又不相妨矣。其原文不甚散漫，尚台谨严之例者，一仍其旧，以见本非好为更张也。
九，议标题。近行志乘，去取失伦，芜陋不足观采者，不持文无体要，即其标题，先已不得史法也。如采典故而作考，则天文、地理、礼仪、食货数大端，本足以该一切细目。而今人每好分析，于是天文则分星野、占候为两志，于地理又分疆域、山川为数篇。连编累牍，动分几十门类。大《史》、《汉》八书十志之例具在，曷常作如是之繁碎哉？如访人物而立传，则名宦、乡贤、儒林、卓行数端，本不足以该古今人类。而今人每好合并，于是得一逸才，不问其行业如何超卓，而先拟其有何色目可归；得一全才，不问其学行如何兼至，而先拟其归何门类为重；牴牾牵强，以类括之。夫历史合传独传之文具在，曷尝必首标其色目哉？所以然者，良由典故证据诸文，不隶本考而隶艺文志，则事无原委，不得不散著焉，以藏其苟简之羞。行状碑版诸文，不隶本传而隶艺文志，则人无全传，不得不强合焉，以足其款目之数。
故志体坏于标题不得史法，标题坏于艺文不合史例：而艺文不合史例之原，则又原于创修郡县志时，误仿名山图志之广载诗文也。夫志州县与志名山不同。彼以形胜景物为主，描摩宛肖为工，崖颠之碑，壁阴之记，以及雷电鬼怪之迹，洞天符检之文，与夫今古名流游览登眺之作，收无子遗，即征奥博，盖原无所用史法也。若夫州县志乘，即当时一国之书，民人社稷，政教典故，所用甚广，岂可与彼一例？而有明以来，相沿不改。故州县志乘，虽有彼善于此，而卒鲜卓然独断，裁定史例，可垂法式者。今日尤当一破夙习，以还正史体裁者也。
十，议外编。廿一史中，纪、表、志、传四体而外，《晋书》有载记，《五代史》有附录，《辽史》有《国语解》；至本朝纂修《明史》，亦于年表之外，又有图式。所用虽各不同，要皆例以义起，期于无遗无滥者也。邑志狠并错杂，使同稗野小说，固非正体。若遽以国史简严之例处之，又非广收以备约取之意。凡事属琐屑而不可或遗者，如一产三男，人寿百岁，神仙踪迹，科第盛事，一切新奇可喜之传，虽非史体所重，亦艰速议刊落。当于正传之后，用杂著体，零星纪录，或名外编，或名杂记，另成一体。使纤夥碔砆，先有门类可归，正以厘清正载之体裁也。谣歌谚语，巷说街谈，苟有可观，皆用此律。
甲申冬抄，大门胡明府议修县志，因作此篇，以附商榷。其论笔削义例大意，与旧《答甄秀才》前后两书相出入。而此议前五条，则先事之事直，有波书所不及者。若彼书所条，此议亦不尽入，则此乃就事论事，而余意推广于纂修之外者，所未遑也。至论俗例拘牵之痛，此较前书为畅；而艺文一志，反覆论之特详。是又历考俗例受病之原，皆不出此，故欲为是拔本塞源之论，而断行新定义例，初非好为更张耳。阅者取二书而互考焉，从事编纂之中，庶几小有裨补云。自跋天门县志艺文考序呜呼！艺文一考，非第志文之盛，且以慨其衰也。有志之士，负其胸中之奇，至于牴牾掎撅，不得已而见之于文，伤已！乃其所谓文者，往往竭数十年萤灯雪案，苦雨凄风，所与刻肝肾，耗心血，而郑重以出者。曾不数世，而一觚拓落，存没人间，冷露飘风，同归于尽，可胜慨哉！幸而輶轩载笔，得以传示来兹。然汉史所录，《隋志》阙亡者若干人；《隋志》所录，《唐书》残逸者若干家；《崇文总目》，《中兴书目》，《文渊阁目》，上下千年，大率称是。岂造物忌才，精华欲秘钦？抑所撰述精采不称，不足传久远欤？而两汉以下，百家丛陛，雅俗杂揉，猥鄙琐屑之谈，亦具有存者，则其中亦自有幸不幸焉。《景陵旧志》，艺文不载书目，故前人著作，未尽搜罗；而本传附录生平著书，今亦不少概见。然则斯考所采，更阅三数十年，其散逸遗亡，视今又何如那？此余之所以重为诸家惜也。今采摭诸家，勒为一考，厥类有四：曰经，曰史，曰子，曰集。其别有三：曰传世，曰藏家，俱分隶四部；曰亡逸，别自为类，附篇末。
论曰：近志艺文，一变古法，类萃诗文，而不载书目，非无意也。文章汇次甲乙成编，其有裨于史事者，事以旁证而易详，文以兼收而大备。故昭明以后，唐有《文苑》，宋有《文鉴》，元有《文类》，括代总选，雅俗互陈，凡以辅正史，广见闻，昭文章也。第十五《国风》，十二《国语》，固宜各有成书，理无可杂。近世多仿《国语》而修邑志，不闻仿《国风》而汇辑一邑诗文，以为专集。此其所以爱不忍删，牵率牴牾，一变艺文成法欤！
夫史体尚谨严，选事贵博采。以此诗文阑入志乘，已觉繁多，而以选例推之，则又方嫌其少。然则二者自宜各为成书，交相裨佐明矣。至著作部目，所关至巨，未宜轻议刊置。故今一用古法，以归史载。其文之尤不忍删者，暂隶附录。苟踵事增华，更汇成书，以裨志之不逮，呜呼！庶有闻风而嗣辑者欤？ 天门县志五行考序尧水汤旱，圣世不能无灾。回星反火，外物岂能为异？然而石鹢必书，螟蝗谨志者，将以修人事，答天变也。自《援神》、《钩命》，符谶荒唐，遂失谨严。而班、范所录，一准刘向《洪范》之传，连类比附，证合人事，虽存警戒，未始无附会矣。夫天人之际，圣人谨焉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，五行灾洋，杂出不一。圣人第谨书之，而不与斤斤规合，若者应何事，若者应何人。非不能也，盖征应常变之理，存其概，足以警人心；而牵合其事，必至一有不合，或反疑灾变之不足畏，毋乃欲谨而反怠欤？草木变异，虫兽祸孽，史家悉隶五类，列按五事。余以为祥异固有为而作，亦有不必尽然，难以附合者。故据事直书，不分门类，不注征应，一以年月为次：人事有相关者，杂见他篇，可自得焉。
天门县志学校考厅阙里备家乘矣，成均辑故事矣。胶库伴水，寰宇同风，曷事连编采摭，更为专考？抑自两汉以下，政教各有所崇，而学校有兴无废。披水筑宫，拂谶拭履，有事则于中讲明而施行之，无事则父老子弟，于以观游自淑；而礼法刑政，民彝物则，胥出于是焉。则学校固与吏治相为表里者也。典型具在，坠绪茫然，抚钟鼓而想音徽，可以蹶然兴矣！
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志为史裁，全书自有体例。志中文字，俱关史法，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，亦必有规矩准绳，不可忽也。体例本无一定，但取全书足以自覆，不致互歧，毋庸以意见异同，轻为改易。即原定八门大纲，中分数十子目，略施调剂，亦足自成一家，为目录以就正矣。惟是记传叙述之人，皆出史学。史学不讲，而记传叙述之文，全无法度。以至方志家言，习而不察，不惟文不雅驯，抑亦有害事理。曾子曰：“出辞气，斯远鄙倍矣。”鄙则文不雅也，倍则害于事也。文士囿于习气，各矜所尚，争强于无形之平奇浓淡。此如人心不同，面目各异，何可争，亦何必争哉？推法度义例，不知斟酌，不惟辞不雅驯，难以行远；抑且害于事理，失其所以为言。今既随文改正，附商榷矣。恐未悉所以必改之故，约举数端，以为梗概。则不惟志例洁清，即推而及于记传叙述之文，亦无不可以明白峻洁，切实有用，不致虚文害实事矣。
如《石首县志》，举文动称石邑，害于事也。地名两字，摘取一字，则同一字者，何所分别？即如石首言石，则古之县名，汉有石成，齐有石秋，隋有石南，唐有石岩，今四川有石柱厅，云南有石屏州，山西有石楼县，江南有石埭县，江西、广东又俱有石城县，后之观者，何由而知为今石首也？
至以县称邑，亦习而不察其实，不可训也。邑者，城堡之通称，大而都城、省城、府州之城，皆可称邑。《诗》称京邑，春秋诸国通好，自称敝邑，岂专为今县名乎？小而乡村筑堡，十家之聚，皆可称邑，亦岂为县治邪？
至称今知县为知某县事，亦非实也。宋以京朝官知外县事，体视县令为尊，结衔犹带京秩，故曰某官知某县事耳。今若袭用其称，后人必以宋制疑今制矣。若邑侯、邑大夫，则治下尊之之辞；施于辞章则可，用以叙事，鄙且倍矣。邑宰则春秋之官，虽汉人施于碑刻，毕竟不可为训。令尹亦古官名，不可滥用以疑后人也。官称不用制度而多文语，大有害干事理。曾记有称人先世为司马公者，适欲考其先世，为之迷闷数日，不得其解。盖流俗好用文语，以《周官》司马，名今之兵部；然尚书、侍郎与其属官，皆可通名司马，已难分矣。又府同知，俗称亦为司马，州同亦有州司马之称。自兵部尚书以至州同，其官相悬绝矣。司马公三字，今人已不能辨为何官，况后世乎？以古成均称今之国子监生，以古庠序称今之廪增附生。明经本与进士分科，而今为贡生通号，然恩、拔、副、岁、优、功、廪、增、附、例十等，分别则不可知矣。通显贵官，则谥率恭文懿敏；文人学子，号多峰岩溪泉。谥则称公，号则先生、处士，或如上寿祝辞，或似荐亡告牒，其体不知从何而来。
项籍曰：“书足以记姓名。”今读其书，见其事，而不知其人何名，岂可为史家书事法欤？ 又如双名止称一字，古人已久摘其非。如杜台卿称卿，则语不完，而荀卿、虞卿，皆可通用。安重荣称荣，则语不完，而桓荣、寇荣，皆可通用。
至去疾称疾，无忌称忌，不害称害，且与命名之意相反，岂尚得谓其人欤？
妇女有名者称名，无名者称姓，《左》、《史》以来，未有改者。今志家乃去姓而称氏，甚至称为该氏，则于义为不通，而于文亦鄙塞也。今世为节烈妇女撰文，往往不称姓氏，而即以节妇烈女称之，尤害理也。妇人守节，比于男子抒忠。使为逢、比诸公撰传，不称逢、比之名，而称忠臣云云，有是理乎？经生之为时艺，首用二语破题。破题例不书名，先师则称圣人，弟子则称贤者，颜、曾、孟子则称大贤；盖仿律赋发端，先虚后实，试帖之制度然尔。今用其法以称节孝，真所谓习焉不察者也。
柳子曰：“参之太史以著其洁。”未有不洁而可以言史文者。文如何而为洁，选辞欲其纯而不杂也。古人读《易》如无《书》，不杂之谓也，同为经典，同为圣人之言，倘以龙血鬼车之象，而参粤若稽古之文；取熊蛇鱼雎之梦，而系春王正月之次；则圣人之业荒，而六经之文且不洁矣。今为节妇著传，不叙节妇行事，往往称为矢志柏舟，文指不可得而解也。夫柏舟者，以柏木为舟耳。诗人托以起兴，非柏舟遂为贞节之实事也。《关睢》可以兴淑女，而睢鸠不可遂指为淑女；《鹿鸣》可以兴嘉宾，而鸣鹿岂可遂指为嘉宾？理甚晓然，奈何纪事之文，杂入诗赋藻饰之绮语？夫子曰“必也正名乎。”文字则名言之萃著也。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，而事理于焉不可得而明。是以书有体裁，而文有法度，君子之不得已也。苟徇俗而无伤于理，不害于事，虽非古人所有，自可暖随时变通之义，今亦不尽执矣。
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，与戴东原相遇于宁波道署，冯君弼方官宁绍台兵备道也。戴君经木淹贯，名久著于公卿间，而不解史学，闻余言史事，辄盛气凌之。见余《和州志例》，乃曰：“此于体例，则甚古雅，然修志不贵古雅。余撰《汾州》诸志，皆从世俗，绝不异人，亦无一定义例，惟所便尔。 大志以考地理，但悉心于地理沿革，则志事已竟。侈言文献，岂所谓急务哉？“余曰：“余于体例，求其是尔，非有心于求古雅也。然得其是者，未有不合于古雅者也。如云但须从俗，则世俗之人皆可为之，又何须择人而后与哉？
方志如古国史，本非地理专门。如云但重沿革，而文献非其所急，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，何为集众启馆，敛费以数于金，卑辞厚币，邀君远赴，旷日持久，成书且累函哉？且古今治革，非我臆测所能为也。考沿革者，取资载籍。载籍具在，人人得而考之。虽我今日有失，后人犹得而更正也。若夫一方文献，及时不与搜罗，编次不得其法，去取或失其宜，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，湮没无闻者矣。夫图事之要，莫若取后人所不得而救正者，加之意也。
然则如余所见，考古固宜详慎：不得已而势不两全，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。“戴他顾而语人曰：“沿革苟误，是通部之书皆误矣。名为此府若州之志，实非此府若州也，而可乎？”余曰：“所谓沿革误，而通部之书皆误者，亦止能误入载宿可稽之古事尔。古事误入，亦可凭古书而正之，事与沿革等耳。
至着三数百年之内，遗文逸献之散见旁出，与夫口耳流传，未能必后人之不湮没者。以及兴举利弊，切于一方之实用者，则皆核实可稽，断无误于沿革之失考，而不切合于此府若州者也。“冯君曰：“方志统合古今，乃为完书，岂仅为三数百年以内设邪？”余曰：“史部之书，详近略远，诸家类然，不独在方志也。《太史公书》详于汉制，其述虞、夏、商、周，显与六艺背者，亦颇有之。然六艺具在，人可凭而正史迁之失。则迁书虽误，犹无伤也。秦楚之际，下逮天汉，百余年间，人将一惟迁书是凭。迁于此而不详，后世何由考其事邪？且今之修方志者，必欲统合今古，盖为前人之修是志，率多猥陋，无所取裁，不得已而发凡起例，如创造尔。如前志无憾，则但当续其所有；前志有阙，但当补其所无。
夫方志失修，远者不过百年，近者不过三数十年。今远期于三数百年，以其事虽递修，而义同创造，特宽为之计尔。若果前志可取，正不必尽方志而皆计及于三数百年也。夫修志者，非示观美，将求其实用也。时殊势异，旧志不能兼该，是以远或百年，近或三数十年，须更修也。若云但考沿革，而他非所重，则沿革明显，毋庸考订之，州县可无庸修志矣。“冯君恍悟曰：”然。“戴拂衣径去，明日示余《汾州府志》曰：“余于沿革之外，非无别裁卓见者也。旧志人物门类，乃首名僧，余欲删之，而所载实事，卓卓如彼，又不可去。然僧岂可以为人？他志编次人物之中无识甚矣。余思名僧必居古寺，古寺当归古迹，故取名憎事实，归之古迹，庸史不解此创例也。”余曰：“古迹非志所重，当附见于舆地之图，不当自力专门。古迹而立专门，乃统志类纂名目，陋儒袭之，入于方志，非通裁也。如云僧不可以为人，则彼血肉之躯，非木非石，毕竟是何物邪？笔削之例至严，极于《春秋》。其所诛贬，极于乱臣贼子。亦止正其名而诛贬之，不闻不以为人，而书法异于圆首方足之伦也。且人物仿史例也，史于奸臣叛贼，犹与忠良并列于传，不闻不以为人，而附于地理志也。削僧事而不载，不过俚儒之见耳。以古迹为名僧之留辙，而不以人物为名，则《会稽志》禹穴，而人物无禹；《偃师志》汤墓，而人物无汤；《曲阜志》孔林，而人物无孔子。彼名僧者，何幸而得与禹、汤、孔子同其尊欤？无其识而强作解事，固不如庸俗之犹免于怪妄也。”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承示志稿，体裁简贵，法律森严，而殷殷辱赐下询，惟恐有辜盛意，则仅就鄙衷所见，约举一二，以备采菲，然亦未必是也。盖方志之弊久矣，流俗猥滥之书，固可不论，而雅意拂拭，取足成家，则往往有之。大抵有文人之书，学人之书，辞人之书，说家之书，史家之书，惟史家为得其正宗。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，途径不一。著作之史，宋人以还，绝不多见。
而纂辑之史，则以博雅为事，以一字必有按据为归，错综排比，整炼而有剪裁，斯为美也。 今来稿大抵仿朱氏《旧闻》，所谓纂辑之善者也，而用之似不能画一其体。前周书昌与李南涧合修《历城县志》，无一字不著来历。其古书旧志有明文者，固注原书名目；即新收之事，无书可注，如取于案牍，则注某房案卷字佯；如取投送传状，则注家传呈状字样；其有得于口述者，则注某人口述字样。此明全书并无自己一语之证，乃真仿《旧闻》而画一矣。志中或注新增二字，或不加注，似非义例。
又世纪遗漏过多，于本地沿革之见于史志者，尚未采备，其余亦似少头绪，此门似尚未可用。至城市中之学校，录及乐章及先贤先儒配位，此乃率土所同，颁于令典，本不须载；今载之，又不注出于《会典》，而注出于旧志，似亦失其本原。又诗文入志，本宜斟酌，鄙意故欲别为文征。今仿《旧闻》之例，载于本门之下，则亦宜画一其例。按《旧闻》无论诗文，概为低格分载。今但于山川门中，全篇录诗，而诸门有应入传志记叙之文，多删节而不列正文，恐简要虽得，而未能包举也。
又表之为体，纵横经纬，所以爽豁眉目，省约篇章，义至善也。今职官选举，仍散著如花名簿，名虽为表，而实非表。户籍之表善矣，然注图甲姓氏可也。今有注入名者，不知所指何人，似宜覈核。 艺文之例，经、史、子、集无不当收。其著书之人，不尽出于文苑。今裁文苑之传而入艺文，谓仿《书录解题》。其实刘向《七略别录》，未尝不表其人，略同传体。然班氏撰入《汉。艺文志》，则各自为传，而于《艺文》目下，但注有传二字，乃为得体。今又不免反客而为主矣。
以上诸条，极知瞽蒙之见，无当采择。且不自揣，而为出位之谋，是以琐屑不敢渎陈；然既承询及，不敢不举其大略也。
复崔荆州书前月过从，正在公事旁午之际，荷蒙赐赆赠舟，深切不安。措大眼孔，不达官场缓急情事，屡书冒读，抱惭无地！冬寒，敬想尊候近佳。所付志稿，解缆匆忙，未及开视，曾拜书，俟旋省申覆。舟中无事，亦粗一过目，则叹执事明鉴，非他人可及。前在省相见，送志稿时，执事留日无多，即云：“志颇精当，内有讹错，亦易改正。”数语即为定评。 今诸缙绅，磨勘月余，签摘如麻，甚至屡加诋诘嘲笑，全失雅道，乃使鄙人抱惭无地。然究竟推敲，不过职官、科目二表，人名有颠倒错落；文征碑记一卷，时代不按先后，诚然牴牾。然校书如仇，议礼成讼，办书之有签商往复，亦事理之常。否则古人不必立校雠之学，今人修书，亦不必列校订参阅之衔名矣。况职官、科目二表，实有办理错误之处；亦有开送册籍，本不完全之处。文征则因先已成卷，后有续收，以致时代有差。虽曰舛误，亦不尽无因也。而诸绅指摘之外，严加诋诃，如塾师之于孺子，官长之于胥吏，则亦过矣。况文理果系明通，指摘果无差失，鄙人何难以严师奉之。今开卷第一条，则凡例原文云“方志为国史要删”，语本明白。要删，犹云删要以备用尔。语出《史记》，初非深僻。而签改为要典，则是国史反藉方志为重，事理失实，而语亦费解矣。文征《二圣祠记》，上云“立化像前”，下云“食顷复活”。化即死也，故字书死字从化字之半。其文亦自明白。今签立化句云：“有误，否则下文复活无根。”由此观之，其人文理本未明通，宜其任意呵叱，不知斯文有面目也。至职官、科目之表，舛误自应改正。然职官有文武正佐，科目亦有文武甲乙，既以所属七县画分七格，再取每属之职官科目，逐一分格，则尺幅所不能容。是以止分七格，而以各款名目，注于人名之下。此法本于《汉书。百官表》，以三十四官，并列一十四格，而仍于表内各注名目，最为执简驭繁之良法。今签指云：“混合一表，眉目不清。”
又文征以各体文字分编，通部一例，偶因碑记编次舛误，自应签驳改正可也。
今签忽云：“学校之记当前，署廨列后，寺观再次于后。”则一体之中，又须分类；分类未为不可，然表奏、序论、诗赋诸体，又不分类，亦不签改，则一书之例，自相矛盾。由此观之，其人于书之体例，原不谙习，但知信口詈骂，不知交际有礼义也。其余摘所非摘、驳所非驳之处甚多，姑举一二以概其余。则诸绅见教之签，容有不可尽信者矣。
《荆志》风俗，袭用旧文，以谓士敦廉让。今观此书签议，出于诸绅，则于文理既不知字句反正虚实，而于体例又不知款目前后编次，一味横肆斥骂，殆于庸妄之尤，难以语文风土习矣。因思执事数日之间，评定志稿得矢，较诸绅汇集多日，纷指如麻，为远胜之，无任钦佩之至。但此时执事无暇及此，而鄙人又逼归期，俟明岁如签声覆，以听进止可耳。
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乾隆四十六年冬，余自肥乡知县移剧大名。大名自并魏移治府城，号称畿南冲要；而县志尚未哀合成书，文献之征，阙焉未备。余有志搜罗，下车之始，姑未遑暇。至四十九年、乃与乡缙绅讨论商榷，采取两县旧志，参互考订，益以后所见闻，汇辑为编，得图说二篇，表二篇，志七篇，传五篇，凡一十六篇。而叙例目录之列于卷首，杂采缀记之附于眷未者不与焉。五十年春正月，书成。会余迁河间府同知，寻以罣误免官，羁迹旧治。而继为政者休宁吴君，自隆平移治兹县。吴君故尝以循良名声三辅，而大雅擅文，所学具有原本。及余相得，奠逆于心。因以志稿属君订定，而付之梓人。爱述所以为志之由，而质之吴君。
曰：往在肥乡官舍，同年友会稽章君学诚，与余论修志事。章君所言，与今之修志者异。余征其说，章君曰：“郡县志乘，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；而近代修志诸家，误仿唐、朱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。《周官》外史掌四方之志，注谓若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梼杌》，鲁之《春秋》。是一国之史，无所不载，乃可为一朝之所取裁。夫子作《春秋》，而必征百国宝书，是其义矣。
若夫图经之用，乃是地理专门。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，注：版谓户籍，图谓土地形象，田地广狭，即后世图经所由仿也。是方志之与图经，其体截然不同；而后人不辨其类，盖已久矣。“余曰：”图经于今，犹可考乎？“章君曰：“古之图经，今不可见，间有经存图亡，如《吴郡图经》、《高丽图经》之类；又约略见于群书之所称引，如水经地志之类，不能得其全也。
今之图经，则州县舆图，与六条宪纲之册，其散著也。若元、明之《一统志》书，其总汇也。散著之篇，存于官府文书，本无文理，学者所不屑道。统汇之书，则固地理专门，而人物流寓，形胜土产，古迹祠庙诸名目，则因地理而类撮之，取供文学词章之所采用，而非所以为书之本意也。故形胜必用骈俪，人物节取要略，古迹流连景物，祠庙亦载游观，此则地理中之类纂，而不为一方文献之征，甚皎然也。“余曰：“然则统志之例，非与？阎氏若璩以谓统志之书，不当载人物者，其言洵足法与？”章君曰：“统志创于元、明，其体本于唐、宋，质文损益，具有所受，不可以为非也。《元和郡县》之志，篇首各冠以图，图后系以四至八到，山川经纬之外，无旁缀焉；此图经之本质也。《太平寰宇》之记，则入人物艺文，所谓踵事而增华也。《嘉熙方舆胜览》，侈陈名胜古迹，游览辞赋，则逐流而靡矣。《统志》之例，补《寰宇》之剩义，删名胜之支辞，折衷前人，有所依据，阎氏从而议之过矣。然而其体自有轻重，不可守其类纂名目，以备一方文献之全，甚晓然也。”余曰：“古之方志，义例何如？”章君曰：“三代封建，与后代割据之雄，大抵国自为制，其体固不侔矣。郡县之世，则汉人所为《汝南先贤》、《襄阳耆旧》、《关东风俗》诸传说，固已偏而不备，且流传亦非其本书矣。今可见者，宋志十有余家，虽不能无得失，而当时图经纂类名目未盛，则史氏家法犹存，未若今之直以纂类子目，取为全志，俨如天经地义之不可易也。”余曰：“宋志十有余家，得失安在？”章君曰：“范氏之《吴郡志》，罗氏之《新安志》，其尤善也；《罗志》芜而不精，《范志》短而不详，其所蔽也；《罗志》意存著述，《范志》笔具剪裁，其所长也。后人得著述之意者鲜矣。知剪裁者，其文削而不腴，其事郁而不畅，其所识解，不出文人习气，而不可通于史氏宏裁；著康氏《武功》之志，韩氏《朝邑》之志，其显者也。何为文人习气？盖仿韩退之《画记》而叙山川物产，不知八书、十志之体，不可废也；仿柳子厚《先友记》而志人物，不知七十列传之例，不可忘也。然此犹文人徇名之弊也；等而下者，更无论矣。”余曰：“如君所言，修志如何而后可？”章君曰：“志者，志也。其事其文之外，必有义焉，史家著作之微旨也。一方掌故，何取一人著作？然不托于著作，则不能以传世而行远也。文案簿籍，非不详明，特难乎其久也，是以贵专家焉。专家之旨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不可以言传也。其可以言传者，则规矩法度，必明全史之通裁也。”“明全史之通裁当奈何？”曰：“知方志非地理专书，则山川、都里、坊表、名胜，皆当汇入地理，而不可分占篇目，失宾主之义也。知方志为国史取裁，则人物当详于史传，而不可节录大略；艺文当详载书目，而不可类选诗文也。知方志为史部要删，则胥吏案牍，文士绮言，皆无所用，而体裁当规史法也。此则其可言者也。夫家有谱，州县有志，国有史，其义一也。然家谱有征，则县志取焉；县志有征，则国史取焉。今修一代之史，盖有取于家谱者矣，未闻取于县志。则荒略无稽，荐绅先生所难言也。然其故，实始于误仿图经纂类之名目，此则不可不明辨也。”噫！章君之言，余未之能尽也。然于志事，实不敢掉之以轻心焉。二图包括地理，不敢流连名胜，侈景物也。七志分别纲目，不敢以附丽失伦，致散涣也。二表辨析经纬，不敢以花名卯簿，致芜秽也。五传详具事实，不敢节略文饰，失征信也。乡荐绅不余河汉，勤勤讨论，勒为斯志，庶几一方之掌故，不致如章君之所谓误于地理之偏焉耳。若求其志，而欲附于著作专家，则余谢不敏矣。
为毕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常德为古名郡，左包洞庭，右控五溪，战国楚黔中地，秦楚争衡，必得黔中以为橐钥；所谓旁摄溪蛮，南通岭峤，从此利尽南海者也。后汉尝移荆州治此，盖外控诸蛮，则州部之内，千里晏然。隋、唐以来，益为全楚关键。
五季马氏既并朗州，而后屹然雄视，诸镇莫敢与抗矣。盖北屏荆渚，南临长沙，远作滇、黔门户，实为控要之区，不其然欤？我朝奕世承平，蛮夷率服，大湖南北，皆为腹地。康熙二十二年，满洲将军驻防荆州，遂移提督军门，弹压常德。后虽分湖南、北为两部院，而营制联络两部，呼吸相通，故节制之任，仍统于一。
余承乏两湖，尝按部常德，览其山川形势，慨想秦汉通道以来，治乱机缄，割制利弊，与夫居安思治，化俗宜民之道，爱进守土长吏，讲求而切磋究之。知府三原李君大霳，悃愊吏也。六条之察，次第既略具矣。府志辑于康熙九年，故册荒陋，不可究诘；百余年之文献，又邈焉无征；于是请事重修。余谓此能知其大也。虽然，方志遍寰宇矣，贤长吏知政贵有恒，而载笔之士，不知辞尚体要，猥芜杂滥，无讥焉耳。即有矫出流俗，自命成家，或文人矜于辞采，学士侈其搜罗，而干事之关于经济，文之出于史裁，则未之议也。
会稽章典籍学诚，游于余门，数为余言史事，犁然有当于余心。余嘉李君之意，因属典籍，为之撰次，阅一载而告成。凡书二十四篇：为纪者二，编年以综一郡之大事；为考者十，分类以识今古之典章；为表者四，年经事纬，以著封建、职官、选举、人物之名姓；为略者一，为传者七，采辑传记，参合见闻，以识名宦、乡贤、忠孝、节义之行事。纲举而目斯张，体立而用可达。俗志附会古迹，题咏八景，无实靡文，概从删落。其有记序文字，歌咏篇什，足以考证事实，润色风雅，志家例录为艺文者。今以艺文专载书目，诗文不可混于史裁，别撰《文征》七卷，自为一书，与志相辅而行。其搜剔之余，畸言脞说，无当经纶，而有资谈助者，更为《丛谈》一卷。皆不入于志篇。凡此区分类别，所以辨明识职，归于体要。于是常德典故，可指掌而言也。 夫志不特表章文献，亦以辅政教也。披览舆图，则善德、桃源之为山镇，渐、潜、沧浪之为川泽，悠然想见古人清风，可以兴起末俗。爱求前迹，有若马伏波、应司隶之流，制苗蛮于汉世；李习之、温简舆其人，兴水利于唐时；因地制宜，随时应变，皆文武长吏前事之师。考古即以征今，而平日讨论，不可以不豫也。盖政之有恒，与辞之体要，本非两事，昧于治者不察也。
余故因李君之知所务也，而推明大旨，以为求治理者法焉。
为毕秋帆制府撰荆州府志序荆州富于《禹贡》《职方》，雄据于三国六朝五季，而冲要岩剧于前明。 盖至今所领仅七城，而于湖北部内十一府州，犹为重望云。三代画州，荆域袤延且数千里，无可言也。汉分南郡，荆州所部。蒯越说刘表曰：“荆州南据江陵，北守襄阳，八郡可传檄而定。”诸葛忠武说昭烈曰：“荆州北据汉、沔，利尽南海，东连吴会，西通巴蜀，用武之国。”六朝争剧于萧梁，五季称雄于高氏，一时献奇借箸，腾说虽多，大约不出蒯、葛数语。然是时荆州，实兼武陵、桂阳诸郡，幅员包湖南境。至明改元中兴路为荆州府，则今荆州境矣。彼时王国所封，蔚为都会。我朝因明旧治，初以总兵官镇守其地，旋改满营，设将军都统以下如制。雍正十三年，割二州三县与土司地，分置宜昌、施南两府。乾隆五十六年，又以远安隶荆门州。于是荆州所部，止于七县。然而形势犹最诸府，则江陵固兼南北之冲，而东延西控，联络故自若也。
至于时事异宜，则满汉分城，民兵不扰；漕兑互抵，转饷无劳，亦既因时而立制矣。惟大江东下分流，故道多湮，江防堵筑，视昔为重。乾隆戊电大水灌城，军民被淹，城治倾圮。天子南顾畴咨，特命重臣持节临莅，发帑二百万金，巨工大役，次第兴举。余于是时，奉命来督两湖，夙夜惴惕，惟恐思虑有所未周，无以仰答诏旨。咨于群公，询于寮寀，群策材力，幸无陨越。 而亿兆生灵，皆蒙恺泽，而出于昏垫，则荆州虽故而若新也。
逾年，民气渐苏，官司稍有清晏。知府山阴张君方理，始欲整齐掌故，为后持循；旋以事去。继其任者，永济崔君龙见，乃集七县长吏而议修府志。
崔君以名进士起家，学优而仕，其于斯志，盖斤斤乎不苟作也。且《荆志》著于古者，倍他卅邵，盛弘之有《荆州记》，庾仲雍有《江记》，宗懔有《荆楚岁时记》，梁元帝有《荆南志》；又有《丹阳尹传》，书虽不存，部目可考，遗文逸句，犹时见于群书所称引也。前明所修《荆州府志》，仅见著录而无其籍。康熙年间胡在格所修，号称佳本，而世亦鲜见，今存叶仰高志，自云多仍胡氏旧文，体例谨严，纂辑必注所出，则其法之善也。而崔君之于斯志，则一秉史裁，详赡博雅之中，运以独断别裁之义。首纪以具编年史法，次表以著世次年代，掌故存于诸考，人物详于列传，亦既纲举而目张矣。又以史志之书，记事为主。艺文乃著录之篇，而近代志家，猥选诗文杂体；其有矫而正者，则又裁节诗文，分类隶于本事之下，皆失古人流别。今师史例以辑府志，更仿选例以辑文征。自云：志师八家《国语》，文征师十五《国风》，各自为书，乃得相辅而不相乱。又采辑之余，琐事畸盲，取则失裁，弃则可惜。近人编为志余，亦非史法。今乃别为《丛谈》一书，巨细兼收，而有条不紊，盖近日志家所罕见也。昔罗愿撰《新安志》，自谓儒者之书，不同钞撮簿记。今崔君所辑，本源深远，视罗氏雅裁，有过之而无不及已。
会湖北有《通志》之役，聘会稽章典籍学诚，论次其事。章君雅有史识，与余言而有合。崔君又屡质于典籍，往复商榷，时亦取衷于余。余故备悉其始末，而叙于卷端。
为毕秋帆制府撰石首县志序石首为荆州望县，两汉本华容地，晋平吴，分华容置县，因山以石首名。
赵宋改治调弦，易名建宁。寻迁绣林山左，复名石首。元大德中，又迁楚望山下。历明至今，文物声名，为荆部称盛。县志不修，近六十年。旧志疏脱，诠次无法，又阙数十年之事实。知县玉田王君维屏，因余撰辑通志，檄征州县之书，乃论次其县事，犁剔八门，合首尾为书十篇，以副所征，且请余为之序。 余披览其书，而知王君之可与论治也。夫为政必先纲纪，治书必明体要。
近日为州县志者，或胥吏案牍，芜秽失裁；或景物题咏，浮华无实。而求其名义所归，政教所重，则茫然不知其所指焉。夫政者，事也；志者，言也。
天下盖有言之斐然，而不得于其事者矣；未闻言之尚无条贯，而其事转能秩然得叙者也。今王君是志，凡目数十，括以八目，若网在纲，有条不紊。首曰编年，存史法也。志者史所取裁，史以记事，非编年弗为纲也。次曰方舆，考地理也。县之有由立也，山川古迹，以类次焉。而水利江防，居其要矣。
次曰建置，人功修也。城池廨署，以至坛庙，依次附焉。次曰民政，法度立也。户田赋役之隶于司徒，邮驿兵防之隶于司马，皆《洪范》八政之经也。
次曰秩官，昭典守也。长佐师儒，政教所由出也。而卓然者，受斯传矣。次曰选举，辟才俊也。论秀书升，《王制》之大，兴贤与能，《周官》是详；勒邦乘者，所不容略也。次曰人物，次曰艺文，一以征文，一以考献。皆搜罗放失，谨备遗忘，尤为乘时之要务也。人物必征实事，而下以标榜为虚名；艺文谨著部目，而不以诗文充篇幅。盖人物为马《史》列传之遗，艺文为班刘著录之例，事必师古，而后可以法当世也。部分为八，亦既纲举而目张矣。
至于序例图考，寇于篇首，余文剩说，缀于简末，别为篇次，不入八门。殆如九夫画井，八阵行军，经纬灿然，体用具备。乃知方志为一方之政要，非徒以风流文采，为长吏饰儒雅之名也。
旦石首置县以来，凡三徙矣。今县治形势，实为不易。四顾平衍之中，至具群山涌出，东有龙盖，南有马鞍，西有绣林，北有楚望，居中扼要，政令易均。是以明代至今，相仍为治。夫抚驭必因形势，为政必恃纲纪，治韦必贵体要，一也。王君以儒术入仕，知所先务。其于治书，洵有得于体要，后人相仍，如县治矣。抑古人云：“坐而言者期起而行。”今之具于书者，果能实见诸政治，则必不以簿书案牍为足称职业，文采绚饰为足表声誉。是则虽为一县之志，即王君一人之治书也。古之良史，莫能尚已，余于王君有厚望焉。
书武功志后康海《武功志》三卷，又分七篇，各为之目：一曰《地理》，二曰《建置》，三曰《祠祀》，四曰《田赋》，五曰《官师》，六曰《人物》，七曰《选举》。首仿古人著述，别为篇叙，高自位置，几于不让，而世多称之。 王氏士正，亦谓“文简事核，训辞尔雅”；后人至欲奉为修志楷模，可为幸矣，夫康氏以二万许言，成书三卷，作一县志，自以谓高简矣。今观其书，芜秽特甚。盖缘不知史家法度，文章体裁，而惟以约省卷篇，谓之高简，则谁不能为高简邪？
志乃史裁，苟于事理无关，例不滥收诗赋。康氏于名胜古迹，猥登无用诗文；其与俗下修志，以文选之例为艺文者，相去有几？夫诸侯不祖天子，大夫不祖诸侯，严名分也。历代帝王、后妃，史尊纪传，不藉方志。修方志者，遇帝王、后妃故里，表明其说可也。列帝王于人物，载后妃于列女，非惟名分混淆，且思王者天下为家，于一县乎何有？康氏于人物，则首列后稷以至文王，节录太史《周纪》；次则列唐高祖、太宗，又节录《唐本纪》，乖刺不可胜诘矣。方志不当僭列帝王，姑且勿论。就如其例，则武王以下，何为删之？以谓后有天下，非◆之故邑耶？则太王尝迁于歧，文王又迁于丰，何以仍列武功人物？以武王买有天下，文王以上，不过追王，故录之耶？则唐之高祖、太宗，又何取义？以谓高祖、太宗生长其地，故录之耶？则宣、懿二祖，何为删之？后妃上自姜◆，下及太姜，何为中间独无太任？姜非武功封邑，入于武功列女，以谓妇从夫耶？则唐高祖之太穆窦后，太宗之文德长孙皇后，皆有贤名，何为又不载乎？夫载所不当载，为芜为僭，以言识不足也。就其自为凡例，任情出入，不可诘以意指所在，天下有如是而可称高简者哉？
尤可异者，志为七篇，舆图何以不入篇次？盖亦从俗例也。篇勿首冠图，图止有二，而苏氏《璇玑》之图，乃与舆图并列，可谓胸中全无伦类者矣。
夫舆图冠首，或仿古人图经之例，所以揭一县之全势，犹可言也。《璇玑》之图，不过一人文字，或仿范氏录蔡琰《悲愤诗》例，收于列女之传可也。
如谓图不可以入传，附见传后可也。蓦然取以冠首，将武功为县，特以苏氏女而显耶？然则充其义例，既列文王于人物矣，曷取六十四卦之图冠首？既列唐太宗于人物矣，曷取六阵之图冠首？虽曰迂谬无理，犹愈《璇玑图》之仅以一女子名也。惟《官师志》褒贬并施，尚为直道不泯，稍出于流俗耳。 书朝邑志后韩邦靖《朝邑志》二卷，为书七篇：一曰《总志》，二曰《风俗》，三曰《物产》，四曰《田赋》，五曰《名宦》，六曰《人物》，七曰《杂记》。
总约不过六七千言，用纸十六七番，志乘之简，无有过于此者。康《武功》极意求简，望之瞠乎后矣。康为作序，亦极称之。
今观文笔，较康实觉简净。惟总志于古迹中入唐诗数首，为芜杂耳。康氏、韩氏皆能文之士，而不解史学，又欲求异于人，故其为书，不情至此，作者所不屑道也。然康氏犹存时人修志规模，故以志法绳之，疵谬百出。韩氏则更不可以为志，直是一篇无韵之《朝邑赋》，又是一篇强分门类之《朝邑考》。入于六朝小书短记之中，如《陈留风俗》、《洛阳伽蓝》诸传记，不以史家正例求之，未始不可通也。故余于《武功》、《朝邑》二家之志，以《朝邑》为稍优。然《朝邑志》之疵病虽少，而程济从建文事，滥采野史，不考事实，一谬也。并选举于人物，而举人进士不载科年，二谬也。书其父事，称韩家君名，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。列女有韩太宜人张氏，自系邦靖尊属，但使人至今不知为何人之妻，何人之母。古人临文不讳。或谓司马迁讳其父谈为同，然《滑稽传》有谈言微中，不讳谈字，恐讳名之说未确。就使讳之，而自叙家世，必实著其父名，所以使后人有所考也。今邦靖讳其父，而使人不知为谁；称其尊属为太宜人，而使人不知为谁之妻母，则是没其先人行事，欲求加人而反损矣。三谬也。
至于篇卷之名，古人以竹简为篇，简策不胜，则别自为编，识以甲乙，便稽核耳。后人以缯帛成卷，较竹简所载为多，故以篇为文之起讫，而卷则概以轴之所胜为量。篇有义理，而卷无义理故也。近代则纸册写书，较之卷轴，可增倍蓰，题名为卷，不过存古名耳。如累纸不须别自为册，则分篇者，毋庸更分卷数，为其本自无义理也。今《武功》、《朝邑》二志，其意嫌如俗纂之分门类，而括题俱以篇名，可谓得古人之似矣。《武功》用纸六十余番，一册足用，而必分七篇以为三卷，于义已无所取。《朝邑》用纸仅十余番，不足一册之用，而亦分七篇以为二卷，则何说也？或曰：此乃末节，非关文义，何为屑屑较之？不知二家方以作者自命，此等篇题名目，犹且不达古人之意，则其一笔一削，希风前哲，不自度德量力，概可知矣。
书吴郡志后范成大《吴郡志》五十卷，分篇三十有九：曰沿革，曰分封，曰户口税租，曰土贡，曰风俗，曰城郭，曰学校，曰营寨，曰官字，曰仓库，而场务附焉，曰坊市，曰古迹，曰封爵，曰牧守，曰题名，曰官吏，曰祠庙，曰园亭，曰山，曰虎邱，曰桥梁，曰川，曰水利，曰人物，而列女附焉，曰进士题名，曰土物，曰宫观，曰府郭寺，曰郊外寺，曰县记，曰冢墓，曰仙事，曰浮屠，曰方技，曰奇事，曰异闻，曰考证，曰杂咏，曰杂志。篇首有绍定二年，汴人赵汝谈序。言“石湖志成，守具木欲刻。时有求附某事于籍而弗得者，哗曰：”是书非石湖笔也。‘守莫敢刻，遂藏学宫。绍定初元，广德李侯寿朋以尚书郎出守。其先度支公嘉言，石湖客也。谒学问故，惊曰：“是书犹未刊耶？’他日拜石湖祠，从其家求遗书，校学本无少异。而书止绍熙三年，其后大建置，如百万仓、嘉定新邑、许浦水军、顾径移屯等类皆未载。
于是会校官汪泰亨，与文学士杂议，用褚少孙例，增所阙遗，订其误伪，而不自别为续焉。“又曰：”石湖在时，与郡士龚颐、滕成、周南厚三人数咨焉，而龚荐所闻于公尤多，异论由是作。益公碑公墓，载所为书，篇目可考“云云。其为人所推重如此。今学者论宋人方志，亦推罗氏《新安志》与范氏《吴郡志》为称首，无异辞矣。
余谛审之，文笔亦自清简，后世方志庸猥之习，彼时未开，编次亦尔雅洁。又其体制详郡而略县，自沿革、城池、职官题名之属，皆有郡而无县。 县记二卷，则但记官署，间及署中亭台，或取题石记文而无其名姓，体参差不一律。此则当日志例，与近日府志之合州县志而成者，迥不相同。余别有专篇讨论其事，此固可无论也。第他事详邵略县，称其体例可也。沿革有郡无县，则眉目不分矣。宜其以平江路府，冒吴邵之旧称，冠全志而不知其谬也。且沿革叙入宋代，则云“开宝元年，吴越王改中吴军为平江军。太平兴国三年，钱俶纳土。”考史，是时改苏州矣，而志文不著改州。下突接云：“政和三年，升苏州为平江府。”上无苏州之文，忽入升州为府，文指亦不明矣。通体采摭史籍及诗文说部，编辑而成，仍注所出于本条下，是足为纂类之法，却非著作体也。风俗多摭吴下诗话，间亦考订方音，是矣。徐祐辈九老之会，章祐辈耆英之会，皆当日偶为盛事，不当入风俗也。学校在四卷，县记在三十七八卷；县治官字，既入县记，而学校兼志府县之学，是未出县名而先有学矣。坊市不附城郭，而附官字，亦失其伦。提点刑狱司、提举常平盐茶司题名，不入牧守题名本类，而附见官字之后，亦非法度。提点刑狱题名，皆大书名胜于上，而分注出身与来去年月于下；提举常平盐茶，皆大书官阶名姓于上，而分注任事年月于下，亦于体例未画一也。牧守载有名人，而题名反著于后，是倒置矣。官吏不载品制员额，而但取有可传者，亦为疏略。功曹掾属，与令长相间杂次，亦嫌令长之名在县记之先也。古迹与祠庙、官宇、园亭、冢墓、宫观、寺、山、川等，颇相混乱。别出虎丘一门于山之外，不解类例牵连详略互注之法，则触手皆荆棘矣。
人物不自撰著，裁节史传，亦纂类之例也。依次编为八卷，不用标目分类，尚为大雅。然如张、顾大族，代有闻人，自宜聚族为篇，一族之中，又以代次可也。乃忽分忽合，时代亦复间有颠例，不如诸陆之萃合一编，前后不乱。岂今本讹错，非范氏之原次欤？仙事、浮屠、方技，亦人物之支流，纵欲严其分别，亦当次于人物之后，别其题品可也。今于人物之后，间以进士题名、土物、宫观、府郭寺、郊外寺、县记、冢墓，凡十二卷后，忽出仙事以下三门，遂使物典人事，淆杂不清，可谓扰而不精之甚者矣。土物搜罗极博，证事亦佳。但干将、莫邪、属镂之剑，吴鸿、扈稽之钩，传记所载一时神物，亦复难以尽信，今概入之土物，非其类矣。奇事一卷，异闻三卷，细勘实无分别，考证疏而不至于陋。诗赋杂文，既注各类之下，又取无类可归者，别为杂咏一门，虽所收不恶，亦颇嫌漫漶无当也。每见近人修志，识力不能裁断，而又贪奇嗜琐，不忍割爱，则于卷末编为杂志，或曰余编。盖缘全志分门，如布算子，无复别识心裁，故于事类有难附者，辄为此卷，以作蛇龙之菹，甚无谓也。今观范氏志末，亦为杂志，则前辈已先导之。其实所载，皆有门类可归，惜范氏析例之不精也。其五十卷中，官名地号之称谓非法，人氏名号之倍笔乱填。盖宋人诗话家风，大变史文格律，其无当于方志专家，史官绳尺，不待言矣。其所以为世所称，则以石湖贤而有文，又贵显于当时。而剪裁笔削，虽不合于史法，亦视近日猥滥庸妄一流，固为矫出，得名亦不偶然也。然以是为方志之佳，则不确矣。
书姑苏志后王鏊《姑苏志》六十卷，首郡邑沿革，次古今守令，次科第，皆为之表；次沿革，次分野，次疆域，次山，次水，次水利，次风俗，次户口，次土产，次田赋，次城池，次坊巷，次乡都，次桥梁，次官署，次学校，次兵防，次仓场，次驿递，次坛庙，次寺观，次第宅，次园池，次古迹，次冢墓，次吴世家，附封爵氏族，次平乱，次宦绩，次人物，而人物之中，分名臣、忠义、孝友、儒林、文学、卓行、隐逸、荐举、艺术、杂技、游寓、列女、释老，凡一十三类；殿以纪异杂事。而卷次多寡，不以篇目为齐。名宦分卷为六，人物中之名臣分卷为十，而忠义与孝友合为一卷，儒林与文学合为一卷，仓场与驿递合为一卷，如此等类，不一而足。总六十卷，亦约略纸幅多寡为之，无义例也。《苏志》名义不一，即范氏成大以苏州为《吴郡志》，已失其理；而前人惟讥王氏不当以苏州府志为《姑苏志》，所谓贵耳而贱目也。然郡县志乘，古今卒鲜善本。如范氏、王氏之书，虽非史家所取，究于流俗恶烂之中，犹为矫出。今本《苏州府志》之可取者多，亦缘所因之故籍足采摭也。
然有荒谬无理，不直一笑，虽末流胥吏，略解文簿款式，断不出于是者，如发端之三表是也。
表一曰郡邑沿革，以府县为郡邑，其谬不待言矣。表以州、国郡、军、府、路为目，但有统部州郡而无县邑；无论体例不当，即其自标郡邑名目，岂不相矛盾耶？且职官有知县，而沿革无县名，不识知县等官何所附耶？尤可异者，表之为体，纵横以分经纬，盖有同年月而异地，或同世次而异支，所谓同经异纬，参差不齐，非寻常行墨所能清析，故藉纵横经纬以分别之。
如《守令表》，必以郡之守丞判录，县之令丞簿尉，横列为经；而以朝代年月，纵标为纬。后人欲稽莅任年月，由纵标而得其时世，由横列而知某守某令某丞某录，或先或后，或在同时，披表如指掌也，假有事出先后，必不同时，则无难列款而书，断无经纬作表之理。表以州、国、郡、军、府、路分格，夫州则苏州也，国则吴国也，郡则吴郡也，军府路则平江路府也，此皆一苏州府地先后沿革之名，称吴国时并无苏州，称苏州时并无吴郡，称吴郡时并无平江路府；既无同时异出参差难齐之数，则按款罗列，阅者自知。今乃纵横列表，忽上忽下，毫无义例，是徒乱人耳目；胥吏文簿，不如是颠倒也。《古守令表》，以太守、都尉权摄分格。夫太守、都尉，固有同官年月。
至于权摄，犹今之署印官也。有守即无权守，有尉即无摄尉。权摄官与本官，断无同时互见之理，则亦必无纵横列表之法。今分列格目，虚占篇幅，又胥吏之所不为也。职官列表，当以时制定名；守令之表，当题府县官表，以后贯前可也。今云古守令表，于文义固无碍矣；至于今守令表，则今乃指时制而言也，仍以守令称明之知府、知县，名实之谬，又不待言矣。府官但列知府，而削同知以下；县官但列知县，而削丞簿之属，此何说也？又表有经纬，经纬之法，所谓比其类而合之，乃是使不类者从其类也。故类之与表，势不两立。表则不能为类，类则无所用表，亦胥吏之所通晓也。科第之表，分上、中、下，以古今异制，简编繁重，画时代以分卷可也。其体自宜旁书属籍为经，上书乡会科年为纬。举人、进士，皆科第也，今乃以科第为名，而又分举人、进士列为二表，是分类之法，非比类也。且第进士者，必先得举人。 今以进士居前，举人列后，是于事为倒置，而观者耳目且为所乱，又胥吏所不为也。凡此谬戾，如王氏鏊，号为通人，未必出其所撰，大抵暗于史裁，又浸渍于文人习气，以表无文义可观，不复措意，听一时无识之流，妄为编辑，而不知其贻笑识者，至如是也。故曰文人不可与修志也。
至于官署建置，亭楼台阁，所列前人碑记序跋，仍其原文可也。志文叙述创建重修，一篇之中，忽称为州，忽称为郡，多仍《范志》原文，不知《范志》不足法也。按宋自政和五年以前，名为苏州，政和五年以后，名为平江路府，终宋之世，无吴郡名。《范志》标题既谬，则志文法度，等于自郐无讥。王氏不知改易，所谓谬也。
又叙自古兵革之事，列为平乱一门，亦不得其解也。山川田赋，坊巷风俗，户驿兵仓，皆数典之目；宦迹流寓，人物列女，皆传述之体。平乱名篇，既不类于书志数典，亦不等于列传标人，自当别议记载，务得伦序。否则全志皆当改如记事本末，乃不致于不类之讥。然此惟精史例者始能辨之，尚非所责于此志也。其余文字小疵，编摩偶舛，则更不足深求矣。《苏志》为世盛称，是以不得不辨，非故事苛求，好摭先哲也。
书滦志后家存《滦志》四帙，板刻模糊，脱落颠倒，不可卒读。盖乾隆四十七年，主讲水平，故滦州知州安岳蔡君薰，欲属余撰辑州志，因取旧志视余，即其本也。按《明史。艺文志》，有陈士元《滦州志》十一卷。陈字养吾，湖广应城人，嘉靖甲辰进士，历滦州知州，有盛名，著述甚富，多见《明志》，而史不列传。《应城县志》有传而无书目，然县人士至今犹侈言之。余少侨应城，求其所著，一无所见。闻前知县江浦金。，尽取其家藏稿以去，意甚惜之。今此志尚称陈君原本。康熙中，知州侯绍歧依例续补，虽十一卷之次，不可复寻，而门类义例，无所改易。篇首不知何人撰序，有云：“昔宦中州，会青螺郭公议修《许州志》。公曰：”海内志书，李沧溟《青州志》第一，其次即为《滦志》。‘“似指陈君原本而言。其书与人，均为当世盛称，是以侯君率由而不敢议更张也。今观其书，矫诬迂怪，颇染明中叶人不读书而好奇习气；文理至此，竟不复可言矣。陈君以博赡称，而《滦志》庸妄若此，其他著述，不知更如何也。而郭氏青螺又如此妄赞，不可解矣。
其书分四篇：一曰世编，二曰疆里，三曰壤则，四曰建置。世编用编年体，仿《春秋》书法，实为妄诞不根。篇首大书云：“帝喾氏建九州，我冀分。”传云：“书者何？志始也。”云云。以考九州分域，又大书云：“黄帝逐荤粥。”传云：“书荤粥何？我边邵也。”又大书云：“周武王十有三祀，夷齐饿死于首阳，封召公奭于燕，我燕分。”此皆陈氏原编，怪妄不直一笑。《春秋》，鲁国之书，臣子措辞，义有内外，故称鲁为我，非特别于他国之君。且鲁史既以国名，则书中自不便于书国为鲁，文法宜然，非有他也。郡县之世，天下统于一尊，珥笔为州县志者，孰非朝廷臣子，何我之有？ 至于公谷传经，出于经师授受，隐微之旨，难以遽喻，则假问答而阐明之，非史例也。州县之志，出于一手撰述，非有前人隐义，待已阐明，而自书自解，自问自答，既非优伶演剧，何为作独对之酬酢乎？且刘氏《史通》，尝论《晋纪》及《汉晋春秋》，力诋前人摩拟无端，称我与假设问答，俱在所斥。陈氏号为通博，独未之窥乎？国史且然，况州县志乎？周武王十有三祀，文尤纰缪。殷祀周年，两不相蒙。《洪范》为箕子陈畴，书法变例，非正称也。陈氏为夷齐之故，而改年称祀，其下与封召公，同蒙其文，岂将以召公为殷人乎？且夷齐不食周粟，饿死首阳，盖言不受禄而穷饿以死，非绝粒殉命之谓也。大书识其年岁，不傎甚乎？即此数端，尚待窥其余乎？
其世编分目为三：一曰前代，二曰我朝，三曰中兴。其称我朝者，终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；其题中兴者，断始嘉靖二十九年，实亦不得其解。疆里之目有六：曰域界，曰理制，曰山水，曰胜概，曰风俗，曰往迹。壤则之目有七：曰户口，曰田赋，曰盐法，曰物产，曰马政，曰兵政，曰驿传。建置之目十一：曰城池，曰署廨，曰儒学，曰仓库，曰铺舍，曰街市，曰坊牌，曰楼阁，曰桥渡，曰秩祀，曰寺观。而官师人物。科目选举，俱在编年之内。 官师则大书年月，某官某人来任；其人有可称者，即仿《左传》之例，注其行实于下。科目则曰，某贡于学，某举于乡，某中某傍进士。其有可称者，亦同官师之例，无则阙之。孝义节烈之得旌者，书于受旌之日。而暗修之儒，能文之士，不由科目，与夫节孝之妇，贞淑之女，偶不及旌，则无入志之例矣。
尤有异者，侯君续陈之志，于明万历四十七年，大书我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己未，分注前明年号于下；复大书冯运泰中庄际昌榜进士，又书知州林应聚来任。夫前明疆宇，未入我朝版图，国朝史笔，于书明事，不关于正朔者，并不斥去天启、崇祯年号。藉曰臣子之义，内本朝而外前明，则既书天命年号于上，事之在前明者，必当加明字以别之；庶使阅者知所主客，是亦一定理也。今冯运泰乃明之进士，林应聚乃明之知州，隶于本朝年号之下，又无明字以为之区别，是直以明之进士知州，为本朝之科第职官，不亦诬乎？ 至《滦志》标题，亦甚庸妄。滦乃水名，州亦以水得名耳。今去州字，而称《滦志》，则阅题签者，疑为滦水志矣。然《明。艺文志》以陈士元撰为《滦州志》，则题删州字，或侯绍岐之所为。要以全书观之，此等尚属细事，不足责也。
书灵寿县志后书有以人重者，重其人而略其书可也；文有意善而辞不逮者，重其意而略其辞可也。平湖陆氏陇其，理学名儒，何可轻议？然不甚深于史学，所撰《灵寿县志》，立意甚善，然不甚解于文理。则重陆之为人，而取作志之本意可也。重其人，因重其书，以谓志家之所矜式，则耳食矣。余按陆氏《灵寿县志》十卷：一曰地理，纪事方音附焉，二曰建置，三曰祀典，四曰灾祥，五曰物产，六曰田赋，七曰官师，人曰人物，人物之中，又分后妃、名臣、仕绩、孝义、隐逸、列女，九选举，十艺文。而田赋、艺文分上下卷，祀典、灾祥、物产均合于一，则所分卷数，亦无义例者也。其书大率简略，而田赋独详，可谓知所重矣。《叙例》皆云：“土瘠民贫，居官者不可纷更聚敛，土著者不可侈靡争竟。”尤为仁人恺悌之言。全书大率以是为作书之旨，其用心真不愧于古循良吏矣。
篇末以己所陈请于上，有所兴废于其县者，及与县人傅维云往复论修志凡例终编。其兴废条议，固切实有用；其论修志例，则迂错而无当矣。余惧世人徇名而忘其实也，不得不辨析于后。
如篇首地理，附以方音可也，附以纪事谬矣。纪事，乃前代大事关灵寿者，编年而书，是于一县之中，如史之有本纪者也。纪事可附地理，则《舜典》可附于《禹贡》，而历史本纪可入地理志矣。书事贵于简而有法，似此依附，简则简矣，岂可以为法乎？建置之篇，删去坊表，而云所重在人，不在于坊，其说则迂诞也。人莫重于孔子，人之无藉书志以详，亦莫如孔子。 以为所重有在，而志削其文，则阙里之志，可焚毁矣。坊表之所重在人，犹学校之所重在道也，官署之所重在政也，城池之所重在守也。以为别有所重而不载，是学校、官廨、城池皆可削去，建置一志，直可省其目矣。寺观删而不载，以谓辟邪崇正，亦迂而无当也。《春秋》重兴作，凡不当作而作者，莫不详书，所以示鉴戒也。如陆氏说，则但须削去其文，以为辟邪崇正，千百载后，谁复知其为邪而辟之耶？况寺观之中，金石可考，逸文流传，可求古事，不当削者一也。僧道之官，定于国家制度，所居必有其地，所领必有其徒，不当削者二也。水旱之有祈祷，灾荒之有赈济，弃婴之有收养，先贤祠墓之有香火，地方官吏多择寺观以为公所，多遴僧道以为典守，于事大有所赖，往往见于章奏文移，未尝害干治体。是寺观僧道之类，昔人以崇异端，近日以助官事，正使周孔复生，因势利导，必有所以区处，未必皆执人其人而庐其居也。陆氏以削而不载，示其卫道，何所见之隘乎？官师选举，止详本朝，谓法旧志断自明初之意，则尤谬矣。旧志不能博考前代，而以明初为断，已是旧志之陋；然彼固未尝取其有者而弃之也。今陆氏明见旧志，而删其名姓，其无理不待辨矣。自古诸侯不祖天子，大夫不祖诸侯，理势然也。
方志诸家，于前代帝王后妃，但当著其出处，不可列为人物，此说前人亦屡议之，而其说讫不能定。其实列人物者，谬也。姑无论理势当否，试问人物之例，统载古今，方志既以前代帝王、后妃，列于人物，则修京兆志者，当以本朝帝、后入人物矣。此不问而知其不可。则陆志人物之首后妃，殊为不谨严也。
至于篇末与傅维云议，其初不过所见有偏，及往复再辨，而强辞不准于情理矣。其自云：“名臣言行，如乐毅、曹彬，章章于正史者，止存其略。”维云则谓“三代以上圣贤，事已见经籍者，史迁仍入《史记》；史迁所叙孝武前事，班固仍入《汉书》，不以他见而遂略。前人史传文集，荒僻小县，人罕尽见；艺文中如乐毅《报燕王书》、韩维《僖祖庙议》，不当刊削。”其说是也。陆氏乃云：“春秋人物，莫大于孔子，文章亦莫过于孔子。《左传》于孔子之事，不如叔向、子产之详，于孔子之文，不如叔向、子产之多。
相鲁适楚，删书正乐，事之章章于万世者，曾不一见；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，昭昭于万世者，曾不一见。以孔子万世圣人，不必沾沾称述于一书，所以尊孔子也。“此则非陆氏之本意，因穷于措办，故为大言，以气盖人，而不顾其理之安，依然诋毁阳明习气矣。《左传》乃裁取国史为之，所记皆事之关国家者，义与《春秋》相为经纬。子产、叔向，贤而有文，又当国最久，故晋、郑之享，多涉二人言行，非故详也，关一国之政也。孔子不遇于时，惟相定公为郏谷之会，齐人来归汶阳之田，是与国事相关，何尝不详载乎？其奔走四方，与设教洙泗，事与国政无关，左氏编年附经，其体径直，非如后史纪传之体，可以特著道学、儒林、文苑等传，曲折而书，因人加重者也。虽欲独详孔子，其道无由，岂曰以是尊孔子哉！至谓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不入《左传》，亦为左氏之尊孔子，其曲谬与前说略同，毋庸更辨。第如其所说，以不载为尊，则帝典之载尧舜，谟贡之载大禹，是史臣不尊尧、舜、禹也；二南正雅之歌咏文武，是诗人不尊周先王也；孔子删述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是孔子不尊二帝三王也。其说尚可通乎？且动以孔子为拟，尤学究压人故习。试问陆氏修志初心，其视乐毅、曹彬、韩维诸人，岂谓足以当孔子邪？
又引太史公《管晏传赞》有云：“吾读《管子》《牧民》、《山高》、《乘马》、《轻重》、《九府》及《晏子春秋》，其书世多有之，是以不论。“可见世所有者，不必详也。此说稍近理矣，然亦不知司马氏之微意，盖重在轶事，故为是言。且诸子著书，亦不能尽裁入传。韩非载其《说难》，又岂因其书为世所有而不载耶？文入史传，与入方志艺文，其事又异。史传本记事之文，故裁取须严；而方志艺文，虽为俗例滥入诗文，然其法既宽，自可裁优而入选也。必欲两全而无遗憾，余别有义例，此不复详。